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韩愈的《谏佛骨表》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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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尝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於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膨,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膨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於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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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某陈说：我认为佛教不过是外国人的一种法术罢了。从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时从来没有。上古时，黄帝在位一百年，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虞舜和大禹，也都活了一百岁。那个时候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并没有佛教。那以后，殷朝的商汤也活了一百岁。商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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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某陈说：我认为佛教不过是外国人的一种法术罢了。从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时从来没有。上古时，黄帝在位一百年，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虞舜和大禹，也都活了一百岁。那个时候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并没有佛教。那以后，殷朝的商汤也活了一百岁。商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史书没有说他们活了多少年。推断他们的年龄，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享年九十七岁、周武王享年九十三岁，周穆王在位一百年，此时佛法也没有传入中国。他们并不是由于信奉佛教才活到这样的高寿。
汉明帝的时候，中国开始有了佛教。明帝在位才仅仅十八年。明帝以后国家战乱，皇帝一个接着一个夭折，国运不久长。宋、齐、梁、陈、元魏以来，信奉佛教越来越恭谨虔诚，立国的时间和皇帝的寿命却更加短暂。只有梁武帝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他前后三次舍身佛寺做佛僧，他祭祀宗庙，不杀牲畜作祭品，他本人每天只吃一顿饭，只吃蔬菜和水果；但他后来竟被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梁朝也很快灭亡。信奉佛教祈求保佑，反而遭到祸患。由此看来，佛不足以信奉，是十分明白的道理。
本朝高祖皇帝在刚刚接受隋朝天下时，就打算废除佛教。当时的群臣，才能见识短浅，不能深刻领会先王的旨意，不能了解从古到今普遍适用的治国措施，无法阐明并推行高祖皇帝神圣英明的主张，以纠正信奉佛法这种社会弊病，废除佛教这件事于是就停止没有实行。我对此常常感到遗憾。 我认为睿圣文武的皇帝陛下,您的神圣、英明，几千年来没有人比得上。陛下即位的初期，就不准许剃度人当僧尼道士，更不准许创建佛寺道观，我常以为高祖皇帝消灭佛教的意愿，一定会在陛下手中得以实现，现在纵然不能立即实现，怎么可以放纵佛教转而让它兴盛起来呢?
如今听说陛下命令大批僧人到凤翔迎接佛骨,陛下自己则亲自登楼观看，将佛骨抬入宫内,还命令各寺院轮流迎接供奉。我虽然十分愚蠢，也知道陛下一定不是被佛所迷惑，做这样隆重的道场来敬奉，希望求得幸福吉祥的。不过是由于年成丰足，百姓安居乐业。顺应人们的心意，为京城的士人和庶民设置奇异的景观，以及游戏玩乐的东西罢了。哪有像您这样圣明的天子，而去相信佛骨有灵这种事呢?然而老百姓愚昧无知，容易迷惑难于清醒，如果他们看到陛下这样做，将会说陛下是真心诚意信奉佛法，都说：“天子是无所不通的，还一心敬奉信仰佛，老百姓是何等样的人。怎么可以更加吝惜身体、性命而不去献身为佛徒呢？于是他们就会焚灼头顶和手指，成十上百人聚在一起，施舍衣服钱财，从早到晚，辗转着互相仿效唯恐落在后边。老少奔波着，丢弃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本分。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佛骨再经过各寺院，必定有人砍掉胳臂，割下身上的肉来奉献佛陀。伤风败俗，四方传为笑谈，这可不是小事啊!
佛本来是不开化的外国人,和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样式不同，嘴里不讲先王留下的合乎礼法的道理，身上不穿先王规定的合乎礼法的衣服，不懂得君臣仁义、父子之情。假如他至今还活着，奉了他的国君的命令，来到我国京城朝拜，陛下容纳接待他，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由礼宾院设一次酒筵招待一下，赐给他一套衣服，派兵护卫着让他离开我国境内，不许他迷惑百姓。何况他已经死了很久，枯朽的指骨，是污秽不祥的死尸的残留部分，怎么可以让它进入宫廷里!
孔子说：“严肃地对待鬼神，但却离他远远的。”古代的诸侯，在他的国家举行祭吊活动，尚且命令巫师首先用桃枝扎成的苔帚举行“祓”礼，以消除不祥，这之后才进行祭吊。现在无缘无故地取来朽烂污秽的东西，陛下亲临观看它,却不先让巫师消除邪气，不用桃枝扎成的苔帚扫除污秽，群臣不说这种做法不对，御吏不指出这种做法的错误，我实在感到羞耻。我请求将佛骨交给有关部门，扔进火里水里，永远灭绝这个佛僧骗人的根本，断绝天下人的疑虑，杜绝后代人的迷惑。使天下的人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远远地超出普通人之上，这岂不是大好事吗？岂不是十分快乐的事吗？佛如果真的灵验，能降下灾祸的话，那么，一切的祸殃，都应加在我的身上，老天爷在上面看着，我绝不后悔埋怨。我不胜感激恳切之至，谨奉献上这个表章让陛下知闻，我真是诚惶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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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博大精深，森罗万象。自从东汉初传入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赵扑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然而在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流传当中，却也蒙受了种种“大灾小难”。大灾，有历史上所谓的“三武灭佛”。小难很多，其中韩愈“斥佛”，可说是较为突出的一例。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西）人，是中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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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博大精深，森罗万象。自从东汉初传入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赵扑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然而在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流传当中，却也蒙受了种种“大灾小难”。大灾，有历史上所谓的“三武灭佛”。小难很多，其中韩愈“斥佛”，可说是较为突出的一例。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西）人，是中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他一生致力复兴儒学，自诩乃孟轲再起之“圣人”。为了“推尊儒学，排斥佛老”，他先后写了《原道》、《原性》等论著。这里，我们要剖析的是他的《谏佛骨表》。
《谏佛骨表》是韩愈“辟佛尊儒”的代表作。文中集中地论述了“佛不足事”的理由。透过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作者在写作内容上，明显呈现了他对佛教道理的贫乏和极端偏执的态度。其表现在：
一、作者采取片面的史实，把历史上的某些不良现象，不加分析地“归咎于佛”。他认为，上古时代，天下太平，帝王百姓人人长寿安乐，是因为没有佛教；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而明帝在位只有十八年，此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又“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见《谏佛骨表》）这种违背客观事实而又片面的论调，居然会出现在韩愈的笔下，真令人感到难以相信。
“上古”，在历史上多指商周秦汉这个时期。事实上，这个时期，末必人人长寿，个个安乐。春秋战国，国家林立，争雄夺霸，战争不息，那来“天下太平”？秦始皇施行暴政，焚书坑儒，何来“人人长寿”、“个个安乐”？就说“上古”以前的原始社会吧，那时人以构木为巢而住，以树叶遮体，钻木取火，尚不时膏虎狼之吻，自命难保，那有“长寿”、“安乐”可言？而自佛教传入后，国家、人民也未必“皆夭且乱”。众所周知，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势强盛的王朝。而在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高僧大德先后创立了十个宗派，中国成为了佛教的第二故乡。随着佛教的流传和发展，一方面丰富了我国的哲学、艺术、经济、文学等文化领域；另一方面推进了我国与邻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加深了与邻国之间的友谊和了解。
二、作者以传统的“华夷之辨”，“先王之说”为立场，认为佛教是外来的“夷狄之法”，与中国传统的先王学说不同，故“佛不足事”。
《谏佛骨表》中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廖廖数语，将韩愈的传统保守思想和蔑视外来文化的态度表露无遗。真理是没有国界的，文化也是没有国界的。优秀的文化，我们都可以吸收，那能因它的传播人是“外国人”，那能因它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我们便不能“取而用之”。当然，当他抛出这种片面观点时，就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纷纷批评。高僧大颠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驳斥说：
“吾闻之善观人者，观其道之所存，而不较其所居之地。桀纣之君，盗跖之臣，皆中国人也，然而不可法者，以其无道也。舜生于东彝，文王生于西彝，由余出于戎，季扎出于夷，彼二圣二贤，岂可谓之彝狄而不可法也。今子又观佛之道，而徒以为彝狄，何其言之陋也？”（《退之别传》）真是一针见血，驳得韩愈“目眙而不收，气丧而不扬”，自认理亏，惭愧万分。
佛教虽然不谈“先王之法言”，但是所讲的道理同儒家学说，仍然有许多相通之处。传统儒学以为，和尚出家，便是“不忠不孝”。因此，传统儒者反佛，一般都从这里为切入口。其实佛教也讲“忠孝”，而且对于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更是提倡。《菩萨睒子经》说：“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学。济神离苦，后得无为，皆由慈孝，学道所致。”《长阿含经》第十一说：“为子女者，当以五事孝敬父母。”又《涅盘经》上说：“知恩者是悲之本，开善业之初门，受人爱敬，名誉远闻，死者生天，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于畜生。”《地藏经》《盂兰盆经》是佛教宣扬孝道的经典。还有佛教徒念经时，就有“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愿文。所谓四恩，即①报父毋养育恩；②报师长教导恩；③报国家水土恩；④报众生护助恩。作为一个佛教徒不但要报父母恩、师长恩，更要效忠国家，造福社会，利益人民。
佛教徒，一般说有七众，在家男女二众，俗称居士，如苏东坡、王维等；出家男女五众，称比丘、比丘尼等。出家并不是不要父母，而是更要孝顺父母。关于出家人孝亲报恩的事迹很多，如“释迦孝父”、“南朝道纪养母”、“唐朝黄檗度母”、“唐代子邻礼塔救母”等等，不胜枚举。
因此，只看到出家人，背井离乡，就断言佛教不讲孝亲，未免有些片面。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背井离乡，远别父母，抛开恩爱之情，舍弃荣华富贵，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不顾，难道就可说他是不孝吗？鉴真和尚为了传播文化，造福日本人民，竟远离父母，远离祖国，冒着生命的危险，东渡日本，难道他也不知“父子之情”吗？更何况，佛教认为，我们的父母很多很多，有现在的，有过去的，还有未来的。一切众生皆是我们的父母。佛教导我们不仅要孝养现在的父母，而且要从这自私、狭窄、有限的“父母之情”，扩大、延伸到无私、无限、无量的“父母之情”。并且，最终目的是彼此共同了生脱死，永离苦难。
三、作者认为：“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佛教）。”又“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乙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谏佛骨表》）
根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载，武德七年，傅奕上疏“请除佛法”，但唐高祖并没有采纳。武德九年四月高祖下了一道《沙汰僧道诏》，但其目的是在于“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有妙道，永固福田”。（见《旧唐书》卷一）两个月后（即同年六月）高祖又下一道敕文，文中说到，“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唐会要》卷四七）等于是宣布取消《沙汰僧道诏》。另据《唐大诏令集》载，高祖武德二年正月，还曾下诏，要求全国人民在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三个月内，禁止屠宰。以上可见，唐高祖是一个相当维护佛教的皇帝。至于韩愈所说的“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唐宪宗“即位之初，即不许度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这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书中，均无记载。
四、作者在文章中直言率语，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样子，想借此更好地达到“灭佛”的目的。他说，应将此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接着他发誓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谏佛骨表》）表现出一种“舍身为国，视死如归”的精神。
真的如此吗？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受贬后的自白，并给合本文加以分析，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在文中所表述的含义，确实过于偏激。据《退之别传》载，他写《谏佛骨表》，被贬潮州后，曾与当时灵山寺高僧大颠和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对辩。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大颠曰：“子之来官于南，以其言之直也，今之貌郁郁然似有不怿者，何也？”
愈对曰：“愈之用于朝，享禄颇厚矣。一日以忠言不用，而夺吾刑部侍郎。窜于八千里之海上，……乃至潮阳，飓风鳄鱼，祸患不测。毒雾瘴气，日夕发作。愈少多病……今复忧煎黜于无人之地，其生岂可保乎？愈之来也，道出于黄陵之庙而祷之。幸蒙其力，而卒以无恙。愈以主上有中兴之功，己奏章道之，使定乐章，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而其目的是“冀万一于速归”。
从以上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出韩愈被贬斥后与写《谏佛骨表》时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态度。现归纳三点略析于下：
（1）在《谏佛骨表》中显出一副忠君为民，直谏不讳的韩愈，被贬后却后悔不已，“貌郁郁然”而不可终日。后人说韩愈写《谏佛骨表》只不过是为了谋求忠的名声，并以期获得“大圣人”唐宪宗的恩赐。否则，被贬后就不该后悔。相反的，应感到自慰，因为自己已为国为民尽心尽力了。更何况“言用，而获忠直之名，享报言之利；不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退之别传》）
（2）韩愈被远谪潮州，途经“黄陵之庙而祷之，幸蒙芝力，而卒以无恙”。深深揭露了他在《谏佛骨表》里所说的：“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的虚伪性。韩愈一生写了许多关于祭鬼神的文章，从这些祭文中，可见他是一位极为相信鬼神报应的人。
（3）迎佛骨时，他忠谏唐宪宗不要观迎。若此，则“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谏佛骨表》）然而，他被贬于“毒雾瘴气，日夕发作”的潮州后，不久，就上表请宪宗“东巡泰山”。当时正值“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不安，他却不顾百姓的安危，请皇帝游泰山，“封禅告功，以骚天下”，而目的是为自己创造早回长安的途径。因为“倘其（宪宗）有意于此，则庶几召愈述功德，作诗歌，而荐郊庙焉”。（《退之别传》）以儒家道统自命的韩愈，口头上所言是“先王之道”，“君臣之义”，而内心所追求的依然是离不开世俗的“名”和“利”。也难怪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说他“所奉者义也，所志者利也”。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韩愈写《谏佛骨表》的动机和目的。全文充满着作者个人的偏见，想以此来实现他的“攘佛尊儒”，和政治上的某种意图。所以，当他“辟佛”受贬官后，内心感到极度的懊悔和悲伤。我们在披露作者在《谏佛骨表》所表现的儒家立场和因循守旧的思想本质，并不眨低《谏佛骨表》的文学价值。《谏佛骨表》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虽是针对唐宪宗求长生的心理而作，但与“迎佛骨”时将导致劳民伤财也有着直接的关糸。作为佛教的反面材料的《谏佛骨表》，是永远值得佛教徒深深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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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情表，出师表，谏迎佛骨表
三者都是奏疏。
不同处，zhuao1997以为
陈情表，出师表虽论理而以抒情为主
谏迎佛骨表以现代观点看，就是一片杂文
2.题外话
韩愈虽然反对唐宪宗迎佛骨，但是并非要把佛教打倒
他的意思是国家的主体用孔子的方法，敬鬼神而远之
而后人不了解韩愈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不了解谏迎佛
骨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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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情表，出师表，谏迎佛骨表
三者都是奏疏。
不同处，zhuao1997以为
陈情表，出师表虽论理而以抒情为主
谏迎佛骨表以现代观点看，就是一片杂文
2.题外话
韩愈虽然反对唐宪宗迎佛骨，但是并非要把佛教打倒
他的意思是国家的主体用孔子的方法，敬鬼神而远之
而后人不了解韩愈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不了解谏迎佛
骨表内容，就认为韩愈是要打倒佛教，那是错误的，
为了太注重宗教形式，劳民伤财是不好的！就是南怀
瑾先生生在那个年代，说不定也会写一篇出来！
韩愈后来还和大巅禅师成了好友，向大巅禅师问道。
关于他和侄子韩湘子的故事.......... 吃完饭再回答
还有三平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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