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和红卫兵为什么互相打

红卫兵和红卫兵为什么互相打
红卫兵和红卫兵为什么互相打

红卫兵和红卫兵为什么互相打
早期,即1966年夏季起,红卫兵是各地中学、大学,以及各个单位的青壮年在各自单位自发的组织,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互不隶属.
在一个单位内部存在不同的自发红卫兵组织,组织之间由于立场观点差异,而互相公开辩论斗争----大鸣大放大字报；每一个红卫兵组织都公开拥护党中央,听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指示,反对社会上和本单位的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派.随后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出现了当地各派红卫兵的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随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大联合,以及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行动.
后期,在1969年以后,各地的红卫兵组织成为中学的最大的中学生日常组织,归本地区本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团委直接领导.按照一定的手续办理人员的加入和除名；并且佩带由当地统一发行的红卫兵的胸章或臂章.直到1978年左右当时的中央公开决定各地结束红卫兵组织的活动.同时红小兵也结束活动.中学生的活动归入共青团负责,小学生的活动归共青团负责,并且改名称为少先队.
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概可以分为：
老红卫兵
也称老兵,最早的红卫兵,是1966年夏季头几个月出现的红卫兵,干部子弟,血统论出身论.联动.文革后不久很快失势.
保守派
老红卫兵的效仿者,1966年夏季后几个月开始出现的红卫兵组织.绝大部分是出身好的.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
造反派
红卫兵运动的主流.1966年夏季后几个月开始出现的红卫兵组织.绝大部分是出身好的红五类.主张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红卫兵组织联合夺权----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权力以后,造反派进入夺权以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典型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
极左派
新思潮,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典型长沙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以上所列“各派”也不是一体,而只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早期红卫兵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
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
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
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中学里的各红卫兵组织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 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第安全和人身安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经过几天的筹备,“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斗刘少奇.
1967 年4 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 月3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仿效.
北京钢铁学院红卫兵
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旗）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旗）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许多地方.紧接着,大概是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1968年的时候,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谢当时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
“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缉,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央党校的两派红卫兵
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其他
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
“8·15”派与“反到底”派
“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
“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5·25” “4·22”
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
“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重要头目之一.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
9运动特征
简介
红卫兵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由一群单纯、热血沸腾和政治挂帅的大、中学生组织起来的,随着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如火如荼地展开,红卫兵运动逐渐远离了它的初衷,从而严重地困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正常次序的维护.它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崇拜性
红卫兵对偶像的崇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是维系千百万红卫兵的精神纽带,一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思想、准则以及一班的社会习俗,都以毛泽东教导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此,无论红卫兵中什么派别、组织都是以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为旗帜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是红卫兵组织的目的,而是红卫兵组织的手段.
破坏性
红卫兵运动最流行的语言是：不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红卫兵运动对于物质和精神的破坏是繁杂的、无目的和无序的,他们的破坏涵盖着政治上的冲动、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表现和缺乏理性的情绪宣泄.同时,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以“破四旧,立四新”去创造一个水晶般纯洁的社会,在对“走资派”、“牛鬼蛇神”进行肉体打击和精神折磨时,他们给未来编造了一幅空幻的蓝图.
空幻性
红卫兵运动具体表现在缺乏理性精神,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过于情绪化、观念化和绝对化,阶级感情、思想道德被看成是第一位的.红卫兵的幻想一般来说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观念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被畸形的政治宣传所困惑.他们的绝对化体现为,没有民主的论争与科学的分析,只有绝对的专制和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