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朱熹所说的正君心

怎样理解朱熹所说的正君心
怎样理解朱熹所说的正君心

怎样理解朱熹所说的正君心
朱熹在建构其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对君王这一特殊的社会角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不少富有理学特色的思想观念.由于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理学中具有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从南宋后期开始,朱熹理学就逐步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并最终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数百年之中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考察朱熹的君王观念,有助于对于我们理解当时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思维乃至社会政治运作方式.天理与君权
　　朱熹以天理为最高范畴建立了其理学思想体系,并基于天理论的框架,对君主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君主的地位是与天理联系在一起的,天理需要君主的扶持才不至于倾倒,天下众民的天理之性也需要君主辅助引导才能保全不失.君主对于天地运转、人性保全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通过这一论证,君权就具有了天理的依据.
　　为了论证君主地位的神圣性,朱熹还把“君为臣纲”的原则作为至高天理的体现,以此论证其神圣性与合理性.将这一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政治设计中时,朱熹强调对君主的尊崇,要求人们“尊君亲上”,希望在君主与臣民之间确立截然不可逾越的尊卑等级秩序.在朱熹的政治思维中,尊君已经成为天理的内在要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并未因此放弃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君王的批判与抨击.他曾批评孝宗因循苟且,虚度岁月,不仅不足以致治,反而足以召乱.其言辞激烈,锋芒毕露,毫不避忌.他甚至还批评宁宗皇帝“独断”.这种批评,已经触及了君王的权限问题,被认为是达到了传统体制下批判皇帝专制的极限.
　　这种现象颇耐人寻味.理解这一现象,是我们理解朱熹君主观念的一个关键.
　　在朱熹看来,君主作为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特殊角色,其存在有其合理性.君主相对于臣民而言的尊贵地位无疑应当维护.但是,君主地位的确立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失去天下万民,君王也就失去了治理与教化的对象,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同时,处于社会共同体之中的君主也有其自身的角色要求,只有符合君主这一角色要求时,才能称之为君主.换言之,人们之所以尊崇君主,是由于君主担当着特殊的社会角色.
　　这种观念,使朱熹比较关注君主这一角色的职责要求,希望从天理论出发规范君主的行为,要求君主也必须在天理的范围内行事,以天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一旦现实中的君主与其行为规范、职分要求有违背之处,就应该对君主加以批评、劝谏,使之回归天理的轨道.从这一角度看,无论是尊君,还是对君主的谏诤、批评,都是出于天理的要求,二者并不矛盾.
　　可以看出,朱熹将君主纳入其天理论框架中加以探讨,既有对君主的合理性神圣性加以论证的一面,同时也有立足于天理对君权加以限制的一面.如果进一步考察天理的内涵,则可能相当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长远利益的概念.尊君或者批评君主,都只是实现这种长远、整体利益的一种方式.朱熹这种以天理论为基础的尊君———限君的理论设计表明,他所真正关注的是人类社会整体的存续与发展.三代圣王：朱熹理想的帝王范型
　　朱熹从天理论出发来考察与解释历史,认为天理贯穿、体现于人类社会历史全过程,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天理的盛衰情况的差异,可以对历史作出王道霸道之分.三代是圣王辈出、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而秦汉以降是天理晦而不明、人欲横行、祸乱相寻的霸道衰世.很显然,朱熹所津津乐道的上古三代的王道盛世景象,实际上并非对历史过程的真实描述,而是一种精心建构的理想图景.其目的在于以此衡鉴、匡正、裁抑现实,对现实进行批判.与此相联系,朱熹所提出的三代圣王,实际上是他理想中的君主的形象,是君王的理想范型.朱熹借此所要表达的是他对于理想中的君主的基本看法.
　　在朱熹看来,三代圣王是能尽其天理之性的道德完人,因此接受天命,成为天下万民的治理者与教化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朱熹的描述中,三代圣王所担当的是君、师一体的角色,既是政治领袖,又是精神领袖.君主的治国与教民也是合二为一的.正是这种君师合一的古代圣王,造就了三代盛世局面.
　　朱熹还认为,三代圣王以所谓的道统相授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是圣圣相传的密旨,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法宝.
　　朱熹将三代圣王塑造为集君、师为一体、以道统相传授的形象,目的在于强调三代圣王纯粹至善的德性.他认为,三代圣王之所以能接受天命为君、为师,是因为能尽其天理之性.三代之盛,关键也在于三代圣王能够先天地尽其至善之性,不使天理流于人欲,为治无不出于天理之正.而三代以后,君王为治,都只是从利欲着眼,在利欲中越陷越深,导致整个社会人欲横流.
　　从朱熹对三代圣王与后世君主之区分看,朱熹用以衡量君主的标准,就是要具有粹然的德性,心中天理流行,人欲净尽.按照朱熹的思路,君主必须依据天理的要求,毫无利欲之私,推行王道.如果徇其利欲之私,即使可以建立某些事功,也是不符合道义的霸道.这是朱熹在其天理论的框架中提出的君主标准,其实质是把对君主的所有要求都归结为道德.正君心为治国之本的政治思维
　　对于君主而言,治国理民是其必须履行的职责.因此朱熹将心术作为衡量理想中君王的标准,实际上暗含了一个预设：只要君主内在德性充盈,存天理去私欲,就自然能在治国理民的社会政治运作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一切外在的圣王事业,只不过是其内在德性的自然发露、体现而已.
　　当朱熹将理想君王的标准落实于对当世君王的具体要求时,他把君主的心术视为天下治乱兴衰关键,认为天下万事本于君主一人的心术,君主心术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盛衰与政治的清明.君心正,推而及于朝廷百官,实行王道政治,自然天下大治；反之,如果君心不正,则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有鉴于此,朱熹认为治理天下,最根本的就在于正君心,君心既正之后,才谈得上正朝廷、正百官、治理天下.至于政体、制度、人才之类,在政治运作中都属于细枝末节.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朱熹的政治思维中,一切政治活动都处于一种环环相扣、由此及彼的单向序列之中,而其核心便在于正君心.正君心是朱熹政治思维的聚焦点.
　　应该说,朱熹的确是看到了居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君主在社会政治运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他把“正君心”、“格君心之非”作为治国之本,忽视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使其政治思维表现出明显的偏颇与缺陷.实际上,尽管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由正心诚意而治国平天下的模式在理论上设计得颇为精巧,但它本身还有许多理论环节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内圣与外王如何能够真正统一而不会成为互不关联的两截,也是这一模式所不得不面对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由内圣必然开出外王的思路往往被认为是儒家从道德主义出发所作的一种承诺,在现实政治运作过程中,这种承诺实际上很难真正兑现.具体就朱熹正君心的主张而言,为何只要君心一正,则天下万事自然可成?朱熹没有、实际上也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阐述,因而他的这一主张仍不免流于空洞,对于挽救当时社会的深重危机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