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张自忠的文章吗?急用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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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字荩臣,后改为荩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临清.1911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就在这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张自忠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并转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继而投笔从戎,于1914年到奉天（今辽宁）新民县,投奔在那里当团长的临清同乡车震,后随车震投奔冯玉祥.
张自忠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是能吃苦,善学习,天生就是一块当兵的好材料,因此不断得到提升,从见习官以至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后来还在冯玉祥建立的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1929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行的全国军风纪考察中,张自忠任师长的二十五师名列全国陆军第一.检查团总团长刘峙在讲评时说,二十五师有三大特点：第一,全师官兵不分级别服装一致,没有等级差别；第二,从师长到士兵,脸色一致,说明官兵伙食没有区别；第三,从早上八点开始检阅,至中午十二时,没有一个人随便活动或讲话,这种纪律,从来没有见过!1935年12月,时任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担任该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长,已获中将军衔的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年,张自忠又调任天津市长.
军人兼任政界职务,这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物.平津一带中日两国军事力量交叉叠错,政治形势极为复杂,作为军事首领、政界要员的宋哲元、张自忠等人,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未能及时有所认识,始终抱有幻想,希望避免正面冲突,维持局面稳定,因此,在对日交往中时有妥协,难免引起国人不满.而自从1937年3月张自忠代表宋哲元访问日本后,又落下了一个“亲日派”的名声,这使他十分苦闷.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避免全军被日军围歼,宋哲元不得不决定带领部队撤往保定.但同时又命令张自忠留下,与日本人周旋,以图缓和形势.张自忠明白,自己已经被人称作“亲日派”了,如果在这种时候居然留了下来,恐怕永远也无法摆脱“汉奸”的罪名了.但是作为军人,他只有服从命令.当夜,宋哲元、秦德纯等人悄然出城.第二天,张自忠前往冀察政务委员会,按照宋哲元的指示,就任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于是,那顶“大汉奸”的帽子就牢牢地戴在他的头上了.
惟求“戴罪立功”
7月30日,天津沦陷；8月8日,北平沦陷.眼见形势已不可逆转,张自忠于8月6日通过报纸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随即躲进德国医院暂避.
9月3日,张自忠在朋友和几位美国人的帮助下,化装逃至天津,与已被安置在英租界的家人相见.他在家里只待了短短几个小时,天亮之前便匆匆离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背着“汉奸”恶名的张自忠悄然到达济南,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居然不欲接见.张自忠在门外听见他大声对副官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见什么见!”张自忠按捺不住,一头闯了进去,当面出示了宋哲元命他留守北平的手谕,韩复渠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当时,张自忠原部三十八师已扩编为五十九军,部下得知他在济南,数次派人请他归队.但这时蒋介石已有命令,让韩复渠将他押解南京接受处理.正在前线的宋哲元得知消息,立即派秦德纯赶到济南,专程陪同张自忠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
此时舆论界仍在对张自忠大加鞭挞.比如某报载文,在赞扬段祺瑞、吴佩孚坚持民族气节,不为日本人所利用之后,笔锋一转,指到了张自忠头上：“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尽管宋哲元、冯玉祥等人再三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为张自忠求情,蒋介石也已弄清了真相,但由于影响在外,社会反映很大,张自忠一时难以公开露面.直到两个月后,战事紧急,张自忠才得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被任命为原部五十九军的代军长.
两年后,张自忠战死沙场,蒋介石含悲撰文通电全军,在回顾张自忠的这段经历时,说：“……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在蒙冤受屈的时候,张自忠的确没有为自己进行任何辩白.他所渴望的,就是一个能够以行动证明自己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赶赴正在河南道口驻扎的五十九军军部上任,见到老部下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在场所有将领,莫不泪下.
张自忠回军后参加的第一战,便是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的徐州会战.在战前会议上,张自忠大声说道：“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惟有我张自忠不能!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我带领大家拼死保国!”在他的激励下,全军将士情绪激昂,奋勇杀敌,首战告捷,数日之内,便夺下多处城镇,其中包括日军防守力量最雄厚的小蚌埠,迫使其退守至淮河南岸,直接破坏了敌军企图北上打通津浦路以夹击徐州、台儿庄的战略计划,使淮河战局得以扭转.
十万百姓送英灵
5月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在日军集结重兵南下时,我方主力本应暂时规避,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但是,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二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
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三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张自忠不顾自己伤势严重,提起冲锋枪亲自杀敌,但随即引来敌人的扫射,他身中数弹,血如泉涌.此时,他命令其他人立即撤退,为了不使自己拖累大家,他拔出随身佩带的短剑刺向自己,但被卫士抱住了.转瞬间,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奉命增援的三十八师在16日凌晨奔至南瓜店,得知张自忠战死,全军悲愤,夜袭日军,奋勇抢回了遗体.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
张自忠的遗体被运到重庆,行至宜昌,有十余万百姓上街为其送殡.当日,尚有日寇飞机在天空盘旋寻衅,但满城军民竟无一人躲避.
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五十多个国家中,张自忠是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正如周恩来所说,张自忠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月16日,是张自忠中将陨于湖北的忌日,算起来已有67年.在漫长的67年中间,很少有人探究过,到底是谁害死了张将军.答案似乎非常简单,不用细想,当然是日本人!
这个结论固然不错,没有日军入侵,张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军人,无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是日本人长驱直入,打到了华中,张将军就一定会陨命前线吗?要知道,张自忠贵为中将,高居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之重职,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55军、第59军、第77军,其中第59军军长一直由其兼任,但他却只带着两个团,孤军深入,投入日军重重围困,壮烈取死.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军阶太高,职位太显赫,他完全可以坐镇大本营,免于一死,为抗战立更大的战功.
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返顾地迈向死地,决定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逼死张将军的,是公众舆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民意和公众舆论捧得太高,以至现在谈起来自大众的声音,依然带有神圣感.实际上,舆论学公认,来自公众的声音带有致命缺陷.比如,它常常以成见为基础,具有太多的想当然的非专业判断,下结论草率而不负责任,对下过的结论又会很快忘掉……这些公众舆论的种种缺憾,对于发出声音的公众而言是一种发泄,很痛快,酣畅淋漓,但对于当事人,常常苦不堪言,有口难辩.最后,声讨者很快忘记了声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但被声讨的人却一生无法医治心底的创伤.
张自忠,正是这样一位蒙冤的将军,他必须以死来清洁自己的荣誉.
提起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像张自忠这样的肝胆忠烈,在他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也会被没脑愤青痛骂为“华北特号汉奸”.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中正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少将.
那个时候,蒋中正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有事没事都想找日本人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淤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所以,在全军高级将领中,惟有张自忠儒雅周详,他沉默寡言,身高1米80,相貌酷似周恩来中将,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也很喜欢他.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这种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惟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而且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美人儿.
这种时候,人们会忘记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担任喜峰口战役的前线总指挥,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还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当年脍炙人口.后来,这首歌被全面修改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2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29军的兄弟们”.
那个时候,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一晃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全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敌敷衍,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这样的事,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从无例外.
曾国藩为国效力终生,临死前被迫去处理“天津教案”,顿时成了“汉奸”.
李鸿章扶国于危难,临死前签署“辛丑条约”,当即成了“卖国贼”.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究面子的,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而且无论先前你做过什么,无论你是不是忍辱负重地代表民族最终利益,只要你与民族敌人周旋,搞了缓兵之计,公众舆论就再也不会放过你,甚至永远不会放过你的后人.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带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颂扬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具有民族气节,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泸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的《大公报》类似于今天的《南方周末》,完全是民意代表,从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可想而知,当年它的公众影响力比《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加起来还要大,其连篇累牍地鞭挞张自忠,效果可知.好在张自忠比曾国藩和李鸿章幸运,他只有46岁,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有续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他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上将拘押,韩主席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侯审.在韩复渠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做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急忙令张将军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将军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拘押济南期间,张将军曾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
“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必死而后能生”,为了清扫自己毁誉,张将军想到了由死而生.
也就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频繁出现在张将军的笔端.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中正,心头悬垂的石头落了地.蒋中正相信张自忠是爱国的,劝说他放宽心,好好修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在张自忠看来,蒋中正给他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用来证明自己不是汉奸.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对蒋中正心怀感激.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着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因为张自忠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疑为“华北特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张将军做得不错.在徐州会战中,他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60公里,取得“临沂大捷”,坂垣征四郎数次羞要自杀.在武汉会战之后,他以一对十,击毙日军3位联队长,歼敌1万3千人,最终挫敌溃退,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将军再次猛冲猛打,取得“襄东大捷”.
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为夺取“鄂北大捷”,张自忠计划夜袭钟祥日军总部,行动前,他再次提到：“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当然,他胜利了,但他没有死,所以老百姓和记者都已承认他确实很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远.
这其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赶到钟祥县,来采访张自忠.但像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史沫特莱对张司令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至少曾经做过汉奸,现在不过是将功补过罢了.在采访中,史沫特莱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了.或许,他感到很愤怒,已经打了这么多大仗胜仗,投降问题却依然包围着他.
史沫特莱无法理解张自忠的沉默,认为是羞愧和面子使然,而对于张自忠来说,沉默是他唯一的选择.就像史沫特莱一样,舆论仍然认为,张自忠的胜仗,不过是弥补过去做汉奸的罪过,只有张将军自己知道,他从未做过汉奸,但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明.
1940年,日军集中30万兵力,猛攻湖北襄樊,张自忠的机会终于来了.
张自忠在襄河东岸打了1场胜仗,撤回西岸,与敌对峙.此时,他的第33集团军只有3个团的兵力在此,其他部队分散在各个隘口,不能抽调,但张将军不知为什么,非要再渡襄河,去打敌人的重兵.即便如此,张自忠作为中将总司令,不管怎么个打法,他本人都没必要亲率小股部队外出冒险,但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非要坚持让冯治安副总司令留守,自己率区区两个团渡河作战.
5月1日,他动员第59军高层,共同为国赴死.
“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5月6日,张自忠给冯治安发出最后一封信,这基本是一份军事遗嘱.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信发,张自忠带兵渡河,义无返顾.
张将军平素生活简朴,从来只穿土布军装,与下级军官无异,但这一次出征,将军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呢军装.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他们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5月14日,张自忠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切断,日军兵力是自己的1倍半,但张自忠毫不畏惧,屡次下令冲锋.
日军屡屡受挫,奇怪这支中国军队何以如此倔强,获悉是张自忠亲自带队,15日便大举增兵,以1万兵力,分南北两路,夹击包围张自忠,以期铲除心患.
5月16日,张将军布阵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革命军阵变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身材高大,穿着耀眼的黄呢军装,目标明显,日军更是从3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那里射击.
中午,张将军左臂中弹,但他坚持着,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然后,他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此时,日军包围圈尚有东北角一个缺口,但谁都可以突围,惟张将军是没有权力撤退的,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于是,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
下午3点,张将军腰部中弹,右肩右腿被炮弹皮炸伤,只能卧地指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又中3弹,却猛然站起,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将枪托击碎他的头颅,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
这一刻,张将军知道,他绝对不再是汉奸了,他将是永远的民族英雄.
日军发现将军衣兜里的金笔刻着“张自忠”3字,大为震惊,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最后用棺木盛殓,竖起“支那大将军张自忠”灵牌.不知道日军这么做,是因为崇敬将军忠勇,还是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他的儒雅亲善.
蒋中正闻讯后,非常生气,他不明白为什么总司令战死,副总司令、军长、师长反倒一个也没死,不知道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他哪里晓得,张自忠的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阵亡,他是在涅磐,是要用壮烈殉国告诉国人,为了民族,他可以视死如归.
张将军的尸体从日军修建的坟茔中启出,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数万宜昌人不期而集,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但除了痛恨日军之外,他们是否为错怪过这位忠烈感到深深的内疚?灵榇沿长江逆流送抵重庆,储奇门码头人山人海,10万人前来凭吊,而这些人,又有多少当初没骂过张自忠呢?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棺材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但谁为他的死承担责任呢,报社和公众舆论会一致愤怒地说,该死的日本人!
这至关重要的惨烈一死,扫荡了将军身上的所有荣誉阴霾,使张将军在所有后人、在国民党那里、在共产 党那里,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忠烈.
5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中正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
8月15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使之日后成为新中国追认的“革命烈士”.
这便是张将军困居济南时所写,“必死而后能生”.从此,媒体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绘张将军从小就是民族英雄,史沫特莱由震惊转为内疚,称张自忠是“有良心的将军”,大众也完全忘记了张将军曾是他们由衷唾弃的“华北特号汉奸”.
2007年3月28日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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