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明政府应该如何有效推进社会治理

运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明政府应该如何有效推进社会治理
运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明政府应该如何有效推进社会治理

运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明政府应该如何有效推进社会治理
社会体制改革目标.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组织依约自律,基层群众自我管理,建立各方参与、互相支持、协作互动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提高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发挥保障功能,公平保障对象,增强保障的可持续性.
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地区的差别,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各种困难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存在,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无疑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伟大工程.在这一工程建设中,需要调整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更需要重视社会体制的改革.
如同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一样,社会体制改革也应该成为我国今后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我国高层领导对社会体制改革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之所以说社会体制改革、建立新体制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只有社会改革及其所促进的第三部门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环境与保障条件,才能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丰厚的社会基础.
没有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稳定发展,片面追求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缺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政治民主不可能有牢靠的根基.那么,怎样来推进我国的社会体制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呢?换句话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推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新社会体制的基本架构应该是怎样的昵?探讨和解决这食问题,既需要立足我国的实际情况,又需要积极借签世界现代化史上的成功经验.应该重点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政社分开”基础上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新社会体制的内核.因此,应该切实实现“政社分开”基础上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社会分工以及组织的职能区别,是自笛尔凯姆以来许多社会学家早就揭示了、并为后人普遍认同的真理,是各类组织成本最低而效能最大化的前提.这里所谓的“政社分开”,是指政府部门与那些官办的或非官办的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职责分工及组织分工,解决政府与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功能重叠.分开不是对立,是为了更好地合作,更好地调动各自的资源与能力,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一起实现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需要强润的是,“政社分开”是前提,分工合作与共同治理是结果,而关键则在于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其二,在明确政府的社会责任和管理职能的基础上,围绕“政社分开”的核心原则,真正实现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包括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在内的社会治理,无疑是现代政府的当然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管理和服务都由政府直接来提供,也不意味着政府是这些管理和服务的唯一主体.政府机构的职能和功能事实上是有限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和社会的分工合作与共同治理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一方面要将不该由政府承担的那些组织职能亦即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职能和事务剥离出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委托管理”的方式转交给官办的和非官办的专业非营利社会机构,彻底解决政府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等事务上的“越位”问题.另一方面,要针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解决政府社会管理上的“缺位”问题.其三.制定积极的社会政策和公共财政政策,大力推动第三部门范围内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其四,通过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第三部门范围内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建立党与社会的新关系.这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体制建构之所需.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党与社会的关系是建立在“单位制”的基础上的.那时党和社会的关系结构是比较简单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单位人”向“原子化的社会人”的变迁,党和社会的关系无疑变得愈益复杂起来.今天,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仅仅通过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以及社区这样的“准单位”,确实已经很难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以及把握各个社会群体的实际需求和愿望,很难把自己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全面地覆盖到各类社会群体.这就要求我们党主动介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一方面积极推动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公共财政政策的建立,一方面积极引导和推动第三部门范围内的非营利组织的发育和发展,利用第三部门范围内的非营利组织这个平台去组织社会,实现自己影响的“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