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的解释急!

修辞立其诚的解释急!
修辞立其诚的解释
急!

修辞立其诚的解释急!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中的一句话,很简单的讲就是要作文章要从心底来说真话.昨天我看了黄庭坚《答洪驹父三首》（《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这篇文章,感触颇深,集中起来就是这句“修辞立其诚”.
“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之后,始知作文章”（《答洪驹父三首》）,分界在绍圣前后是很有道理的.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便改元“绍圣”,绍圣改元标志着北宋后期新党执政,旧党垮台.绍圣前,元丰八年四月,司马光在一封奏章中,也承认新法有“便民益国”之处,建议“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丧国者去之”（《上哲宗论新法便民者存之病民者去之》,《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三题作《乞新法之病民丧国者疏》）；吕公著谈的更详细,他在《上哲宗论更张新法当须有术》（《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中说,青苗、免役、保甲等法是有一定益处的,需要改造,不宜一并废除,司马光明确表示这和他的认识相同.但是元佑元年三月,司马光、吕公著等执政,使新法荡然无存,这都是意气在作怪.黄庭坚所谓“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也便是此.
元佑四年至元佑七年,几年间,元佑党人蓄意炮制“车盖亭诗案”等,借以置蔡确于死地,并对熙丰新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除.绍圣后,新党在仿效元佑的同时,则明显具有彻底禁锢整个旧党集团,使之在仕途上永不得翻身的目的.黄庭坚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元佑、绍圣更化很明显的影响到文学创作,字这种意气之争的状况下,文人们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
黄庭坚告戒他的外甥洪驺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答洪驹父三首》）这个“好骂”是短处,黄庭坚说的很有道理的,“文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同上）.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东坡文章,妙绝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讥刺.文与可戒以诗云：‘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乌台之勘,赤壁之贬,卒于不免.”（乙编卷四,“诗祸”条）苏轼在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对新党人物的贬词中多以“骂”为主,言过其实,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说到实处,只是一个“意气”.鲁迅先生的文章也以“骂”为主,但他的“骂”多是实实在在的（当然也有些,不尽为实）,文风泼辣是好事,但是也有个限度,能做到“修辞立其诚”,便是好事,过犹不及,不适中是不好的.
黄庭坚说到杜甫写诗和韩愈作文,没有一个字没有来源,后世人读书少不知其实,虽然取得是古人的东西,但经过改造,点铁成金了.（具体见《答洪驹父三首》）黄庭坚注重学习,但是他不赞成墨守成规,希望能活学活用.黄庭坚经历了北宋以来最大的党争,在其过程中,他一方面迫于政治压力,一方面反思文坛作风,将他的这种认识反映到他的文学理论上.实际上他最大的作用就是将“修辞立其诚”的思想溶入文学理论之中.
我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懂的不多,说这些主要在“修辞立其诚”上.我现在看一些东西,觉得有些时候是言过其实,意气之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不懈一顾,全盘否定,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对“五四”还是很赞成的,在上高中时,我对同学们说陈独秀等是激进分子,当时大家都不同意,实际上是对的.后来梁漱溟先生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举起了传统文化的大旗,其实也是要东西文化结合,是对新文化远东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动”.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他在文革时,说了违心的话,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这里说了实在话.到1981年写这本书,他说了实在话,做到了“修辞立其诚”,这种实实在在,没有意气之争的心态,写出的东西必将是客观的.冯友兰先生多次讲到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意义,胡适先生哪?多次言过其实说冯如何如何,是个很明显的差别,放到一起,可见一斑.
近几年来,很多文章,就没有做到这一点.竟也有某人学鲁迅骂鲁迅,不懂哲学乱说哲学,尤其是对一些大师说三道四,无聊之极.另外外间风闻冯友兰先生与钱钟书先生之间如何如何,最近读浦江清先生《清华园日记下》中载：“本来已与冯芝生院长商量如何发展中文系,添聘教授,因北地风云聚紧而格置.所拟有孙蜀丞（人和）、朱东润、吕叔湘、钱默存（钟住）、董同龢等.”浦先生是清华老人,所载多是事实,而且颇知其典故,这样说来,冯钱二先生并没有什么,许是那些文人又在饶舌了.
感于现实很多人不以学术问修己之学,而为生活所需饶舌胡言.虽有适当的环境固然很好,但以此来研究,则没有什么紧张,希望那些人能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