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加强君权的措施

明清时期加强君权的措施
明清时期加强君权的措施

明清时期加强君权的措施
明代内阁制度
　　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
　　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
　　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设立军机处.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不久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三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人,共三十二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八人.军机章京之任命,或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称为“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巨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像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