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西方思想中的“中庸之道”

比较中西方思想中的“中庸之道”
比较中西方思想中的“中庸之道”

比较中西方思想中的“中庸之道”
在现在,“中庸”之道被冠上了各种帽子而不断遭受各种误读、歪曲,甚至认为它导致了中国落后挨打.更有甚者,将中庸之道与折衷主义、平均主义、不彻底主义、庸碌主义、妥协主义混为一谈,认为“中庸”缺乏原动力,其不偏不倚、守中持中让人圆滑处世,无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个体刚健清新的生命塑造.
　　“中庸”的内涵可表述为“中和”.子思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以说,《中庸》全书的主旨是“致中和”,即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处理万事万物,使人们达到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而“致中和”的前提是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恢复人固有的善的本性.要恢复人的善的本性,首先要努力做到“诚”,因为诚是“物之终始”,是沟通天道和人道的桥梁,因此“诚”是中庸的关键所在.
　　中庸的“诚”有三个维度：（1）连结天和人（“天命之谓性”）,“诚”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规范,既重天又重人,体现了从“礼”到“仁”,从“天”到“人”的重要历史转折；（2）“诚”是贯通天、地、人的一种普遍规范,使天和人、地和人、人和人、人和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3）“诚”强调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诚既是道德本体,也是道德实践,既是个我自身的修养,也是人际关系充分协调的原则,更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的准则.
　　“中庸”思想具有东方文化的魅力,但并非仅仅为东方所独有.中庸精神具有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共性,是东方和西方共有的哲学理论,具有人类精神的内在互通性.
　　古希腊有“中庸”思想.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诗人潘季里特在他的《祈祷诗》中说：“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言》中说：“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有许多关于“中道”的言论：“当人过度时,最合适的东西也变成了最不合适的东西”；“人们通过享乐上的有节制和生活上的宁静淡泊,才得到愉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动摇不定的灵魂,是既不稳定又不愉快的”；苏格拉底讨论过“中道”问题.柏拉图认为：“需要‘中’的原则,以论证绝对精确的真理.”这些论述表明,古代希腊社会很早就存在着以“中道”为佳的思想,但中道思想的系统理论化,是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都对“中庸”作了深入分析.亚里士多德说：“德性作为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过度与不及,均足以败坏道德,因此,过度与不及是过恶的特征,适度是德性的特征.而只有达到中道的合适范围,才能成为道德的”.亚里士多德把“中庸”分成：怯懦和鲁莽之间的是勇敢,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大方,淡薄和贪婪之间的是志向,自卑与骄傲之间的是谦虚,沉默与吹嘘之间的是诚实,暴戾与滑稽之间的是幽默,争斗与阿谀之间的是友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美丽的和谐来自对立双方的中间把握,人们应否弃相反的两端尽可能地向“中道”靠拢,并最终取得善.亚里士多德强调“时中”,认为：“在一切可称赞的感受和行为中都有着中道.一个有德性的人自然应当时时求中.”哲学家维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中总结道：“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竭力倡导过中庸思想,他认为,任何事情只有做到中庸才是正确的.……柏拉图持中庸立场,所以称美德为和谐的行为；苏格拉底持中庸立场,所以将美德与知识等同起来.希腊七贤开创了中庸传统,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刻下了‘物极必反’的箴言.”罗国杰对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评价很高：“中道思想对是非、善恶的区别,是有着严格的界限和鲜明的态度的,与那种在是非、善恶之间模棱两可、不偏不倚的折衷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可以说,孔子、子思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中道”观点上志趣相近、不谋而合,决定了中庸在中西古典伦理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更影响了中西方世界两千年来的发展进程.
　　仔细考察东西方的关于“中庸”、“中道”思想的论述,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孔子“中庸”的“中”有很浓的人性仁爱意味,注重以内在的心灵之“诚”去把握世间万物,而亚里士多德“中道”的“中”表达出西方哲学智慧知性的对象化特征；东方“中庸”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致中和”而达到的心灵“和谐”境界,而西方的“中道”寻求的则是城邦法律的平衡“公正”；孔子的中庸之道的底线是国家的“礼法”,要求个人服从社会的整体,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在社会准则中选择符合中道的同时,对个体意志自由的充分尊重；中国的“中庸”思想,更多地强调日常人伦的中节、持中、现实和谐感,西方的“中道”更多地强调本体论中的人的知识和美德的形而上思考.通过中西方思想中“中庸”的比较,可以看到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中国先秦和古希腊思想“中庸”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相对而言,中国的“中庸”思想发展更具有体系,而且更具有人生在世坚持“中度”、“中节”人生操守的意义.可以说,东西方的“中庸”思想都产生于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人类思想的发源地,影响东西方的重要思想历史进程.
　　东西方到了当代都遇到了“反中庸”思潮,表征为中庸思想的失落或中庸之“度”与“用”的失落.不难看到,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节奏和生命观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庸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被东西方人们所普遍质疑.在西方,由于片面强调发展、竞争和大国霸权,人们逐渐越过了中庸不偏不倚的平衡发展之道,导致过度开采、涸泽而渔、盘剥自然、国际霸权,最终出现大面积的精神缺钙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导致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失衡.如果说,西方是因为“过”而要退回到中庸,那么,东方正在“过”与“不及”之间重新寻求已然偏离的中庸之道.
　　事实上,东方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欠发达第三世界,正在史无前例地抛弃中庸精神.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不断照搬西方模式,人们对技术对财富对社会话语权力的渴望大幅提升,从过去注视个人的内修道德到现在过分注视外在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偏离了中庸之道.东西方社会在偏离了中庸之道之后,都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困境和社会弊端.在全球化时期,“中庸”作为一种人类精神遗产被重新提了出来,表明“中庸”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魅力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重提中庸就是要在今天的全球化、现代性当中去发现过去那些思想当中还有生命力的部分.
　　中庸是一种哲学本体论,之所以在一百年来逐渐失效,大抵因为它生不逢时——现代社会“反中庸”.在反中庸时代重新提倡中庸,显得更为迫切.因为社会经过了否定之否定后,人类思维更加成熟,也更加希望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自己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满冷静的思索和辩证的互看,从而把握中庸之道.今天,中庸的意义正在显示出来,在反省现代之路的偏激和极端之后,人类才会迷途知返遵循中道,而走向具有生态文化意义的“诗意地栖居”.人类和平和谐才会成为手中之物,而不只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