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辉煌 的读后感一篇历史书籍的读后感 之〈落日辉煌〉800字以上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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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辉煌 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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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的辉煌》一书收集了许多“康乾盛世”的资料,很好地反映出康乾时代旧的制度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新的道路并未出现,整个帝国和社会在辉煌中走向末落的一幕.而不到5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就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的大国到被人玩于股掌中的弱国,变化之快,令人惊叹不已.但“康乾盛世”是否存有转轨的基因,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五四”运动喊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救国口号,这的确是中国出路所在,那么试以科学论之,且看“康乾盛世”是否有发展现代科学的可能.
一、科学精神与社会资源
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理性批判体系,是基于对宇宙的全面反思,是源于古希腊的思维模式.在近代,特别是16、17世纪欧洲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爆发的科学革命中得以全面发展,形成了理论理究、实验论证、技术应用的良性循环,构建了从初等、高等教育到专门的科研机构的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体系,发展了科研奖励和产业推广的制度.可以说,到今天,科学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机制.
而在以上这些以外,更有一种科学精神以及培育这种精神的社会资源为发展科学事业所不可或缺.
其一为探索精神.科学研究源于本能的好奇心,源于对宇宙的不断探索,这是科学研究的根本原动力.这种探索的精神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这有两层涵义,一是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开放的,探索不受限止.象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禁止解剖尸体,使得欧洲大陆的医学水平停止不前,落后于同时期的阿拉伯国家.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开放的,交流不存在阻碍.现代科学已然不是一个人冥思苦想可以结果的,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行.
其二为批判精神.科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可以被证伪,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对前人理论进行否定的过程,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到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种批判首先建立在对前人理论进行质疑基础上,这种质疑首先就是对权威挑战,没有一种平等的意识显然不行,在权威主义盛行的社会自然行不通.而学术争论上升为“阶级斗争”也屡见不鲜,如果科学研究的归宿就是鲜花广场的火刑柱当然不行,所以宽容的精神非常重要.没有宽容的精神,就不能导向科学的理论.而宽容的精神往往又依赖于一个均衡发展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力量的均衡是相互宽容的保障.
其三为独立精神.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中写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科学正是这种精神和思想.科学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是实证的判断.韦伯说,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如果说原子弹可以毁灭人类,克隆人会改变地球,是不是普罗米修斯也不应该盗火.科学研究就是要摆脱价值的困惑,去寻找世界的真谛.这种学术研究的气氛只有在一个基本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里才可能实现,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人思考问题说真话,只能因为是被剥夺了这种理性思考的权力.前苏联生物学家李桑科攻击孟德尔的遗传学说,要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遗传学,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场灾难,反对他的同行们都被发配了.
以上三点,我以为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所在,那么来看看“康乾盛世”又如何.
二、“康乾盛世”的社会资源
“康乾盛世”时的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
她首先是封闭的,一是地理上的封闭：清政府禁止关内汉人移居东三省和内外蒙；与罗马教廷在礼仪问题上闹翻后禁止传教,使利玛窦以来西方科学的传播断了源头；海禁放开后仍禁止人民移居海外和大船远航；禁止外商到广州以外的城市交易.二是思想上的禁锢.清廷独尊儒术,犹其推崇朱子,其他学说被视为异端“黜异端以崇正学”（康熙“圣谕”十条）.乾隆朝编四库全书寓禁于征,收集总汇前人成绩的同时,大行销毁“悖逆”书籍,“被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全书现收书相埒”.大兴文字狱,使天下文人噤若寒蝉,只能在盐商的资助下做些考据的学问.
经济发展停留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上,除了采铜业受国家鼓励发展活跃外,大部分产业严格受到限制,包括金融业,放贷利率受到一本一息的严格管制.米、棉、盐成为当时国内市场最大的三宗商品.盐商更是与政府勾结,大行利市.
而中央集权更是在清朝政府手中发挥到了极致,从康乾直到清朝末年以前,终清一朝,无藩、镇割据,无外戚太监干政,无重臣弄权,一切权力全部集中到皇帝（太后）一人手中.天子之下,只有奴隶和奴隶的奴隶.这种极端的集权统治下,根本无平等、宽容可言,基本人权尚不得保.
这一切,首先在清政府的一已私心.作为一个部族政权,清政府考虑问题首先从保住满洲的统治而不是中国的利益出发.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就自认为夷（其实他有汉族血统）,称清朝为外国,这种下意识充斥在满人的骨子里.所以唯有宣天下以奉中华之正朔,大兴朱子,科举也多以朱子思想命题,用儒家的伦理纲常来约束士人和社会；限制工商业,使农民不能离土离乡,保证宗法体系的根本,也达到社会力量分散的目的；拒绝发展火器,保证满蒙铁骑相对汉人的优势（八旗兵只25万,绿营倒有64万）；拒绝基督教,防止儒教信仰体系动摇.
从以上可以看出,发展现代科学的社会资源,在康乾时根本不存在,而康乾时出现的科学发展的大好局面正是在明末社会控制松弛,西方科学传播迅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之后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清末最早认为洋人船坚炮利,大量购买军火未能力挽狂澜,大兴洋务运动造船造炮也未能奏效,后大量培养专门技术人员,最后到废科举,办新学校、大学堂,直到五四喊出科学与民主口号,正是逐渐认识武器、技术都不是关键,只有科学才是出路所在,而培育产生科学的环境于是成了国家与民族的重要任务.
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孳生兄弟,一则两者存有共同的前提,上面所讲的科学的精神和存在的社会资源条件对民主也一样适用.二则,科学中体现的正是民主的要求,而民主离不开科学的精神支持.可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也没有科学可言.欧洲的科学革命更是在破除中世纪宗教力量的控制,现代民主制度初步开始显露的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明末清初中国在科学上的长足进步,正是与当时启蒙思想的兴起相呼应的.
科学的发展,在当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停滞的帝国》（记叙马嘎尔尼访华一事）一书的作者佩雷菲特在1980年代访华时说,“乾隆”的精神依然存在,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现在我们国家有比较健全的科学发展体系,但科学的精神却仍很缺乏.国家自然科学奖与国家技术发明奖连续三年空缺,正是反映政府和社会在发展科学方面的不足,培育科学精神正是当务之急.200多年前德国国王威廉三世的口号对于我们来说,依然很震撼：“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