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深层次解答,从各个角度分析

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深层次解答,从各个角度分析
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深层次解答,从各个角度分析

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深层次解答,从各个角度分析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出自孔子《论语》.
　　周文化确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行动理念,那就是以“和”为社会行动准则.史伯认为,周人的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这就是说,周人在婚姻上奉行同姓不婚的制度,必须聘娶异姓的女子为妻；周人在经济上反对闭关自守,实行与诸民族互通有无的贸易政策；周人在政治上反对一人独断专行,实行广纳贤才、广开言路的方针.历史资料证明,周人主动吸收夏人和殷人的文化,当然也保持周人自己的文化.通过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周人创造了一套使差异、矛持、对立达到和谐的礼乐制度.孔子称赞周人的礼乐制度“郁郁乎!文哉!”史伯将这一礼乐制度概括为“取和去同”的社会行动准则.“和”就是“以他平他”,即让相互差异、矛盾、对立的事物相结合,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和谐；“同”则是“以同裨同”,即排斥差异、矛盾、对立的事物的相互结合,只求同质事物的绝对同一.按照“和”的社会行动准则办事,就会不断有新事物产生,出现新效用,事物就会兴旺发达.相反,按照“同”去办事,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所以,周文化主张“取和去同”的社会行为准则.孔子将“和”规定为君子的一种美德：“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君子的德行,“同甘共苦”是小人的德行.张载将“和”的思想发展为一种哲学准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的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和乐,道之端乎!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在张载看来,只有差异、矛盾、对立的和谐统一,才能真正建立大德大业,只有差异、矛盾、对立的和谐统一,才能保持事业长久不衰.
　　总之,周文化是一种以“天”为精神信仰、以“德”为价值原则、以“和”为社会行动准则的完整而协调的文化体系,是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为中华民族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至今仍有其巨大的精神魅力.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大智者共事,常常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也就是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大家各自摆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讨论或争论之后,总能够达成一致,较少固执己见.他们很会取人长,补己短.这样的人进步是很快的,也容易与人相处.
　　庸者聚合,在感情和义气上会很快的溶和,以求大家和和气气.在这样的群体中,伤和气是大忌,会离心离德,会因小事难脱大祸,这样的群体是短命的.
　　做君子是要有胸怀,又要有坚持原则精神的.
　　胸怀宽阔,就善于与人沟通,交流；就听得进各种意见；别人的意见能使你清醒,能使你看到自己的短处和缺点.改正缺点,就是进步.
　　庸者一般来说都会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说不得,摸不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无缘无故地瞧不起人,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遇到大的困难或一走了之,或死撑硬扛,不善于因势化解,曲折解决.还有的本身就是迷迷糊糊,从来就没有大是大非而又喜于贪图小利,这样的人在一起,基本上是趣味和义气相投而不能长久.
　　君子共事,一定都是很懂得坚持原则的,也就是俗称的：按游戏规则办事.这是很要水平的,是一定人生经验的积累,不是那些纸上谈兵的人可以真正做到的.
　　因为,坚持原则与沟通是一对矛盾,这又是做事业所必须的.坚持原则本身就是件得罪人的事情,是在认认真真地扫除阻碍事业发展的障碍,是永无穷尽的；沟通就是要让参入者都明白按游戏规则办事的道理,坚持原则不是粗暴的排除异己,沟通也不是无原则的迁就.把二者辨证地,和谐地统一起来,没有宽阔胸怀和懂得何为是非的,君子精神的人是根本做不到,也做不好的.所以君子在一起,虽然意见和观点经常不同,但总是能够通过沟通与斗争达成共识,能够长久地相处.
　　君子与小人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所谓“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同作一文题,各自善其妙.”讲的就是人各一面,从来就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君子与小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小人心有灵犀,能够在社会实践中悟出做人的道理,取人长,补己短,不断地改正自己的缺点,使自己不断地进步,小人就会成为君子.
　　那些自以为年长,懂得很多,经验也足,且过去的人生又曾经把握得很好,就自以为是,就开始指手划脚地教训别人,就开始听不进别人的批评,脑子开始僵化.应该说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在向小人转化.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时变,道亦变.”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辨证的.不论是战争,行政或经营,都不能固守成规,因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着的,否则除了倒退,没有选择.
　　先秦时代,“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统一,因而有别于“同”.比如烹调,必须使酸、甜、苦、辣、咸调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味俱全、味在咸酸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肴；比如音乐,必须将宫、商、角、徾、羽配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音共鸣、声在宫商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乐：反之,如果好咸者一味放盐,好酸者拼命倒醋,爱宫者排斥商、角,喜商者不用羽、徾,其后果便不难设想,也不堪设想了.因此,早于孔子的晏婴就曾说过：“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孔子将“和”与“同”的差别引入到人际关系的思考之中,于是便有了《论语·子路》中的那句话.
　　在我理解,所谓“和而不同”,是指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所谓“同而不和”则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一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是极为正常的.真正的朋友应该通过交换意见、沟通思想而求得共识；即,使暂时统一不了思想也不会伤了和气,可以经过时间的检验来证明谁的意见更为正确；因此,真正的君子之交并不寻求时时处处保持一致；相反,容忍对方有其独立的见解,并不去隐瞒自己的不同观点,才算得上赤诚相见、肝胆相照.但是,那些营营苟苟的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或是隐瞒自己的思想,或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只知道人云亦云、见风使舵；更有甚者,便是党同伐异、以人划线：凡是“朋友”的意见,即使是错了也要加以捍卫；凡是“敌人”的观点,即使是对的也要加以反对.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划出了不同的圈子,形成了不同的帮派.其“朋友”的真正意义也便荡然无存了.
　　或许,这种“同而不和”的小人之交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在有些人看来,孤立的个体是很容易吃亏和受到伤害的,如果不加入某个帮派、不挤进某个圈子,就缺乏必要的安全感：殊不知,这种安全感的获得却是以牺牲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当一个人连真实的思想都不敢表达,连自己的见解都无权具备的话,这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更有甚者,这种“同而不和”的行为方式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而且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到了学术领域.其结果,便是把学术之争变成了门户之见.我们知道,学术之争的本意是要通过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而去伪存真,促进学术的发展；而门户之见则是无原则地坚持和捍卫自己学派的观点,将学术之争演变为利益之争：显而易见,后者已由人格的异化扩展到了学术的异化,而异化的根源,就在一个“利”字.正像古人所指出的那样.“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宋,欧阳修《朋党论》） “君子论是非,小人计利害”（清,申居郧《西岩赘语》）
　　与小人不同,真正的君子并不十分注重人际往来中的利益纠葛,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勇于坚持立场；真正的君子并不十分计较人际往来中的是非恩怨,但却能在正视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因此,真正的君子或许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至少能保持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这,也便是“和而不同”的境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