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价值具有普适性吗?

政治价值具有普适性吗?
政治价值具有普适性吗?

政治价值具有普适性吗?
政治价值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政治价值具有鲜明的党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不但在内涵上有本质性的区别,在形式上也大相径庭.对此,需要从认识论和价值论(真理与价值)、哲学抽象和政治实践等不同层面进行辨析. 一、真理和价值不能混为一谈,当下实然的普世价值并不存在 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构成了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三者内在关联,有机统一.本体论关注的是世界的本体(存在)；认识论关注的是如何认识世界的本体(存在),即认识世界本体(存在)的方式和方法；价值论关注的是世界上的本体(存在,当然包括客观世界本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客观关系,即价值存在,而价值存在的实质就是人的价值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本体(存在)决定意识,世界本体(存在)之间客观具有的价值关系决定了认知主体的认识方式和方法.换言之,任何实践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展开,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目的、手段和结果是推动这个过程不断向前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实践活动具有目的性.目的确立以后,主体通过一系列的手段(相应的工具及其使用方式)作为中介环节,最终实现目的,满足自身的需要,获得结果.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主客体之间表现出物质交换关系、意识关系和价值关系.因此,价值、真理观、价值观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决不能混为一谈.价值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真理观是人们对世界本体和存在本身的客观的、如实的认知,是真理的总称.价值观是人们对世界本体(存在)之间的客观关系的认知. 从实然层面来讲,价值与真理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价值属于价值论范畴,真理属于认识论范畴.价值体现出比较强烈的个性化色彩,是特殊的、个别的.而真理则体现出更多的共性化色彩,是一般的、普遍的.客观世界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决定了真理观所秉承的更多是共性色彩.真理是一元的、普遍的.尽管真理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分,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的认识会不断突破,甚至会打破以往的一些真理性认知,但是在特定的、同一的历史条件下,在人们的认知能力、认知水平和认知方式大体一致的情况下,人们对真理的认知大都是共性的、普遍的. 然而,实践主体特殊的利益需要则决定了价值观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关系是一种客观的关系,其实质是人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实践的产物,是实践活动的内在关系.尽管人的价值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人的本质属性,但是离开了实践,人也就无所谓价值与否.实践是人和社会存在的根本方式,而实践本质上是人为的和为人的价值活动,它总是依照着对象性存在和主体性存在的双重尺度.实践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实践主体和实践对象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决定了价值关系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作为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必须要以利益共同体或社会生活共同体为支撑,否则就不能存在.简单地说,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就是指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和直接交往.在人类社会经历的历史过程中,超越国家、民族和阶级特殊利益的共同的普遍性利益是不存在的.当前,我们的世界在整体上还是阶级社会,两极分化依然存在,剥削和压迫还没有被消灭,阶级还没有被消灭.因此,在当下的实然层面,在阶级社会和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中,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民族和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总之,不能把真理和价值混为一谈,浪漫地把普遍性的真理当成了普适性的价值,也不能因为价值的特殊性而否认了真理的普遍性. 二、价值与价值观不能混为一谈,未来应然的普世价值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价值属于价值论范畴,其本质反映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价值观属于认识论范畴,是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因此,价值与价值观不能混为一谈.价值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反映价值,但是价值观具有相对独立性.价值观的相对独立性来自于价值的目的性和应然性. 虽然真理观和价值观都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二者都属于认识论范畴,但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理论分野是非常明晰的,主要体现为真理观和价值观对实然和应然的观照程度不同.真理观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真理观通过对经验世界及其规律的揭示来观照未来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因此真理观更强调实然.尽管价值观反映的也是客观本体(存在)的内在的客观关系,但是价值关系的主体性色彩比较强烈,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人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人的自觉和自由活动及其目的性构成趋向,即超越现实性生存而走向理想性存在.因此,价值观在充分肯定实然的基础上,也充分体现出对应然的憧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价值观的存在是可能的. 必须指出,普世价值观的合理性具有鲜明的规定性.承认普世价值观仅仅是意味着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观的普遍性认同,而不意味着对当下普适性话语伪装下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宪政”等价值观的认同.美妙的话语形式普适不等于价值内容普适,普适性话语并不能掩饰其话语背后资产阶级特殊的利益. 普世价值观存在的基础在于人类共同利益.如果缺乏共同利益的支撑,普世价值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或幻想而存在(例如关于世界大同及各种乌托邦的追求),不具有真正的意义.因此,普世价值观只能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在此之前,我们只能为建立这种联合体创造条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当然也就谈不上普世价值,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普世价值观. 三、哲学抽象与政治实践不能混为一谈,政治价值不具有普适性 关于普世价值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认识论角度上,从价值观的抽象意义(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社会具有了共同利益的支撑)上来说,普适性的价值观是存在的.但价值决不是抽象的共性,普世价值也绝对不能以主观的、抽象的形式存在.在客观的、具体的价值关系中,在复杂的、尖锐的、激烈的阶级对抗中,普世价值只是看起来很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当下的世界总体上还是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存在着集团利益的分化,普适性的客观的价值关系是不存在的.主体的各不相同决定了其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的千差万别,正因为如此,普世价值作为客观的价值关系和利益关系,注定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和虚幻的空中楼阁.因此,不能把哲学抽象与政治实践混为一谈,从而笼统地推崇普世价值,或者彻底地否定普世价值. 政治实践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是分属于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们借助或运用国家权力来实现其特定利益的一种社会实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人及其群体(集团、阶层、阶级、民族等)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以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为中介相互作用,他们之间存在着统治、管理、竞争与合作等关系,即政治交往关系.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们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形成不同的政治目标,通过接近或运作国家权力,以期实现自身的各种利益.政治实践中价值关系通过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体现出来.人们的利益需求是政治生活价值性的基本根据.政治实践根源于人们的各种需要.社会政治实践中的需要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通常被称为利益.政治主体的利益需要从本质上说是客观的,是某个集团、某个阶级和某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的、长远的和必然的需要,其具体内容由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历史地决定.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关系,尤其是政治价值关系的特殊性. 政治实践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提醒我们必须警惕将政治实践抽象化的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思想统治,即建构意识形态的一个趋势,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用抽象的普遍观念作为思想统治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抽象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抽象化,商品的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生产的目的,人在这一经济过程中被物化.物化的结果是资本的人格化和工人的非人格化,金钱成为万能的神,人们只能对它顶礼膜拜.一句话,人的社会性存在被遮蔽了,资本对于劳动的奴役关系被颠倒了,人被抽象化了.“抽象的个人”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基础”.“抽象的个人”和“普世价值”则是资产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把个人权利抽象为“人权”,把政治实践的复杂性和具体性抽象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普遍性.随之,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也被抽象为普世价值.在普世价值的指引下,“抽象个人”只能在“思辨的抽象”和“单纯的直观”这两个极端徘徊,因而产生了感性和理性、现象和本质、个性和共性的断裂.因此,普世价值只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抽象化的形式存在. 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真正实现了哲学抽象和政治实践的统一,从而明确了政治价值的党性.在政治领域,马克思要实现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取代资产阶级自由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在哲学领域,马克思实现了从抽象的个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具体性,用现实的普遍性化解抽象的普遍性,从而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解放提供了现实的实践形式,为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的具体分析提供了实践的历史主体,为批判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提供了实质性的具体内容,从根本上颠覆了作为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想统治.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与资产阶级蓄意制造的自由正义的普遍性幻觉相比,阶级斗争要比它更具有普遍性,而且这是历史真实的普遍性.正是由于这种阶级对立的存在,政治价值的党性才愈加鲜明起来.因此,必须用阶级分析取代“普遍正义”的幻觉,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取代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 四、鼓吹政治价值普适性的实质和危害 鼓吹政治价值普适性,鼓吹普世价值的实质是淡化意识形态,意图实现“非意识形态化”.更为严重的是,鼓吹政治价值的普适性,淡化意识形态的本质是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超阶级和超时代的所谓的普世价值,然后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来置换资本主义价值的概念,从而用资本主义价值观来取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普世价值与资本主义价值是同义但不同表达形式的同一个概念. 鼓吹政治价值普适性的危害有三个： 一是在理论上消解共产主义理想,从而以历史终结的名义确立资本主义在道德和价值上的至高点.鼓吹普世价值的最终目的就是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性,把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作为历史的终点.鼓吹“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坦言：他和马克思一样,都承认历史有一个终极目标,但这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共产主义,而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因此,历史在这一制度前终结了.国内也有媒体公开宣称,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 二是在方法论上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否定阶级性话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观察国内外与阶级斗争有关的复杂社会现象的“钥匙”和“指导线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国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完全消灭以前,是不可能“过时”和失效的,而必须结合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应用和不断发展.然而,普世价值宣扬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抽象的人性论,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复批判过的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以及以“关于爱的呓语”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复活. 三是在制度上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基本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尽管普世价值总是打着“人类文明”、“世界文明”的幌子,但是其目标非常明确,旨在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模式全面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根本改变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普世价值通过鼓噪“民主宪政”,从政治体制改革打开“突破口”,实行“全盘西化”,改行资产阶级多党制,走所谓的“宪政之路”,从而使共产党放弃领导权,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它把体现西方政党竞争制的“政党轮替”视为民主的制度前提,根本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民主政治方向.它把“三权分立”视为民主的基本制度设计,根本无视其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并不通用的事实,根本否定在我国行之有效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它把民主和人权限制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而把民主的实质归结为个人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博弈,根本否定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人民意志的存在,从而否认民主更为具体丰富的内容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