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原来这么说·什么是“名正言顺”》

《孔子原来这么说·什么是“名正言顺”》
《孔子原来这么说·什么是“名正言顺”》

《孔子原来这么说·什么是“名正言顺”》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段语录出自《子路》篇,与“文质彬彬”条的意义相关.因为“名正言顺”典出于此,所以知名度一点也不亚与“文质彬彬”条.这段话,现在通常的白话译文为：子路说：“卫君等待老师去治理国政,老师打算先从哪儿入手呢?”孔子说：“必须辨正名称!”子路说：“有这个必要吗?老师绕得太远了!辨正它们干什么呢?”孔子说：“你真卤莽啊!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就不发表意见.名称不辨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礼乐就得不到实施；礼乐得不到实施,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民众就无所适从.因此,君子定名的东西必定有理由可说,说了就必定能施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说话,是一点都不马虎的.”（金良年《论语译注》）因为对关键词的理解不同,我的译解与之有根本的不同.由于对这段话通常译解的质疑是由关键词“野”引发的,所以我们先来辨析“野哉,由也”这句话的意思.按照通行的译解,这句话是孔子因为子路说他“迂”,就责备子路说：“你真粗野（客气地意译为‘卤莽’）,由（‘由’是子路的名字）啊”,这句话是针对子路的话“子之迂也”而发的.从字面上看,孔子这么说,好像也是可能的.孔子曾经说过：“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贤哉,回也”与“野哉,由也”句式是一致的.但仔细分析,这样的译解还是很值得商榷的.对子路为什么说孔子“迂”,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暂且不论,但此“迂”,只是“迂回”、“绕圈子”、“不直接”、或者“远水不救近火”的意思,这异议是针对“先”而言的,并不像现在说人“迂”,含有“迂腐”、不谙世事、戆头戆脑的意思,所以,子路这话谈不上顶撞,更不是严重的冒犯、贬损,孔子因此严词训斥,也显得太小气了.这也不符合孔子的一贯作风.孔子对学生是很民主、很平等的,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子路和孔子年纪相近,脾气也直爽,提问题、发表意见常常很尖锐,但孔子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直接斥责他.相反,面对子路的批评,孔子还会赌神罚咒,譬如,《雍也》篇中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说明他对子路的意见是很重视的.就是对其他的学生,孔子已经很不满了,也不当面训斥.譬如,《阳货》篇中记载这样一段话：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这段话参照金良年《论语译注》,意思是：宰我问：“守丧三年,时间太久了吧!君子三年不行礼,礼必定会荒废；三年不演乐,乐也必定会败坏.陈米已经吃完,新谷已经登场,不同的季节改换不同的引火木材,也已举行了改火礼,丧期可以结束了吧.”孔子说：“吃着细糯的稻米,穿着锦绣的衣服,你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啊.”“你心安,那就这样去做吧.君子在守丧期间,吃美味而不可口,听到音乐而不快活,如果不住在为守丧搭建的草棚里,而仍然呆在家里,心里就十分不安,所以就不这样去做.现在你觉得心安,就这样去做吧.”宰我退出去以后,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子女出生三年,然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守丧三年,是天下通行的丧期,宰我也把三年的关爱还给他父母了吗?”宰我,鲁国人,名予,字我.《先进》篇中说：“言语：宰我,子贡.”和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同列为言语（就是游说、答辩）方面的佼佼者.但除了这一条,《论语》中其他关于宰我的记载基本是负面的.为人知道最多的是《公冶长》篇中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这段话历来有个争议点,就是什么叫“昼寝”,为什么“宰我昼寝”要受到孔子这样严厉的批评,以至于孔子从此改变听人言的态度?按字面理解,“昼寝”就是白天睡觉.白天睡觉,至多是偷懒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以使孔子这样大动肝火、大动干戈?所以,有注家提出“昼寝”是“画寝”之误,因为繁体字“晝”和“畫”只差短短一竖.“画寝”就是画睡觉,那就可能有点春宫画的意思了,怪不得孔子要动怒.此说好像能说通,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说,今本《论语》根据的是战国时代形成的古本,那时,篆体字的“晝”与“畫”区别是很大的,就是隶书,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看,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说写错的根据不足.那么,“昼寝”是什么意思呢?清人钱坫(diàn)所著的《论语后录》里说：“古者君子不昼居于内,昼居于内,问其疾可也.”原来,古代府邸、住宅,分外堂、内室,外堂有两边厢,称作庙；内室无边厢,称作寝.男子除非有病,不在寝室里睡觉.昼寝,就意味着白天在內寝和女眷寻欢作乐,这是有违士行的.所以,孔子给予这样严厉的批评,并指出,像宰我这样的言行不一、言过其实,就像朽木和粪土之墙,不堪造就,对“士”来说,是个不容忽视的缺点.但即使像宰我这样“不仁”、“不信”,孔子也没有当面严厉地批评他,让他下不了台.孔子怎么会因为子路说他提出的政策措施不直截了当,就立刻批评子路粗野呢?此其一.其二,就算孔子是批评子路“野”,这个“野”也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粗鄙”、“粗野”、“卤莽”,更不是“野蛮”.当时的作形容词的“野”,或者说,在孔子语汇里作形容词的“野”,是什么意思呢?《礼记》里有明确的界定：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什么叫“敬而不中礼”?我们再来看《礼记·表记》篇中的一段话：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这段话在辨析“敬鬼神而远之”一文中引用过.因为夏代“事鬼敬神而远之“亲而不尊”,造成夏代民风的弊病是“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什么是“乔而野”?“乔”,是指像树木的枝条向上竖立,可以意译为张扬,那么“野”,“敬而不中礼”,就可以理解为对尊长亲热过头、不够庄重,这是“亲而不尊”的理念的结果.“乔而野”,就是“张扬过头,庄重不够”.难道孔子这里是批评子路“敬而不中礼”吗?明显搭不上.而如果不把“野哉”理解为对子路说“子之迂也”的批评,而是对子路问“奚其正”的回答,上述的疑问就烟消云散了.子路问：“奚其正?”什么是‘正’呢?以什么为‘正’呢?孔子回答说：“野哉!”野人（农民）的意愿啊.这不是很顺吗?至于“由也”,可以是称呼子路的名字,以加重语气.但我认为更好的解释是,“由”就是作动词解,是“随顺”的意思.“野哉,由也”,民间的意愿啊,随顺他们.也可能“由”是一语双关,子路你名字不是叫“由”吗?那为什么不“由”“野”呢?在说孔子批评子路“粗野”,于情理不通；说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以民间的意愿为“正”,于情理很通顺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硬要坚持不通的译解,而拒绝通顺的解释呢?但这样的解释,却引出了一个大问题,让我们看下去.孔子接着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按照“野哉,由也”是批评子路的解释,这句话还是继续批评子路,被解释“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就不发表意见”.把“阙如”解释为“不发表意见”,是比较勉强的.什么是“阙如”?就是像“阙”那样的.“阙”是“门观”,就是古代宫室、府邸大门外两旁的楼观,有点像庙宇的钟鼓楼.由于这两幢楼在大路两旁,不挡道,称为“阙”；由于可以登高望远,称为“观”.这里称“阙”,首先是虚位以待,好像在欢迎从大路上走来的宾客,也带有“观”的意思.这就是说,君子对他所不知道的事情,要抱虚心吸纳并加以考察的态度.与《老子》说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是完全一致的.而“阙如”这种为政的态度,和把上文“野哉,由也”解释为“随顺民间的意愿”,又是衔接得相当紧密.这也是对“野”的新解的一个有力的佐证.更有力的证据,或者说,也是决定“野”是不是能解释为“野人（民间）的意愿”的关键,在对下一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解释.因为,仅仅指出“野”不能理解为批评子路粗野,理由再充分,也不能成为把“野”解释为“民间意愿”的根据.旧说可能是错的,或者说,你批评旧说错误这的见解即使完全正确,你提出的新说却未必就对.新说要能成立,还要另外提出证据,并不是“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从本章来说,如果“名不正,则言不顺”按照旧说的理解,“野”的新说就与之衔接不上.“随顺民意”和“正名位”有什么关系?难道民意要求正名位吗?如果孔子是这个意思,那么,说严重点,就有强奸民意之嫌了.所以,我们要仔细来辨析“名”这个关键词. 现在通行的对这个“名”的解释,是名位、名分.为什么这样解释,还有一段故事.孔子在五十五岁上辞去大司寇（军事长官）,离开鲁国,周游列国,留住最多的国家是卫国.而且在那里虽然没有实际出任官职,却享受大夫的待遇,就是说,还是受到卫君相当的优待.孔子在卫国是几进几出,大致可分两个时期,卫灵公时期和卫出公时期.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本章对话是在卫出公时期,也就是鲁哀公六年,卫出公四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六十三岁时.卫出公是卫灵公的孙子,名辄.卫出公辄的父亲蒯(kuǎi)聩(kuì),原来是卫国的太子,因为计划谋杀卫灵公的宠妃南子,事情败露,逃亡他国,卫灵公从此不认这个儿子.到公元前485年,卫灵公亡故,卫国国人就拥立辄为国君.而逃亡在外的蒯聩,则在晋国权臣,也是卫灵公的宿仇赵鞅（后来赵国国君的祖先）的帮助下,占据了卫国的戚城,意欲回来做国君,遭到了卫国国人的拒绝.所以,当时卫国的政局,出现了父子对峙的形势.而后来的注家,根据《史记》这段记载,推测孔子把“正名”放在头等大事的地位上,就是针对父子对峙这件事说的.这种见解,越到后来,越成为压倒性的见解.但对于孔子怎么“正名”,却又是众说纷纭.有说,孔子的意思是要辄正父子的名分,学伯夷、叔齐,主动让位给父亲蒯聩.有反驳这种意见.据考证,辄即位的时候,最多只有十岁,到孔子入卫,也不过十三四岁,是一个还不能独立自主的孩子.立辄为国君,是卫国国人的意思,也是南子的意思.当年,蒯聩就是因谋杀南子不成而出亡的,南子怎么会允许孙子辄把国君让给蒯瞆,让蒯聩回国来收拾自己.从历史记载来看,不说垂帘听政,南子在卫国的政治势力还是很大的.南子在世,蒯聩呆在戚城就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对峙了十四年,到南子亡故,蒯聩才敢谋复国,采取的也是阴谋政变的手段.复国一年多,他就被人杀了,又完全是咎由自取,可见蒯聩在卫国一点也没有民众的基础.孔子如果以正名分为理由,要辄让位给蒯聩,那真是迂腐透顶了.而且,有关蒯聩的史料,主要是根据《春秋左传》.在《春秋左传》中,蒯聩可以说基本上是个反面人物,或者说是丑角.关于蒯聩的第一条史料见于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的传文.那年,卫灵公为了夫人南子而召请宋国大夫朝到洮城见面.南子的娘家在宋国,因为有传说南子在娘家时与朝相好,所以,宋国人对这次会见颇多讥辞.蒯聩正好出使齐国,经过宋国的野地,听到讽刺这次会见的民谣：“既然已安顿好了你的母猪,何不归还我的老公猪”,觉得是奇辱大耻.他对家臣戏阳速说：“跟我去朝见南子,她见了我,我回身走后再转过头去看她,你就冲上去把她杀了.”戏阳速一口答应：“是.”于是去朝见南子.南子见过蒯聩,蒯聩回身走后,回头看了三次,戏阳速就是不冲上去.南子看出苗头不对,就哭着跑进宫去对卫灵公说：“蒯聩要杀我!”卫灵公牵着南子的手登上高坛,准备应付蒯聩发兵来攻打.这边蒯聩却立刻逃亡到宋国去了.卫灵公就把蒯聩的余党全部驱逐了.蒯聩对人说：“那是戏阳速害了我.”戏阳速对人说：“是太子害我.太子无道,指使我杀死他的母亲.我如果不答应,他就要加害于我；如果我杀了夫人,他又将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正因为这样,我一口答应却不做,以此延缓我的死期.谚语说：‘民保于信’,我的信用是取义的.”戏阳速的话可能有点自我辩护、言过其实,但由此也可见蒯聩在家臣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缺乏信义.譬如他设计的回头看然后人让家臣冲上去杀南子的暗号,就可以理解为给以后推托干系留下了伏笔.《左传》详细纪录了事情的过程与蒯聩、戏阳速的两种说法,贬蒯聩的倾向性已十分明显.第二条史料见于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传文.这年夏天,卫灵公死了.死前,他明确表示没有蒯聩这个儿子,准备传位给公子郢,公子郢不肯接受,由公子郢提议,传位给了蒯聩的儿子辄.与公子郢的谦让形成明显对照,蒯聩看到接位无望,就跑去投奔卫灵公的宿仇,晋国权臣赵鞅（赵简子）,由赵鞅派兵先占领了卫国的戚城,然后让蒯聩戴上丧冠,再派八个人装扮成从卫国来迎接太子的报丧人,哭哭啼啼地入城居住,为他回国从自己儿子手上抢回君位做准备.但他的图谋遭到了卫国国人的抵制.更出蒯聩洋相还在后面.这年八月,齐国给晋国权臣范氏输运粮食,请郑国派兵护送,赵鞅在戚城阻击.开战的那天,赵鞅让邮无恤驾战车,让蒯聩执长矛在右边当助手.战前,登上铁丘去观察敌方阵营,看到郑国的军队人很多,蒯聩吓得从车上掉了下来.驾车的邮无恤把供牵拉上车用的绳索递给他,很鄙视地说：“女人!”赵鞅发表战前动员,给大家鼓气.蒯聩在一旁祷告说：“曾孙蒯聩斗胆向太祖宗周文王,祖宗康叔,祖父襄公祷告：郑国国君帮助晋国的乱臣,使晋国君处境困难,不能治乱,派遣赵鞅讨伐乱臣.蒯聩我不敢贪图自己的安逸,执持长矛参加战斗.斗胆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保佑,不要让我断筋,不要让我折骨,不要让我破相,以成大事,不要做出使三位祖先蒙受耻辱的事情来.如果是命中注定的,我就不敢请求改变,如果像佩玉这样的身外之物要受损失,我也不敢因为爱惜而请求保留.”传文所载的这段祷告,真是绝妙好辞,活画了一个胆小鬼的嘴脸.在后来的战斗中,郑国的战将击伤了赵鞅的肩膀,赵鞅倒在车中,蒯聩挥动短戈,把赵鞅救了下来,但军中先锋的旗帜却被郑国将士抢去了.范氏的家臣公孙尨(méng),感念赵鞅曾经的不杀之恩,在晚上带领五百人,偷袭郑国的兵营,夺回了先锋的旗帜.由公孙尨的帮助,赵鞅打败了郑国的军队.战斗胜利以后,赵鞅说：“我趴在弓囊上吐血,但鼓声不慢不轻,这次的功劳我最大.”蒯聩说：“我在车上救下了君主,又打退了敌人,在右边车将中,我功劳最大.”邮无恤看他们自吹自擂,听不下去,说：“我驾车,两根皮缰绳快断了,我能使它们不断,我是驾车的人中功劳最大的.”邮无恤说完,让战车载上一根短短的横木,再启动,两根皮缰绳一下子都断掉了,看得赵鞅和蒯聩瞠目结舌.就是这样一个既胆小,又爱吹牛,更有极强的权力欲的宝货,搞复辟也是偷鸡摸狗,见不得人.蒯聩有个姐姐伯姬,嫁给卫国大夫孔圉(yǔ),生了个儿子孔悝(kuī).到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圉已亡故,孔悝成了卫国的执政权臣.那时,南子也死了,伯姬看到复辟的机会来了,就派和自己私通的童仆浑良夫,偷偷到戚城去见蒯聩.蒯聩对浑良夫说：“如果能让我进国都获君位,我让你享受大夫的待遇,穿戴大夫的服饰,乘坐大夫的车子,你即使犯了死罪,也赦免你三次.”浑良夫和蒯聩发誓立盟,浑良夫回向伯姬汇报.到这年闰月,浑良夫和蒯聩偷偷进入卫国都城,住在孔家府外的菜园里.待到天晚,两人穿上女人的衣服,由宦官罗驾车,到孔家去.孔家的老家臣栾宁问他们是谁,诡称是孔悝妻家的女亲眷.进府以后,就溜进伯姬的住处,在那里吃了饭,伯姬拿着一柄戈走在前面,蒯聩和五个助手走在后面,抬着一口歃(shà)血为盟用的公猪.把孔悝逼到侧室里,强迫他发誓立盟,然后把他劫持到高台上.栾宁那时正准备晚上喝酒,等着烤肉熟,听到动乱的消息,立刻派人报告子路,而卫国大夫召获驾了车来,喝了酒吃了烤肉,就载着国君辄投奔鲁国去了.辄听到蒯聩作乱,不采取任何制止动乱的措施,立刻出奔鲁国,说明他不愿与父亲为敌,而蒯聩却不惜采用阴谋手段,来和亲生儿子争权,两人的品格优劣判然分明.但后来有注解《论语》的,竟援引此例,以说明辄的失国,就因为当初没有听孔子的话,正名分,把国君位子让给父亲蒯聩.实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读《论语》和《春秋左传》的.孔子贬蒯聩,还有一个明证,子路就是在蒯聩发动的这场动乱中战死的.子路接到栾宁的报告,就急赶过来.在路上遇到从那边出来的卫国大夫、师弟子羔.子羔说：“大门已经关上了.”子路说：“我过去看一下.”子羔说：“你不能制止动乱,就不要去赴难.”子路说：“我食孔家的俸禄,就不能看到他们有患难而逃避.”子羔走了,子路来到大门前.公孙敢在那里守门,说：“你不要进去了.”子路说：“你这个公孙敢,在这里求利益而见了患难就逃避.我不是这样的人,接受了利益俸禄,就一定要救助他们的患难.”有使者从大门里出来,子路就夺门而入.到里面,子路对大家说：“太子蒯聩怎么会用孔悝呢?但即使杀了他,必定有人继承他的遗志.”又说：“太子蒯聩是个胆小鬼,只要用火把高台的一半烧了,他一定会放了孔大夫.”蒯聩听到这话害怕了,派石乞、盂黡(yǎn)来和子路交战.一戈击中子路头部,打断了系帽的缨带.子路受了重伤,临时前,说：“君子死,冠不免.”将冠戴正,把缨带结好,然后瞑目而逝.孔子那时已回到鲁国,听到卫国动乱的消息,“高柴（子羔）会到鲁国来,子路却要死于这次动乱.”悲痛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孔子对子路的了解和肯定.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春秋》经文记载：“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这一年的夏四月,孔子逝世.据传,孔子修春秋,是到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这一条为止.《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的经文都是到这一条为止.《春秋左传》的经文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为止,多出的几条经文,是他的弟子引《鲁史记》补上的.这以后,《春秋左传》就只有传文,没有经文了.但鲁哀公“十六年春”的这条经文虽然不是孔子亲手编定的,但续写《春秋》经文的弟子对孔子的修订原则,一言而含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深得其中三昧的.这条经文,称蒯聩为“卫世子”,连“太子”都不许,说明他并没有合法的继承权；而称辄为“卫侯”,同情面明显在辄一边.要说名分的话,这段经文也明示,辄有“卫侯”的名分,而蒯聩连“卫太子”的名分都没有.《春秋》经文是这样“正名”,我们凭什么说,当时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是要有名分的“卫侯辄”让位给他的没名分的父亲“卫世子蒯聩”?但多数《论语》注家,都是这么说的.蒯聩夺得君位以后,行为更加不肖.他先驱逐辄为君期间的大臣,又明里摆宴请酒,重酬孔悝与其他大夫,却于半夜里驱逐孔悝.孔悝载着母亲伯姬出走,到城西门,派一辆车到家庙去取存放孔氏祖宗神主的石函.原来孔氏的家臣、新升为大夫的子伯季子,向蒯聩请命去追孔悝,在路上遇见载着孔氏祖宗神主石函的车辆,杀了驾车人,夺了车辆.那边孔悝等车不来,就让许为回去迎接.许为遇见追来的子伯季子,说：“和没有仁爱之心人较量,明摆着没有不能取胜的.”一定要让子伯季子先射.子伯季子射了三箭,都离开许为身体很远.轮到许为射,一箭使子伯季子毙命.蒯聩连于他夺权起决定性作用的亲妹妹与外甥也不放过,可见他的为人.所以,当年戏阳速并没有看错他.蒯聩听信谗言,继续驱逐大臣.他又对浑良夫说：“我继承了先君的位子,却得不到国家的宝器,像这样怎么办?”浑良夫叫在旁边执火把照明的人都退出去,自己执着执着火把对蒯聩说：“太子疾和出奔的辄都是您的儿子,把辄召回来,如果有才能的就立他为太子,如果没有才能,也可以得到他带走的宝器.”在旁边侍候的童仆把这话去告诉太子疾.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太子疾也让五个人扛着一头公猪,强迫蒯聩发誓立盟,不召辄回来.还要杀浑良夫.蒯聩说：“我和他盟约免三次死罪.”太子疾说：“那么,免三次死罪以后,再有罪就杀了他.”蒯聩说：“可以.”到第二年春天,蒯聩在藉圃找了一幢为虎皮为饰的幄幕,征求有美名的贤者,到虎幄来共进第一次宴会.太子疾提出请浑良夫来.浑良夫乘着上卿才能乘坐衷甸来到,穿着国君才能穿的紫衣狐裘,到了宴会上,吃得热了,袒(tǎn)开狐裘,到筵席上不解下佩剑.太子疾把他从筵席上拖下来,列数他三项死罪,然后当场把他杀了.浑良夫自有他小人得志、骄横跋扈的错误,但他却是因蒯聩之问,向他献策而死.即使蒯聩被儿子疾要挟,违心答应杀浑良夫,他也可以在这段时间里让浑良夫出奔.所以,从此事也可见他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又过了数月,赵鞅派使者来要求卫太子到晋国为人质,遭到蒯聩的拒绝.赵鞅在六月发兵讨伐卫国.有齐国、陈国相救,才得解围.但蒯聩这样做人行事,势必是众叛亲离.到这年冬天十月,赵鞅又一次伐卫,一举攻下了卫国都城的外城.将要进入内城,赵鞅说：“停止.叔向曾经说过,袒护乱臣、灭人邦国的人,没有后代继承人.”卫国国人驱逐了蒯聩,与晋国讲和.晋国立卫襄公的孙子、也就是蒯聩的堂兄弟般师做国君,就退兵回去了.十一月,蒯聩又从鄄(juàn)城回来,赶走了般师.但这回蒯聩是恶行满贯,气数已近.年初的时候,蒯聩登上城楼,看到国都旁有个小城.一问,是戎族人聚居的戎州.蒯聩说：“我们是姬姓的国家,什么能让戎族人筑城聚居?”下令把戎州城墙毁了.此番蒯聩复辟以后,役使工匠没日没夜地干活,得不到休息.他又要驱逐国卿石圃,石圃就借助工匠的力量,攻打蒯聩.蒯聩关上大门,请求停战,石圃不答应.蒯聩就从北面翻墙逃出去,跌断了腿.戎州人同时攻打太子疾和公子青,他们也翻越城墙逃出来,还没赶上蒯聩,就被杀了.蒯聩逃进戎州己氏家.年初时,蒯聩在城上看到己氏的妻子头发很美,就让人去剃了她的头发,做他夫人吕姜的假发.这回,蒯聩逃进己家,拿出一块玉璧来给己氏看,说：“你救我命,我给你这块玉璧.”己氏说：“杀了你,这玉璧又能跑哪里去呢?”就杀了蒯聩,取了玉璧.一贯背信弃义的蒯聩,落得这样的下场,实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要说孔子“正名”,是为了劝说卫君辄把君位让给如此不入流的父亲,实在与佛头上着粪无异.有注家引用《论语·述而·“夫子为卫君”章》来做孔子“正名”是欲劝卫侯辄让位给其父蒯聩的佐证.这一章是这样的：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现在一般注家都认为这段对话是在卫侯辄接位以后.冉有是孔子弟子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他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孔子对这个学生,既有充分的肯定,也有激烈的批评.他在政事方面的突出才能,孔子是赞赏的.但对他不用自己的才能为民谋利,却帮助权臣聚敛财富,孔子是大发雷霆,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你们这些后生小子可以鸣鼓而攻之.”在这段话里,冉有问子贡：“老师会去帮助卫君吗?”子贡说：“好,我去问一下.”子贡走进孔子的房间,问：“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古代的贤人呀.”子贡说：“他们怨恨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子贡出来对冉有说：“老师不会帮助卫君.”引用这段话的注家认为,子贡借伯夷叔齐这话题去探问孔子的态度,因为伯夷、叔齐是兄弟让位,而辄与蒯聩是父子对峙(zhì).孔子认为伯夷、叔齐无怨无悔,那么辄与蒯聩就有怨有悔,所以,孔子不会去帮助卫侯辄的.仔细分析一下,这样的理解其实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孔子在卫侯辄时期到卫国,是在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到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而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冉有已经在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或四年,被鲁国执政的权臣季康子召回鲁国去了,也可以说,是为孔子返鲁打前站去了.所以,孔子在卫侯辄时期入卫,冉有不在身边.对此明显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见到注家有两种解释：一种如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所说,认为是《史记》写错了冉有返鲁的年份,冉有返鲁应该在孔子到卫国之后.这种推论没有提供根据,也就无从讨论.另一种解释如金良年先生在《论语译注》中所说,认为这是在鲁哀公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