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易经》原理解读“为什么中国人不愿花钱”

请问用《易经》原理解读“为什么中国人不愿花钱”
请问用《易经》原理解读“为什么中国人不愿花钱”

请问用《易经》原理解读“为什么中国人不愿花钱”
文章援引经济学人信息部(EIU)发表的消费者态度调查报告称,“西方企业正日趋指望中国提供其它地方无力提供的增长,但中国消费者仍不愿提高自己的支出”.
EIU的调查发现,对于白色家电和汽车等大件商品,中国农村人士仍十分不舍得支出,因为他们需要专注于在医疗费用和退休方面自行构筑安全网.由此,EIU得出结论称,尽管91%的接受调查者表示自己对未来感到乐观（这个比例比其它国家高得多）,但即使是生活滋润的城市人士也把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储蓄.以上海为例,三分之二的上海居民把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家庭收入储蓄起来（相比之下,很难称得上挥霍无度的瑞士人仅把不到15%的收入存起来）,三分之一的上海居民把35%或更多的收入存起来.在发达程度稍逊的较小城市,储蓄率甚至更高.此外,在接受调查的农村人士中,有一半没有电冰箱,其中只有40%计划购买一台电冰箱,而其中三分之一将此列为远期规划.
EIU表示,“这似乎表明,需要采取更多行动解决他们对于未来的全局性忧虑,才能使旨在刺激消费者需求的计划更加有效”.
文章另外援引麦肯锡(McKinsey)在近日发布的一项消费者态度调查中发现,中国消费者不仅谨慎,要求也越来越高.虽然中国消费者仍很有品牌意识,但麦肯锡表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以价值为导向”,“我们正看到消费者行为展现出更多的成熟”.此外,供职于麦肯锡的专家也表示,“消费者不仅受到大品牌的影响,他们还愿意花钱购买更优质的产品,但同时他们也以一种更成熟的方式、从不同层面权衡购买什么产品.”
从以上所列的内容中,我们能够看到的也仅仅是一连串堆砌在一起的数据,并没有回答其背后所隐藏的问题.这些隐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
以上五个问题有没有共性?背后究竟遵循着怎样的“法则”?假如这些问题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回答,毫无疑问可以得出经济学方面的结论.但问题是这些结论真是符合实际情况吗?当不了解真实情况时,任何方法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但是这些问题中隐藏的转折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要回答这些问题,采用《易经》中“乾卦”的原理可能更加简便明了.中国文化相信“冥冥之中,皆有定数”,那么这个“定数”又究竟是指什么呢?
《易经》中的乾卦分为六爻,由下到上名称分别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对应事物发展过程中六个阶段的阈值.六爻对应的释义和数值为：
初九,潜龙勿用.对应的阈值为1/6；数值表示为16.67%.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对应的阈值为2/6；数值表示为33.33%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对应的阈值为3/6；数值表示为50%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对应的阈值为4/6；数值表示为66.67%.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对应的阈值为5/6；数值表示为83.33%.
九六,上九,亢龙有悔.对应的阈值为6/6,数值表示为100%.
一、为什么中国的消费者不愿意提高自己的支出? 中国的消费者不愿意提高自已的支出水平,这是一种误解.关键是在有限的消费能力范围内,消费者不能作出超出消费能力的举动.在中国,盲目消费或超前消费被认为是败家的行为,是文化所不赞许的.中国文化提倡“量入为出”和“勤俭持家”的理念.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的许多正常家庭的全部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可以”用来消费的.
一般而言,所谓消费是指为了满足生活的需求而消耗物质财富的过程.但消费能力受到家庭现金储备及收入预期的制约.在中国人看来,消费就意味着一个家庭中的现金储备减少,而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又将现金储备与生活风险的防范能力直接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磨难中,积累了一种“有现金才能防范生活风险”的本能意识.因此,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消费并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而是与生活需求紧密联系又无可奈何的一种事情.从理性的角度,工薪阶层的人士一旦满足了生活的基本需求,支出过程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受到制约.所以,在中国,消费支出不能光看占现金收入的多少比例,而是应看支出的绝对值是多少.或许,应看存在的潜在的生活风险更切合实际情况.假如二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一样,但是支出水平往往可能会相差很大,区别在于二个家庭对于将来的生活风险的心理评估结论是不一样的.
要促进中国人的消费,必须要增加中国人的收入预期水平才有可能.中国有一句俗话,“人无外财不富”,表明了偶然性的巨大收入是促进消费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中国,目前一般百姓不具备偶然性收入的普遍性,所以,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存在瓶颈的原因,并不是不愿意提高自己的支出水平,而是没有“余钱”.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不能套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一定要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
当然,中国人“喜欢”储蓄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会大手大脚花钱,只要有闲钱,尤其是飞来横财,中国人会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懂得享受,这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但大手大脚花钱和节约支出的行为看似矛盾,实际上二者又很好地统一在中国人身上.外国人所疑惑的是,二者之间价值判断界线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值得大手大脚地花钱,什么时候又得勤俭节约呢?究竟心中有没有一杆秤呢?
让我们借用古老的《易经》来看看吧.从《易经》乾卦的卦理来分析,“初九”的爻辞是“潜龙勿用”,对应的阈值为1/6.也就是,当实际财富积累只占预期安全财富数的16.67%时,不足以应付全部生活需求和风险防范要求,所以只能继续储蓄而绝对不能消费.“九四”的爻辞是“或跃在渊,无咎”,对应的阈值为4/6.也就是说,财富积累到预期安全财富数的66.67%时,才可以“安全”消费.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接近“七成把握”才敢做事,否则会被视为不理性,这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所以,中国人的消费主要看财富积累的程度,而不是简单地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支出比例.
至于经济学人信息部( EIU ) 针对农村人士所得出的,“他们需要专注于在医疗费用和退休方面自行构筑安全网”的说法过于肤浅,“不舍得支出”与“没有能力支出”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况且,“医疗费用”和“退休方面”只是生活需求和风险防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不知道外国人有没有听说过中国三座大山,“医疗、住房、教育”,只有当储蓄程度达到一定程度,解决了三座大山后,“需求层次”才会有所提高.用一句中国话概括就是要“量入为出”.当然,还有一句话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二、为什么说有三分之二的上海居民把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家庭收入储蓄起来?为什么三分之一的上海居民把35%或更多的收入起来? 用《易经》的乾卦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三分之二的上海居民把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家庭收入储蓄起来（相比之下,很难称得上挥霍无度的瑞士人仅把不到15%的收入存起来）,三分之一的上海居民把35%或更多的收入存起来”的问题.
这是因为,三分之二（66.67%,约七成）上海人把四分之一或更多（约25%左右）的收入储蓄收来,是因为七成的人代表了上海人的大多数,包括了基层贫困阶层.但是,按照《易经》的观点,储蓄25%的收入其实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是无法应付未来的风险的.当然不是他们不愿意增加储蓄而是因为再也没有多余的钱了.而三分之一（33.33%）的上海人储蓄达到35%或更多,代表了这部分人的富裕程度,也代表这部分富裕阶层的储蓄额达到了一个潜在的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安全阈值”.而这一个“安全阈值”正是其它三分之二的居民努力的方向.
从《易经》乾卦来看,“九二”的爻辞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对应的阈值为2/6（1/3,即33.3%）.也就是说,达到“九二”的程度是可以有所动作的最低程度,也就是储蓄比例要求达到33.33%以上,才是生活有保障的最低要求.从这个要求来看,其实上海市民的富裕程度并不象外界所想象的一样.也就是说,当有七成的上海人的平均储蓄水平超过33.33%,才算是上海人普遍达到了富裕的程度.
当然上海的生活成本随着每个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消费结构的不同有较大差异.也就是说,尽管富人和穷人的收入不一样,但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也同样不一样,但是每个人心中总有一杆秤,这杆秤称的就是“安全阈值”,“准星”就定在33.33%.也就是说,虽然收入水平不同,但存在高位均衡和低位均衡现象,储蓄的安全均衡线都是33.33%,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潜规则”,隐藏在《易》理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正因为人们处于同样的社会关系下,才会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同的所谓理性的行为”.但是,他也没说这种“理性的行为”的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量化尺度.
三、为什么说瑞士人只储蓄15%的收入? 瑞士人之所以敢于只储蓄15%的收入,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由于生活的预期风险程度很低,并以良好的社会保障和高福利制度作为后盾,这与中国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极大的不同,因此二种不同生活风险程度的生活环境没有可比性.但不管怎样,这个比例仍然接近《易经》乾卦所要求的“初九”的程度（16.67%）.当然,瑞士人能够把这个比例调高到16.67%就比较合理了.当然,由于中国没有象瑞士那样的完备的社会保障能力,所以中国人假如也只储蓄16.67%,则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虽然事实上瑞士人算不上挥霍成性,但他们只能拿出15%的收入用来储蓄也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个国家生活成本较高的事实.因此,他们的生活压力也不比上海人好到哪儿去.高福利国家的优越条件会让居住在那里的人会让消费成为惯性并忘掉身边的风险,但有时候不去考虑将来的风险,并不意味着风险真的不存在,冰岛和希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四、是为什么发达程度稍逊的较小城市,储蓄率更高?为什么受调查的农村人士有一半没有电冰箱,其中只有40%计划购买一台电冰箱,而三分之一将此列入远期规划. 发达程度稍逊的较小城市,市场化的程度更高,政府对于日用消费品及食物价格、以及相对于居住、交通的居民消费成本的综合调控能力较弱,也就是小城市居民用于食物消费、居住、交通等方面所支出的生活成本相对较高,但平均收入水平较低,同时政府对于居民生活的福利补助水平也较低,社会综合配套能力较弱,防范风险的能力更差.因此,居民只有用储蓄来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所以储蓄率更高,要比大城市再高一个档次.假如上海人的实际平均储蓄率为25%—35%,那么发达程度稍逊的较小城市的储蓄率要达到33.3%－50%为宜.由此,可以推算当一个地方的居民平均收入或者是农民平均收入相对于消费能力的大概程度.也就是当发达程度稍逊的较小城市储蓄率没有达到上述标准,进一步的市场繁荣是不可能的.
个中原因是因为事物的发展是按照《易经》所揭示的阈值阶梯式发展的,即按初九、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上九这六个阶段发展的.也就是按16.67%,33.33%,50%,66.67%,83.33%,100%,这样的“级差”发展的.此外,文章中提到40%计划购买电冰箱,是一个大概的数值,事实上农村的收入正在逐年增加,当有50%的农民家庭能够买得起电冰箱时,才称得上电器产品的普及化.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一是农村电网改造尚没有彻底,电压不稳及供电不足的现象经常发生.二是农村家庭电费的改革尚没有完全到位.三是家电维修及配件供应问题.因此,即使农民购买了家用电器,但使用成本和维修成本等均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反过来影响家电在农村的普及.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购买力的问题,而是综合配套的问题.当综合配套问题不足时,无疑大大增加消费者的预期消费成本,当综合配套问题一天不解决,那么这个“远期规划”也就真的遥遥无期了.
五、为什么说消费者不仅受到大品牌的影响,还愿意购买更加优质的产品,但同时他们也以一种更成熟的方式,从不同层面权衡购买什么产品? 消费者愿意购买大品牌和优质产品对于中国人而言实际上是同一回事.考虑购买耐用消费品时,大品牌产品或优质产品是由于使用性能及使用寿命等各项指标较好,也就是“预期效用”较好.分摊到整个预期使用寿命期时间段的价值要高于非大品牌和非优质产品,这就是中国人心中的“性价比”概念,并不是完全受初期价格的影响.但对于短期使用的产品则不一定,会考虑价格因素,说到底也是基于性价比.只不过衡量的标准不同而已.
注：《易经》是古代智慧的集大成者,用《易经》方法来分析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拐点,在现代人看来显得有些机械可笑,这主要是不懂《易经》的原理所致.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易经》与科学并无实质的矛盾之处.科学讲究假设,并对假设加以论证,通过不断的试错来求证结果.而《易经》何尝不是千百年来不断试错的结果.“易”就是变化的意思,何来机械之说?易理实质与现代的优选法、黄金分割法、混沌理论,甚至是量子力学等科学方法有异曲同工的妙处.现代电脑的二进制算法就来源于《易经》,何必小看《易经》.只不过《易经》是哲学,远远早于科学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