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闯关东

人们为什么闯关东
人们为什么闯关东

人们为什么闯关东
简介
　　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 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 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现在东北土著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东北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满洲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三个时期
　　（1）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户益繁息”. （2）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1688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 （3）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
　　历史背景
　　闯关东,从“流人”到“流民”,到东北“移民社会” .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寒苦”的东北,这种遣犯史称“流人”.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 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 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闯关东,东北是外敌侵扰之地,山东人卓绝的斗争.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 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胆寒.” 闯关东,由于东北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覆灭的满清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伪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最,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辛亥革命东北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 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 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