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威尔对封建专制王权的态度列举史实说明

克伦威尔对封建专制王权的态度列举史实说明
克伦威尔对封建专制王权的态度
列举史实说明

克伦威尔对封建专制王权的态度列举史实说明
王权还是共和?保守还是激进?
——试论克伦威尔的政治观
上海师范学院 顾学杰
1640—1660年的英国,经历着一场新旧政治体制交替的搏斗.在这一进程中,世袭的封建君权败下阵去,古老的王权思想却顽强存在,国会自主权力增强,但与个人独裁之间的冲突贯穿始终,共和思潮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要求展示着新时代的曙光.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克伦威尔又怎样?作用如何?本文拟提供一些史实,并试图比较系统地探索这个风云人物的政治观点及其历史演变.
一、内战爆发之前
英国革命以斯图亚特王朝最初两个国王与国会之间的冲突启其端.内战前,这种冲突在三方面展开：宗教上,国教与清教之间；经济上,国王擅自征税和出卖专利权,国会坚持征税须经国会同意,反对专利权；政治上,国王强调“君权至尊”,国会要求自主权力.詹姆士一世提出：“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1宣称“议论上帝是渎神,议论君主是谋叛”.2查理一世声言,“国会的召集、持续和解散,完全依从于我的权力”,3他多次未经国会同意而强行征税,实行无国会统治达十一年之久,他拒绝采纳长期国会通过的《大抗议书》,并传令下院交出五名反对派领袖,妄图一举终止国会的违抗,可是当亲自来到下院进行逮捕时,他发现“鸟兀已被放走了”.于是,国王升起军旗,国会征募军队,1642年秋,内战开始了.
在这场对专制王权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中,克伦威尔和其同道们一起,反对国王的暴政.但这时,导致他反对查理一世的统治,首先是宗教而不是政治.1628年第一次进入国会时,他的主要活动是参与一起宗教案例的调查,要求取消主教制,禁止《公祷书》规定的教仪；三十年代中期,国会与国王环绕着拒交船税的“汉普敦案件”而斗争时,他正在为家乡一个清教徒讲坛布道者缺乏资助而呼吁；短期国会中,他的发言仍限于宗教宽容.直到长期国会召开后,他变得活跃起来；动议释放在押的约翰·李尔本,积极支持《根枝法》,参与为草拟《大抗议书》作准备的王室暴政的调查工作,在通过《三年法规》中起着卓越的作用.
诚然,他在《大抗议书》通过以后曾说：“如果《大抗议书》被否决,我将在否决后的第二天一清早,就卖掉我所有的一切,再也不愿意见到英格兰.”4然而,这是宗教感情多于政治考虑.因为《大抗议书》不象《根枝法》,前者对废除主教制问题作了让步,克伦威尔认为反对者不会太多,可结果出于他意料,在《大抗议书》的讨论中,争辩激烈,仅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从而他作了如上的表示.
在内战爆发前的年代里,克伦威尔从一个抨击国教主教制度知名的纯朴清教徒,开始成为长期国会中的国王反对派,但政治地位不显要,所以他不在被国王逮捕的五人之列.
二、第一次内战期间
战争爆发后,反对国王和王权的斗争,从国会讲坛移到战场.要不要击败王军,在国会阵营内发生了分歧.掌握国会、控制军队的长老派不想与国王决裂,伺机妥协.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认为首先必须在战场上彻底取胜,尔后进行谈判.他所征募的一支骑兵队在埃吉山战役中（1642年10月）,初露锋芒；1643年,国会军在其他战场上丢城失地时,克伦威尔所在的“东部联盟”始终保持完整,成为国会军公认的中心；马斯敦草原一战（1644年7月）,他的骑兵队,痛击王军,被称为“铁骑”.
然而,这些辉煌胜利被长老派将领的败绩所抵销.对此,克伦威尔深为不满.1644年初,他谴责国会军军官们军事上的不称职和行为上的放荡失检.9月,他向“两王国委员会”申诉说：这样一些成员组成的军队,对作战无所稗益,“难以完成任何重大的事业.”5对第二盂彻斯德伯爵在马斯敦草原战中因行动迟缓,贻误戎机,他和伯爵发生了争辩：克伦威尔严正指出：让国王不受击而逸去,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将得到加强；从而,唯有现在将他击溃,他和他的事业将从此毁灭.伯爵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打败国王九十九次,他仍然是国王,他的后裔仍然是国王,我们则仍然是臣民；但如果他打败我们那怕只是一次,我们就要被绞死,我们的后代也将完蛋.克伦威尔气愤地说：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拿起武器?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该反对战争.如果是那样的话,让我们和国王议和吧,不管这是从未有过的多么卑鄙的和平!6
战争已进行了二年,国会军在战场上越来越糟,为了挽救面临的危殆,克伦威尔在1644年12月9日发言中,撇开对个人的指摘说：“现在的重要问题在于拯救国家,因为连绵不断的战争带给国家以致命的流血,或者说几乎是奄奄一息.因此,不进行一场更迅速、强力和有效的战争……我们将使全国厌弃我们,痛恨国会这个名字……不把军队置于另一种格局之中,战争不更强有力地进行,人民将不再忍受战争的重负,迫使你们顺从一项可耻的和平.”7在克伦威尔等独立派分子的坚持下,国会通过“新模范军法案”（1645年1月）,组织起一支在费尔法克斯统帅下,以“铁骑”为核心的新模范军,克伦威尔担任副统帅.
从此,克伦威尔在国会中代表着军队,在军队中代表着国会,他带领新军驰骋疆场,在纳西比和兰伯两次战役中（1645年6月—7月）取得了对王军的决定性胜利.1646年夏第一次内战结束,国王成了阶下囚,封建君权统治的光轮黯然消逝.
三、国会与军队破裂之时
战争的硝烟散去,斗争转入革命阵营内复杂的政治较量.
国王被打败,国会实际上成了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长老派仍然控制着它,他们力图把局势固定下来,让国王在其庇荫下复位.他们一面派出代表与国王进行谈判,一面又通过大量裁减军队的决议.然而,战争的胜利是由新军取得的.他们奋勇作战,克敌制胜.战争结束后,他们毫无所得.于是军队中政治激情滋长,平等派影响扩大,开始成为集结中下层群众的政治团体.他们反对与国王妥协,拒绝裁军,要求民主改革.国会与军队之间破裂了.
克伦威尔作为国会军将领,他对长老派的裁军措施深感不满,作为新军的成员,他同情士兵的遭遇,但作为军队的指挥员与军队中的国会代表,他又害怕无政府状态,坚持传统的国会权威,鄙弃士兵们的颐指气使.他就在这种状况下在国会与军队之间进行调解.
事实上,克伦威尔这种和解意图是徒劳的,他的愿望也是脱离实际的.正当他调解斡旋时,长老派下令限期解散军队,军队士兵中出现了“鼓动员”组织,把国王转移,置于军队监护之下,割断国会与国王的联系.
而对这种局势,克伦威尔作出了与军队一起,同时又必须把军队严格控制的抉择.他成立了“全军委员会”士兵鼓动员和高级军官都参加,使士兵鼓动员服从军官,广大士兵也就被控制.6月中,全军委员会通过《军队宣言》,反对王权专制和寡头统治的国 会；要求改革国会制度,使其更具代表性；提出清洗现存国会中敌视军队的长老派议员.
克伦威尔支持这个宣言,因为他需要与军队保持一致来反对长老派,长老派不但没有采纳,而是继续操纵国会反对新军.士兵群情愤激,要求进军伦敦.克伦威尔开始反对进军,后因长老派的顽固,终于在1647年8月6日,率军进驻伦敦,完成了对长老派国会的第一次事实上的清洗.
然而这并不说明克伦威尔是王政统治的反对者.就象他反对长老派的专横却坚持国会权威一样,他敌视并要求在战场上击败国王,却不主张废除王政统治.国王被军队转移监护后,他与国王保持着接触,并责成爱尔顿主持起草谈判条件.这就是进军伦敦前夕发表的《军队提案纲目》.《纲目》要求解散现存国会代之以财产为基础而产生的每二年一次的新国会,成立一个隶属于国会的国务会议；行政官员由国会委任,十年后由国会推荐,国王巡选；军队指挥权十年内归国会,十年后归国王.这个方案保留了国王和上院,它只是制约了现存国王和国会,但赋予未来国王和国会以较大的权力,其着眼点是解决目前的困难.这是既要顺从又要制约士兵,并用以反对长老派而与国王妥协的一个方案.
这一年(1647)的整个晚夏,克伦威尔以《纲目》为基础与国王进行谈判.人们看到他和爱尔顿在国王居处的邸园里同国王一起散步,在私室中进行密谈,他俩的大门向王党分子敞开.这些活动遭到约翰·李尔本的强烈抨击,引起士兵的极大愤怒,群众也议论纷纷,克伦威尔不得不有所收敛.
四、“巴特尼争辩”前后
伦敦进军后,独立派控制的军队成为与国会相对立的第二个政治中心,随着国会中长老派地位的跌落与独立派的上升,政权问题上的斗争,在军队内部独立派和平等派之间展开.
平等派认为,一切权力追本溯源来自全体人民,从而世袭的君主制和上院必须废除；它又提出自然权利学说,主张一切人不论财产多少,政治上生而平等.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思想贯穿在1647年10月,士兵鼓动员起草的《军队陈辞》和《人民公约》中.这两个文件要求：解散现存国会,确立按居民人数比例,普选产生的一院制国会的共和政体,国会及其代表的权力必须听命于选民；改革现存法制,废除一切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两个宣言在军队内外引起强烈反应,也震动着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上层,他们不能赞成广泛的选举权利,因为根据这个原则而产生国会,意味着财产的平等,威胁着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作为独立派上层代表的克伦威尔,这时已从帅军之将变成事实上的政治统领,对他来说,掌握和稳定政权的现实,要比抽象的原则更为重要,从而认为平等派的纲领是脱离实际的空想,10月20日下院的发言中,他坚持王权受限制的君主政体.但现实又使他意识到平等派已成为军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必须谨慎从事.因此他决定把这两个文件提交全军委员会扩大会议,由双方代表进行讨论.这就是1647年10月底11月初的“巴特尼争辩”.
会议就未来的国家形式和普选权两个问题展开了辩论.关于前者,克伦威尔首先肯定“文件中的主张和表述是无可非议的”,但他又说这是政治体制变革中的“跳跃”,其后果是“混乱”和“极端的杂乱无章”,对民族国家将带来“一片无尽的废墟.”接着他又提出实现平等派政治主张的“途径和方式的可能性……以及须予克服或排除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巨大困难.”他的结论是：“光提出一些目标美好的事物是不够的……我们的职责是考虑其后果,考虑达到目标的途径”.
关于普选权,爱尔顿公然鄙视平等派的政治上一律平等的自然权利学说.断言选举权,是一种“财产资格”,“正是这样的人,”他说,“具备这种财产资格的人才拥有选举权,并被扶植而成为国会的成员”.克伦威尔认为“普选有助于无政府状态,其结局也是无政府状态”,8因而他反对任何激进措施,反对立刻废除君主制和上院的共和政治体制.
针对独立派的发言,平等派成员进行了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的驳斥.克伦威尔眼看以“没有现实性”来否定平等派纲领的希望落空,便通过军官操纵的一个委员会来调和《军队提案纲目》和《人民公约》.新方案规定：国会二年改选一次,非经本身同意不得解散；设立国务会议；选举权问题除剥夺王党分子五年选举权外,其他未作规定,交由国会审议.关于废除君主制和上院问题,新文件只字不谈.这个默认王权统治的折衷方案；不仅引起与会的平等派成员与鼓动员的不满,伦敦街头和士兵中间也出现了传单,揭露独立派军官政治上的保守,号召士兵撤换团队中的独立派军官.
军心不稳,部队思变,克伦威尔决心行动.他驱走了与会的鼓动员,解散扩大会议,指引国会谴责《军队陈辞》和《人民公约》,通过全军委员会发表宣言,抵制任何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要求士兵誓约效忠.10月15日,当魏尔检阅场上一部分团队抗议示威,坚持《人民公约》时,他持剑策马,闯入士兵队伍,强使他们顺从,造成了枪杀里查·阿诺德的“魏尔事件”.
克伦威尔反对平等派共和政治纲领,从理论上的争辩,走向了现实的暴力镇压.
五、国王的末日
“巴特尼争辩”是克伦威尔政治思想历程中的转折.这次争辩使他认识到与查理一世的妥协有失军心；同时,查理从汉普敦宫的潜逃以及“马鞍信件”的截获,证实了国王勾结苏格兰人在英格兰复辟的企图,于是克伦威尔对查理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1648年1月初的下院发言中,他热烈赞同停止与国王的交往,指责国王刚愎自用,顽固执拗,不能和国王有任何妥协.爱尔顿也提出审判查理一世.这一问题由于1648年初的内战重启而被搁置下来.
面临新的战火,克伦威尔释放了“魏尔事件”中被捕的军官,答应采纳《人民公约》中的某些内容.新模范军重新团结一致,奋起战斗.1648年秋,克伦威尔率军北上,击溃来自苏格兰的王军,粉碎了国王期待于苏格兰的迷梦.
这期间,克伦威尔虽然消除了对查理的期望,调整了与平等派的关系,但他仍是一个政治上的保守者.对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与他的同僚持有不同观点.1648年春一次午宴后的讨论中,在场的勒德卢指责他在是否君主制、贵族政治还是民主政府的争辩中,“超然事外,不置可否”.9当南方军队抗议谴责长老派利用战争与国王重新谈判,要求把国王作为“血腥者”交付审讯时,克伦威尔认可他所统帅的军队赞同南军的行动,但自己则举棋不定.当奉召回伦敦时,他行动迟滞,返抵时,正值“普莱德清洗”的当晚.对这次清洗,他说“事先未曾获悉,但事情已经发生,他为此感到高兴并将尽力支持它.”10
经历了长期的犹豫踌躇,克伦威尔于1648年12月下旬,说是“天意如此,气数已定”11,同意审判国王,并成为最高法庭的坚强成员.
克伦威尔观点上的转变,进程是缓慢的,一旦完成转变,他是坚定的.当时,“没有国王就没有国会”的传统思想在军政上层人物中颇为顽强.对国王起诉审判,多数人是勉强的,少数人是敌视的,律师出身的政客为之诡辩,克伦威尔却坚定不移.他下令把查理一世从罕姆郡的赫斯特押到伦敦郊区温莎听候审讯；在第一次最高法庭预备会议上,针对雪特耐提出国王不受任何法庭审讯的论点,他说；“我要把国王连同他的王座一起砍掉；”12公审第一天开庭前,他推动法庭作出了“以下院,以会聚在这里的国会以及全体英格兰善良人民的名义”13来审讯国王的决定,宣判定罪时,法庭成员道恩斯企图阻挠,克伦威尔断然责斥,排除干扰,使审判胜利完成；面对欧陆各国君主的营救呼吁,他接见法、西国使节,告诫他们不得干预这一案件；最后,由于他的努力,征集了足够多数的法庭成员在判决书上签了名,并亲自签署死刑执行令,终于在1649年1月30日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
查理一世身首异处,封建君权随之结束,克伦威尔名垂史册.
六、共和国成立之初
查理一世死后二个月内,王政废止,上院取消,行政权交于由下院选举产生的国务会议.克伦威尔为国务会议第一任主席,成员中的半数来自下院.一个“没有国王和上院”的一院制共和国诞生了.
但是,《人民公约》没有实现,选举权并未扩大,沉重的捐税有增无减,独立派上层和高级军官成了新的显贵,他们控制着国院,专横武断.冷酷的现实,激起了平等派新的斗争浪潮.一本平等派小册子尖锐地指出：“以前,下院没有上院的赞同,什么也不能通过,现在他们没有军官集闭的赞同,不敢通过什么东西.以前我们受一个国王、上院和下院的统治,现在我们受一位将军、军事法庭和下院的统治.请问,区别在哪里?”14
1649年2、3月间,李尔本发表《英格兰的新枷锁》,批评共和国的政治措施,谴责军官们的背叛行为,要求民主选举新的国会,坚持解散专断地选择而组成的国务会议,成立一个对国会负责的委员会来取代,它还要求实行1644年的《自抑法》,以免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成为集军政统治于一身的新的暴政发源地.
这是对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共和国的严重挑战.过去,克伦威尔对平等派较为谨慎；也曾同意采纳《人民公约》,但那是因为形势危急,为了安抚和争取他们来反对国王、王党和长老派,现在,这些已经过去了.“我告诉你们,阁下们,”克伦威尔对国务会议成员说,“对这些人,除了把他们粉碎,没有其他办法,你不制服他们,他们就要制服你……使国家的财富四散狼藉,使你们这么多年来孜孜以求,费心费力,苦心积虑所从事的工作全部落空.”15
l649年3月,克伦成尔逮捕李尔本等人.可是,要求释放的请愿书不断地呈递上来.传单在街头广泛流传,敦促人民和军队起来行动.于是,克伦威尔决定排除他的对手.4月,伦敦的部队佩戴着平等派标帜,抗议示威拒绝调防时,遭到了镇压,士兵洛基叶当众被枪杀.5月初,汤姆逊上尉领导士兵要求全而实行《人民公约》,声言要为阿诺德和洛基叶报仇,克伦威尔率军前往,在贝尔福德地方把起义队伍淹没在血泊中.
血洗平等派的第三天,5月19日,下院正式告示：英国从此后“将作为一个共和国和自由的国家……进行统治.”168月7日,长老派成员和伦敦市大商人、大金融家举行宴会,为克伦威尔庆功祝捷.克伦威尔的权势确立起来了.
七、对王权的渴求
镇压平等派后,克伦威尔倾其全力于征服爱尔兰、粉碎苏格兰王党分子的复辟阴谋.1651年5月,当查理二世乔装打扮败逃法国时,克伦威尔满载征战胜利的荣华凯旋归来.他受到了各方面的欢呼、赞誉和拥戴：收入每年增加了四千英镑；汉营敦宫被拨作别墅供他使用；国务会议的选举中他名列前茅；下院把他所赞同的政策措施作为首要愿望而予以考虑.他不再是某一派别的领袖,而是高耸于各派之上的英雄人物.
现在,他面临着必须放剑入鞘,如何进行政治统治的时候.随军牧师休·彼得告诉勒德卢说：“这个人物必将成为英格兰的国王,”17从1651年9月到1653年4月长期国会被驱散的一年半内,废弃共和政治,重建君主政体的意图,在他的两次谈话中流露出来.
第一次是1651年10月,一批军政领导人应克伦威尔之邀在议长家里聚会.克伦威尔向他们指出：“老国主死；他的儿子被击溃,现在是到了为国家取得一项解决的时候”.会上讨论的问题是；英国应成为怎样的国家?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与会者意见分岐,议员们倾向君主制,军方则反对个人独裁统治.
很显然,克伦威尔是为了摸清军政领导人的政治倾向而召开会议的.他在会上首先提出君主制和谁应即任王位的问题,并作了这样较为朦胧的表达：“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困难事情,但我确实认为,作为英格兰人和基督徒；为了人们的安全和保持他们的权利,在解决处理这个问题中赋以某种君主制的权力,这是非常有实效的.”18
第二次是1652年12月,他和具有保王倾向的国会领袖怀特洛克进行亲密交谈.谈话从同年秋军队和国会的矛盾引起政局的动荡开始.克伦威尔抨击议员们,说他们一心想独占所有的要位和利益,无视其他的权力,也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节制；他又指出,“非有某种完整无缺、至高无上的威权,不足以约束事态的发展和防止毁灭”.怀特洛克承认这一切,但他觉得难以找到一种制约他们的办法.这时,
“如果有人以国王为已任会怎样?”克伦威尔突然提出.
“这样的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怀特洛克嚅嚅地回答.
“你为什么这样想?”克伦威尔反问.怀特洛克指出,克伦威尔虽是总司令,但他无论在军队里还是政府里,无论是财政上或外交上,完全拥有国王的权力.因此,当总司令比之采用国王称号所招来的“嫉妒、危险和招摇浮夸”比较少,而掌握的权力却一点也不少.克伦威尔接着提到亨利七世的形象而指出,“在国王统治下的人们,比在任何其他政府统治下,行事要谨慎牢靠一些,”“国王的权力是那么伟大和崇高”,这个称号“可以约束他们的傲慢专横和放纵行为.”
对此,怀特洛克提醒他：要是这样,他和他的同僚将因君主制而与克伦威尔一起毁灭.最后,怀特洛克敞开思想建议：“需要的权宜之计,莫过于和王子达成一项私人协议”,这样,克伦威尔可以使他的同僚和部一感到“安稳万全”,可以为他和他的家族谋得“豪气大度”的名望,而且还可以凭惜掌握着的军权来达到“保障僧俗自由的非君主制”的效果.克伦威尔淡淡地回答说；“这样一步棋需得慎重考虑”.19
上述这次谈话的真实确切性如何?历来有所怀疑,但为大多数克伦威尔传记作家所采纳.总的看来,一个会议和一次密谈表明,一连串的军事胜利,使克伦威尔比他的同时代人有着无比优越的地位.他思量着废弃共和,盘算着把王冠戴在自己的头上.而怀特洛克的语.又使他意识到王权统治不合历史潮流.
八、驱散长期国会
当时英国社会的广大状况是,营养不良,困于忧患.失业工人流落街头,监狱里关押着由于偿不清田赋而被囚的人们,古老而野蛮的法制残余继续存在,为了供养军队；广大人民担负沉重的租税.
与这种景象成对比的是国会中的新旧显贵们.他们窃据要位,培植亲信,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特别是在没收、拍卖王室和僧俗贵族的土地事件中,为自我及其小集团利益而投他们的票.长期国会这个历史遗留越来越变成众矢之的,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军队.
克伦威尔对长期国会的“专制武断”深感不满,长期国会的统治也是他渴求王权的一个现实障碍,但他并不主张解散.1652年8月,以兰伯特为首的军官集团上书国会,要求制定国会新代表的选举法,这无异是要求解散现存国会,克伦威尔把它改为要求对未来的国会体制进行考虑,俾使“只有那些虔诚的,忠于共和国利益的人得以当选.”20国会接受了请愿书,可是拖延时间,迟不解决.
1653年1月,军队中的国会反对派领导人四出游说,进行鼓动；3月军官们决议封锁国会大门,斥逐议员,由于克伦威尔的调解,决议没有执行.
4月中,国会迫于形势,草拟了一份新的选举方案.据此,现任议员不进行改选,继续留任,并由他们复审确定新当选者的“合法性”.这是一项无限期持续现存国会的方案,它不能不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而克伦威尔却仍然谋求妥协.4月19日,国会决定讨论通过新方案的前夕.他召集双方领导人商谈.在针锋相对、僵持不下的局面下,他提出,一个折衰办法：由国会指派一个人数有限的委员会充任过渡性的政府机构,以便某种较好的体制得以完善地建立起来.与会者对此并未完全同意,只是一致决定将国会新方案暂且搁置,以待双方再行商议.可是第二天,国会中的多数成员并不接受他们头头和军方的私下商谈而自行其事,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那是1653年的4月20日上午,克伦威尔获悉国会在讨论通过新方案,他匆忙地在哈利逊伴同下,带着三百名武装随从冲进国会大厦.他先是静听议员们的发言,当议长把方案付诸表决时,他步入大厅中央,手挥帽子,脚跺着地怒气冲冲地说：
“你们在这里再待下去是不合时宜了,你们现在必须让位给比你们更合适的人……
“你们自称是国会!你们不是国会!我说你们不是国会!你们中的一些人是（他不点名的痛骂）酒鬼,淫棍,魔鬼,居心叵测,道德败坏……
“你们这些道德不正之人,玷污了基督的言行!你们怎么配组成为上帝选民的国会?!我说,滚吧!让我们把你们处理掉吧!以上帝的名义——滚!”
接着,他举起权标问：“我们怎么处理这玩艺儿?——拿开吧!”说着就把它递给一个枪卒兵.克伦威尔又瞧着议长对哈利逊说：“撵他下来!”哈利逊奉令把议长拉下座席.最后,克伦威尔来到秘书那里,夺过国会新方案,拿起钥匙扬长而去.21
当天下午,国务会议照常聚会,克伦威尔来到那里说；“如果你们作为私人在此聚会,我不来打扰你们；但如果这是一次国务会议,这里没有你们的位置.你们不可能不知道今天上午下院发生的事情.请注意,国会已经被解散了.”22
驱散长期国会,赶走国务会议,现在,除了他,总司令克伦威尔
九、小国会始末
长期国会被驱散,没有国王和上院的一院制共和政体倒塌了.建立怎样的体制来进行统治?最高权力应归于谁?还要不要国会?要怎样的国会?国会与个人掌权之间的关系该怎样?这是克伦威尔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他面前有四种可供采纳的选择,其一是“以国王为己任”.其二是以兰伯特为首的军官集团的主张：单独一人的统治和一个作为行政机构的委员会,此外是一个其成员经过认真甄别的国会；为了防止越轨,三者的权力由种成文的东西予以规定.其三是第五君主国派的愿望,他们主张与过去的政治结构完全决裂,废除一切世俗意义上的政治统治；为此,必须组织一个提名简拔的“神圣徒众”会聚在一起的机构,这个机构将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为建立公正平等的“千年王国”铺平道路.他们在军队中的领袖是哈利逊少将.其四是平等派观点,其根本之点是,不以财产多寡的普选制为基础的国会最高权力.
这四种选择之中,平等派的政治理论,作为新旧显贵集团代表的克伦威尔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传统的“几百年来英国以此闻名”的“官职阶辈”,受到了平等派的“蔑视、鄙弃而被践踏殆尽,”“国家大好利益之所在而且是卓越的”“贵人、绅士、自由民”的社会等级区分,被平等派“企图拉平而趋于等同”,这种“使佃户和地主同样富足”23的实践是难以容忍的.至于“以国王为己任”,虽然他早已有志于此,而且过去战迹的显赫仍然萦绕着他,可是驱散长期国会一事却造成了他与共和思潮者之间的鸿沟.与此同时,因驱散长期国会而来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讯息正在流传：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