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二代”何意?

“独二代”何意?
“独二代”何意?

“独二代”何意?
80年代是独一代,独一代的子女,也就是大约2000年后的孩子,被称为独二代.

独二代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实施“一对夫妇生一个孩”政策后出生的一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地长大成人，直至开始担负起社会赋予他们的责任并承担应尽义务。与此同时，“第一代”独生子女虽已成年，但他们依然习惯着上一代的照顾，却又不得不开始面对自己的下一代。而他们的下一代却与他们一样，背负着相同的特殊身份：独生子女。
两代独生子女，带着各自区别于任何一个时期中国人的长处与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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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二代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实施“一对夫妇生一个孩”政策后出生的一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地长大成人，直至开始担负起社会赋予他们的责任并承担应尽义务。与此同时，“第一代”独生子女虽已成年，但他们依然习惯着上一代的照顾，却又不得不开始面对自己的下一代。而他们的下一代却与他们一样，背负着相同的特殊身份：独生子女。
两代独生子女，带着各自区别于任何一个时期中国人的长处与弱点，在21世纪初的当代终于相遇了。
他竟然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孩子
49岁的会计毛婉芬阿姨明年就要退休了。在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时刻，却没有一丝清闲，反倒成了她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今年年初，她的独生儿子陈铭和媳妇方岚，为她添了一个孙女。正是从那天起需要她照顾的“孩子”增加到了三个一小孙女，还有陈铭和方岚。
“陈铭这孩子，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就做爸爸了昵?”在孙女出生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这几乎成了毛阿姨的口头禅。不光是毛阿姨，连26岁的陈铭和24岁的方岚，也都有些不敢相信他俩已经孕育出了下一代。
毕竟，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城市实施“一对夫妇一个孩”政策后出生的一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地长大、成人，直至开始担负起社会赋予他们的责任并承担应进尽的义务。
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像陈铭、方岚这样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虽已成年的他们仍习惯着上一代的照顾，却已不得不开始面对自己的下一代。而他们的下一代却与他们一样，背负着相同的特殊身份：独生子女。
两代独生子女，带着各自区别于任何一个时期中国人的长处和弱点，在2l世纪初的当代终于相遇了。这是一幅有意思又特别的图景。
生于1979年的陈铭，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IT公司做程序员，而妻子、1981年出生的方岚是他的师妹，前年考上了公务员，在区档案局工作。虽然在大学时就谈起了恋爱，但他们常说自己在没想结婚的时候结了婚，在没想生孩子的时候生了孩子。用陈铭的话来说，是“父母觉得是时候了”。
虽然作了爸爸，但陈铭却说“没什么感觉”，因为自己的生活没太大变化。每天下班回来，照旧吃父母已经准备好了的热菜热饭，吃完了就去上网打游戏。方岚也是独生女，家务几乎不太会干，吃完饭，要么看看电视看看碟，要么上网聊聊天。
“说实话，孩子怎么带，我们一点也不会。”小夫妻俩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挺理直气壮的，“反正父母早就说了，有了孩子他们帮着带。我们也想趁父母身体好、带得动孩子的时候，早点生。了算了。”
其实陈铭和方岚像任何一个初为人父人母的夫妻一样，曾憧憬和想像过怎样养育好孩子，但最后他们还是放弃了。
“小孩好玩是蛮好玩的，可实在是太麻烦了!晚上一哭，你就要起来哄，尿布湿了，你就要起来换。热了冷了饿了饱了都要闹，太累了!”陈铭夫妇向很多人抱怨过孩子出生后的操劳，并说他们已无法忍受了。因为烦躁，陈铭还动手打过还是婴儿的女儿。
“也不能怪他们，家家都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哪家不是从小宠着惯着，也就别提做什么家务带孩子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妹妹是姐姐带大的，家务是兄弟姐妹分着做的。”毛阿姨多少有些无奈地说，“现在再让他们学这些，不太可能了。”
但目前毛阿姨最担心的还不是儿子儿媳能不能学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而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有某种陌生感。
毛阿姨说起一件小事，有个周末她和陈铭一起带孙女去医院做例行检查。她在医生检查的空当上了趟卫生间，而陈铭则坐在检查室外打着掌上游戏机等候。回来的时候，毛阿姨远远听见医生喊让家长进去把孩子抱走。待她走进门内，却看见陈铭呆呆地看着床上并排的三个孩子——原来他竟然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孩子!
“其他时候也是，亲戚朋友来看望孩子时，他就站在那里，转眼又去打游戏了，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毛阿姨对《了望东方周刊》记者深深叹了口气，身边一岁不到的小孙女紧紧贴着她，谁抱都不肯。“我有时候还真有点害怕，儿子是我一手培养的，现在孙女看起来也要我一手带大，等孙女再大点，他们父女会是种什么感情呢?”
毛阿姨有时也会反省，是不是因为自己这一代失去太多，所以才把太多照顾和希望给予了儿子这一代，以至于拥有太多的他们已对下一代没有了需要？
两代独生子女存在“代沟”
柴晓怡1979年出生，身为幼儿教师的她，谈起一些孩子，就是两个字———头疼。
柴晓怡在上海博山东路上一家幼儿园工作快五年了，也算得上有经验的了，但她的经验不全是把孩子怎么教得品学兼优，还包括了如何对他们“用强”。
“我也是独生女儿，自己难免也有些娇气。来干这个工作前，作过一些心理准备。但现在一些小孩身上的毛病好像比我们严重，比如说心理承受能力差，而且家庭条件越好，就越经不起挫折。只能表扬，不能批评。我们班有个孩子曾在大家面前说错了一句话，其他孩子笑了，明明没有恶意，她也会大哭一场，甚至开始仇恨别人。”柴晓怡对记者说。
“自理能力也差。总想依赖他人。不少孩子午睡后连自已的被子都不会叠，中班的孩于吃饭还需要喂。而且，遇到事情懒得动脑子，容易放弃。但这并不是说他自己真的不会干这些事。”她指指一个正在整理玩具的男孩，“你看，他现在整理得挺好的，可如果这会儿他妈妈来接他，他就会把玩具一扔，让妈妈帮他。”
说话间，柴晓怡开始上课，她问孩子：“小朋友你们谁生过病呀？”“我！”“我！”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手。“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生过病呢？有过的举手。”这一次，举起的手稀稀落落。“我爸爸妈妈不会生病的。”有个孩子大声说。柴晓怡回头向记者意味深长地笑笑：“他们是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回报意识比我们弱，觉得人家帮他们做事情是应该的，所有得到的东西也是应该的。”
不管怎样，柴晓怡最后还是掌握了主动权，比较成功地“控制”住了这群孩子。相比之下，另一位独生女、做小学教师的车璐雅的处境就显得有点糟糕了。
生于1981年的车璐雅，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上海普陀区一所中心小学做语文老师。这也是她从小的理想，但这份期待已久的工作，她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一些小孩实在太恐怖了，才丁点大却不把老师放在眼里。我小时候，虽然在家里比较任性，但看到老师还是很害怕很听话的。可现在的一些孩子，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害怕的对象。”车璐雅告诉记者，就在上周，班级里测验，她发现有个女孩子拿出书来偷看，当时她就把书没收了，没想到这个八岁的小女孩当场就站起来拍着桌子说冤枉了她。
“哪有学生对老师拍桌子的?我都愣了。我忍住火气说，我观察你好几分钟了!她就是不承认，还拉着我去找别的老师评理，很凶地指着我说，‘她凭什么用这种态度对我?不就是个穷老师吗?’我便忍不住跟她大吵起来。”一旁的老教师都劝车璐雅，别跟一个小孩子计较。车璐雅说，她那时候特别想哭。
“这孩子显然是在家里没听过一句重话，觉得人人都得听她的。后来第二天她在家长的陪同下来跟我道歉。她的态度很冷淡，我的态度也很冷淡。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记恨她，但她真的伤害到了我。”
和车璐雅同在一个办公室的黄 菊珍老师已教了近30年的书。、她也有一个跟车璐雅差不多大的女儿，她缓缓对《了望东方周刊》说，现在孩子的确越来越难教，师生关系也从以前那种长幼尊卑变成平起平坐。一些孩子在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不信任老师和学校，一些孩子还觉得老师又穷又无能。“但回过头来说，我们做老师的也的确要自我检讨一下。一些年轻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大多还是独生子女，也没受到什么挫折，虽然在有些知识背景方面他们比我们这些年纪大的要强得多，但在德行育人上，他们还需要磨炼。”
车璐雅最后还是决定辞职了，因为她说自己害怕了。“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这么糟糕过，来这里跟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教师相处得很好，我本来还以为跟上一辈有‘代沟’，其实是和那些小孩相处不下去。我接受不了这样老是受气的生活。我的爸爸妈妈也心疼我，希望我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
一年坎坷的教师生活还是让车璐雅长大了不少。她告诉《了望东方周刊》记者，“我在他们身上常常看到自己的影子，然后会觉得很后怕——因为知道谁也不会让步或改变。”好在她说通过这些事自己已慢慢学会了退步和相让，并能时常自律，不再轻易任性了。
一些“独一代”缺点明显
25岁的何静是一家外语培训机构的职员，不久前她加入了上海市有关方面发起的一个志愿者组织，时常在闲暇时参与一些与青少年有关的活动。
“做志愿者的初衷也是想磨炼一下自己，让自己能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增长经验。毕竟我们这代独生子女从小到大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社会经验太少了。”何静腼腆地笑笑说。
半年前在一个中学生夏令营里当辅导员的经历，让她记忆犹新。短短几天里她领教了一些十来岁孩子的过度自恋和自以为是。
有个男孩几乎从来都是冷眼看人，他的口头禅是：“为什么要我这样做？”全体营员拍合影时，别人都忍受着阳光的炙烤，在摄影师的指挥下调整队形，惟独他躲在树荫里，皱着眉头向何静做怪脸：“怎么有这种事？你们怎么考虑的？这是不合理的！”
“其实去那个夏令营之前，我是想好要包容和谦让他们的，因为我比他们要大，他们毕竟是孩子，而且我能理解是什么造成他们这样的个性，因为我也是这样长大的。但后来发现我错了，一些孩子不会体会他人的善意和宽容，有的还会倒过来嘲笑你很蠢。”
何静还说起一件事：她无意中发现有几个女孩违反夏令营规定偷带了手机。何静没去告诉总指挥，因为违反营规就要被处罚。她让那几个女孩暂时把手机寄存在她那里，等夏令营结束了就还给她们。“到了结束的时候我偷偷把她们几个叫到一边，把手机还给她们，自己还觉得帮了她们，谁知其中一个女孩接过手机一把扔在地上，然后说我把她的手机弄坏了，要我赔，而另外几个也居然对那女孩的父母作证是我故意弄坏的。”
何静的眼睛有点湿润了。她说，虽然最后那女孩的父母没让她赔手机，但那女孩得意的眼神让她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几个孩子的年龄虽然只有十来岁，但她们真的很聪明，很早熟，完全超过了你的想像。”何静说经过这次教训，她开始更多地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同事来对待”，“甚至你有时候会觉得一不小心，你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事实上，一些十来岁的孩子也的确没把他们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当作一回事。13岁的初二学生杜星纹丝毫不承认自己会比上一代人差。她刚上初中，就发育得很好，个头超过1．65米，讲起话来也透出老练。她功课门门优秀，还是班长，学校开联欢会，她是当仁不让的主持人，从言谈到仪态，颇有几分专业水准。对自己“与年龄不相符的老成”，星纹觉得没什么可大惊小怪。
“我从小就听爸爸妈妈说现在是竞争社会，只有读好书才会有出息，将来才能赚钱过上好日子。他们还说女孩子一定要靠自己。所以我一直很用功，我相信我会比别人强。因为，这个社会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她对《了望东方周刊》记者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是骄傲的表情。
星纹认同强者，这也许还与她打游戏的经验有关。在她钟爱的虚拟世界里，年龄、性别、职业都没有意义，实力才是睢一的评判标准。“我最烦人家说，你小，我让你，我不需要别人让我，有本事你就用手段来赢我，我不会在意你是大我十岁还是小我十岁。你赢我，我就服你。你没有实力，就别拿年纪来压我。”
孤独的伤害
1978年出生的中学生杂志编辑阿格表示，和一些比他小上十岁左右的孩子相处起来也并不总是愉快。给他们打电话约稿或者通知开会时，他总是很热情，可有时电话那头的声音却没那么热情，“哦，知道了。”或者“啊，我最近没空”。且不懂得说“你好”，甚至连句“再见”也不讲就挂了电话。“哪像我们当年，接到编辑的约稿信，激动得不得了。”
更让阿格烦恼的是；“我没办法相信一些孩子。”因为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孩子来稿自称文章是原创的，阿格满怀喜悦地加了精华，在杂志上发表，可很快就被揭发是抄袭之作。阿格和他的同事们恼恨不已，在论坛上一再重申“抄袭事关写作者的道德底线”，并搬出“抄袭者一经发现即删ID”的撒手锏，以“杀一儆百”，可还是屡禁不止。甚至有人明明抄了，还发帖说“我写得好辛苦”、“写得泪流满面”。
事实上，一些孩子并不相信成年人。“大人欣赏的只是大人定出来的标准，什么题材是优秀的，什么行为是端正的，我们照做了就是好孩子，不照做就没有好处。”12岁的于漱秋说。
于漱秋是一名小记者，他的文章得了不少奖。他毫不讳言能得奖都是因为有“针对性”，会事先揣测什么样的题材和内容会让成人评委感兴趣。当记者请他拿篇最得意的文章看看时，小漱秋犹豫了很久，但看在刚才记者帮他冲过游戏“生化危机”一个难关的分上，他翻出了一本很旧的本子———似乎是他的周记本，在很多得优的文章中，只有一篇不长的文章没有评分，题目是：“欺骗与孤独”。讲的是有个周末，在街上闲逛的于漱秋故意骗了一个想让他指路去医院的老头。文章的末尾，他这样写道：我是故意骗你的。这让我真的很开心，因为就在刚才，我还觉得自己很孤独。现在，却好多了。于漱秋那位26岁语文老师对此文的评语是：逻辑混乱。应多描写积极向上的生活片断。
翻看下去，于漱秋便按照要求描写了许多积极向上的生活片断，并得了优。“我知道老师也不是真心实意地想了解我和理解我，我们念书念好了只是他们的工作任务，按他们的要求做，对双方都有好处。”于漱秋笑着对记者说，末了，这个小孩还老气横秋地加了一句，“现实点吧，这就是生活。”
陌生的理解障碍
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独生子女，因为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使得他们与上一代有了一条价值鸿沟，那么在今天，他们与新形成的一代独生子女，虽同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却为何也有种陌生的理解障碍呢？
在不远的未来，在许多领域都是独生子女担当骨干的中国社会里，这样的独生子女又该怎样领导那样的独生子女，让国家继续保持着一种超级的发展？
一直以来，整个社会对“独生子女问题”都非常关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掀起过一阵热潮。
1993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孙云晓发表了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夏令营中的较量》，文章矛头直指1980年前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一些孩子在夏令营中表现出的娇生惯养、生存能力差，与日本孩子的独立、坚忍和富于生存智慧形成了反差。
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大讨论。有人忧心忡忡：这代人以后怎么办？
1997年，作家陈丹燕出版了《独生子女宣言》。书中那些根据少年听众的来信整理出来的感人故事，第一次让世人真真切切地触碰到独生子女们脆弱、敏感、困苦、骄傲的心灵一面。与《夏令营中的较量》不同，《独生子女宣言》似乎给人带来了希望，正如书中最后一个女孩子所说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将变得多么好。”
事隔多年后的今天，当那些当年的孩子已经一个个成为了社会的白领精英、青年才俊，并开始担负起照顾上一代孕育下一代的责任和义务时，一些人的担心是否变成了现实呢？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群特殊时期形成的年轻人是否会带着他们特有的脾气和习性参与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来呢？
长期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风笑天教授认为，他在研究过程中的感觉就是，独生子女在年龄小的时候，问题可能会多一些，但等他们慢慢长大成年了，就普遍会得到好转。
“很多人对独生子女的印象还都停留在10年前媒体热炒的一些问题上。事实上，在很多社会事务中，成年独生子女的综合处理能力是相当不错的。或者这么说，当他们必须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如上一代来得纯熟，但花些时间和工夫就能迎刃而解了。”风教授告诉记者，“他们都很聪明，但就是比较懒，有人愿意替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不会去主动承担。”
风笑天曾在《中国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的报告中，依据对全国12个城市1786名在职青年的抽样调查资料，从工作、恋爱婚姻、人际关系、独立生活、自我认知等方面考察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状况，结果表明：除了未婚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独立生活方面存在一定差别外，两类青年在社会适应的各个方面都不存在明显差别，认为“独生子女不适应社会”的看法没有获得实证。
但也有一些专家指出，近年来在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月光族”（每月收入全部花光）、“啃老族”（高学历不工作，仍然依靠上一代养）、“寄生族”（成年后跟父母同住，衣食料理由父母照顾），以及“丁克族”（不生养下一代）、甚至“丁狗族”（夫妻以养狗代替养小孩）等等奇特族群，都是从第一代独生子女那里衍生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两代独生子女的相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却常常可以感觉到一种隔阂甚至是抵触。
“这些问题的确是相伴着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但就此认为这是独生子女所特有的，就片面了。”孙云晓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独生子女问题，是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教育制度却没有完全跟上。
陈丹燕也认为，当年在提出独生子女问题时，对他们不太公平。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很多成年人身上都会出现巨大的落差。而把孩子身上发生的变化简单地归结为独生造成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是在新的情况下，我们社会自身还没有充分准备好。”
另一篇名为《不同背景条伴下的独生子女社会化》的调查报告也得出了结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两类青少年在社会化发展上不存在显著差别”。它揭示出这样一种现实：被目前一些研究所描绘的众多“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着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
“所以，正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和造就了这一代新的中国公民。”风笑天教授说。
为何会有孤独和冷漠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青年心理辅导教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沈之非认为，独生子女作为一个群体，其实无所谓好不好，总体上不会比非独生子女差，而群体内部出现的问题也只是任何一个群体都会出现的问题。
那么，在那些惯有的形容独生子女的词藻之下，新一代独生子女又到底被烙上了什么样的“特征”呢？
这不禁让人想到12岁的于漱秋那篇被评价为“逻辑混乱”却记录了他的感受的文章——我如此孤独。
为什么在物质生活已经比从前丰裕了不知多少倍的今天，一个小小的孩子会有孤独感呢？
“应该说现在十多岁的孩子的生存环境比上一代独生子女好。他们的父母不再像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因为‘文革’等原因有很多理想不能实现，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这一代人的父母压力相对较小，文化水平比较高，所以对孩子也会放松一些。这些孩子自己也可以比上一代独生子女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感知度也更加丰富。”陈丹燕告诉记者。
“但是，他们也有处境更紧迫的地方，比如社会竞争更加激烈，教育压力更大，这些都促使他们变得更加现实。上一代独生子女处在他们现在的年龄时，还比较理想主义，而现在这些孩子就更多地想着竞争，想着有更好的挣钱机会。其实，人在青少年时代没有梦想，或者过于现实，是可惜的。”她说。
和陈丹燕的判断吻合的是，大多数与两代独生子女相处过的人通常的感觉是，虽然都现实，但现在的孩子似乎比以前的孩子更现实。
美国莱斯大学学者裘斯洛?埃格研究中国独生子女现象已有十年了，作为一个从未来过中国的西方人，却这样来形容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及孩子———
“他们是被放置在一个超常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而城市和社会因为发展的需要，反复强调的就是铁面无情的市场经济法则。所以，因为这个整体目标的设置，在幼年，这些孩子通常被一个人关在家里，反复地练习钢琴或做功课，以便将来可以成为强者。对于不少孩子来说，他们接受到的不是一种人的自然成长，而是一种类似工具的积累进化。
“作为工具，冷漠是相当正常的一种属性；至于孤独，因为这些活生生的孩子无法反抗这种工具的特性，只能习惯性地把自己隐藏起来，久而久之就会在内心产生出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而且，当他们接触到社会时，越来越多的事实也让他们发现，成为工具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陈丹燕也说：“一些独生子女的内心封闭和自我中心的问题。虽然表面上可能会有所好转，比如他们在工作之后，会非常注意处理人际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真的学会了发自内心地与人友好相处。事实上，在工作之外，他们还是会把自己小心地封闭起来。”
那么，随着新一代孩子的成长，在将来，什么问题会让人担心呢？
现在，他们的上一代还能经常把“如果我们老了，他们可怎么办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10年后，20年后呢？也许令人担心的就不会是那时候已经把握社会各方面资源的独生子女们，而是他们父母这一代人了。
风笑天严肃地说，当身为独生子女的父母年老时，子女如何赡养他们，会是将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独生子女在成年后的社会化过程中，其他问题都会慢慢适应，惟独这个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多子女的情况下老人可以在家庭养老，等再过10年，可能就要尽量由社会分担。虽然目前国家已经重视起老年人的社会和医疗保障，但是届时老年人的情感联系、子女给予的慰藉，是无法社会化的。而这个问题，恰恰直指的是独生子女问题的核心。”风教授说，“所以到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将会面临一种特有的压力。”
陈丹燕也表示，在撰写了《独生子女宣言》后，她对这些孩子还是比较乐观的，反而开始有些担忧老一辈人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
“现在教给孩子更多的是竞争社会的规则，东方传统讲究‘通情达理’的人情模式被忽视了。而当这些父母年老后，他们渴望的是儿女的温情，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对温情的概念可能更弱了。他们可能将面对自己当年的教育所酿成的后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多少有些残酷。”
接受采访的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也许成年人到了该考虑一下自已未来处境的时候了。虽然这个社会的主动权现在还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亦可通过种种力量去控制和改变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生活和状态，尽管这可能也确是保护自已孩子的一种方法，从而为他们那令人担心的未来竞争作好准备。同时，当把未来移交给下一代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回报老人呢？
埃格教授对记者说，“如果还是这样持续下去没有方法缓解的话，中国会再次面临一种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许是现在这些成年人所不想到、甚至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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