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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三国志》(陈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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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史学家.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 《三国志》
　　学者谯周（蜀国天文学家）,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人物评价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当时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失传了.
　　编辑本段作品评价
　　总的概述
　　《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也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作品缺点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三国志》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因黄皓弄权,陈寿不肯阿附黄皓.因此被遭排挤.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与其他史料对比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 《三国志》
　　《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取材精审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以至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行文简明干净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品题人物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优点评价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 《三国志》
　　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其他评价
　　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三国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为之回护.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杀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冲突,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 《三国志》
　　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陈寿的《三国志》是从东汉末年的战乱开始记载,重点也是东汉末和三国时代的历史为主,并不是以晋朝结束三国统一为主,对三国中后期的历史事件记载简略.这不是陈寿故意维护魏晋,不顾历史事实,因为当时王隐的《魏书》是记载魏国历史为主,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没有完全局限于魏国历史,也是不愿与王隐的著作重复,他没有过多记录司马氏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当时晋朝正在准备《晋书》的创作,正为年限起始争论,但是已经着手准备了,张华、杜预也都推荐了陈寿参加《晋书》创作.陈寿在写三国历史时,不过多写司马氏是不愿与当时《晋书》的创作准备工作冲突,在陈寿书中虽然没有记述司马氏的隐讳,但是也没有记载司马氏的很多历史功绩、言行,不能说他是故意为司马氏回护.陈寿的《三国志》以东汉末到三国的中期为主,总体上是真实可以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