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是第二性的理解

女性是第二性的理解
女性是第二性的理解

女性是第二性的理解
女性是作为附属的第二性还是独立的第一性更幸福?这是5月4日《教席观察》开栏时,栏目主持人刘利群教授提请读者思考的几个问题之一.很多人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带有时代特点,近现代中国女性刚刚开始职业化道路的时期,报章留给我们的史料多是职场女性的辛酸和居家女人的得意；新中国成立后,媒介给我们塑造的共识是：工作着是幸福的.报纸杂志上看到的多是搭着毛巾,穿着工装,戴着防护帽,一手拿工具,一手擦汗,对着太阳绽放出灿烂笑容的女性；在注重人文色彩的当代,这个问题被认为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因此媒介上展示的既有成功女士的见解,也有居家女人的心得,相得益彰.
虽然工作着是美丽的,但选择做第一性的女性要面对就业歧视,晋升时的玻璃天花板,进修培训时的被忽视,容易失业,不同龄退休,甚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同时要忍受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站在这个角度看,全职主妇退回到家庭的园地、男人的身后,把风雨阻隔在外似乎更加幸福.
虽然在家里是温馨的,但选择做第二性就要面对主体地位丧失的痛苦.早在1963年,美国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就分析过一个“无法命名的问题”：即受过教育的女性退回家庭,无法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问题.住在郊区豪宅,开着香车宝马,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空虚,精神萎靡,找不到生存价值.
这确实是一个无法比较孰优孰劣的问题,都有一条道路通向幸福,关键是：在两条道路之间可以自由选择,没有被迫.艾森斯坦于1979年指出,任何非自由选择,而是被预先分配给特定人群的工作,都是异化的.如男主外女主内,把男性的发展方向定位在取得社会成就,把女性固定为家庭服务角色,女性想进入社会缺少机会,男性想回归家庭却被视为无能,这都可以看作被异化.是社会在分配男女权力关系,男女角色在被社会定型塑造.1985年,唐温娜向纵深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个人可支配劳动的时间、地点、种类方面,家务劳动是非异化的或非异化色彩较淡的.但是家务劳动是妇女分内职责的预先指定,家务劳动重复、琐碎、与公共领域的隔绝等特点,则表现出强烈的异化色彩.
只有在性别平等的状态下,个人自由选择的路径才通往幸福.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是两性都有机会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社会期待,任何性别限定都应该改变的社会；是没有一个性别压迫（控制）另一个性别的社会.女人可以选择做贤妻良母,但在任何时候都有机会实现发展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而不被污名化,不被冠以“女强人”之类的标签.男人可以选择做职场成功人士,但同样可以把父爱、激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给自己的家人,甚至可以表现软弱,寻求爱抚而不被耻笑.
这种选择的自由是需要保障的,其中一个充分且必要条件,就是赋予社会分工同等价值,把家庭内部的劳动也看做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一个制度完备的社会中,从事家庭服务的女性,如果丧偶,她应该有权利按比例享受配偶的福利,如医疗和养老,因为这部分价值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不能因为丈夫的死亡剥夺妻子的权利,反之亦然.从事家庭服务的女性,如果离异,她应该要求得到补偿,不但要求得到共同创造价值的一半,还应该得到所丧失的工作和婚姻中的机会成本的补偿,反之亦然.这种机制,至少修正了福利仅与社会工作勾连的弊端,没有把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口排斥在福利制度之外.
选择自由的另外一个充分且必要条件,是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到一定程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出,女性的地位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女性经济地位提高的唯一出路是教育,教育让女性获得在社会立足的技能和智慧.这是女性进行自由选择的尚方宝剑,她可以不用,但必须拥有.否则,女性虽可以走出家庭,却未必得到自由.鲁迅先生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演中曾探讨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后的命运“——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现在重新回到起点,女性作为附属的第二性和作为独立的第一性,都可以获得幸福.这是一个个性化选择,很大程度上由个人的人生际遇决定.但从女性群体,从历史,从当代现实考量,作为第一性的女性在实践社会公平的道路上的不懈努力提升了女性整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女性社会地位普遍提高的前提下,部分女性的第二性生活镶嵌在女性整体争取到的权利之上,才得到了保障.做第一性的辛苦是幸福的代价,做第二性的幸福是辛苦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