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这一段话的意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里这一段话的意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里这一段话的意思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里这一段话的意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学过的知识,按时温习它,不也是愉快的吗?有和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从远方来,不是很快乐吗?即使人家不了解自己,但并不恼恨,这不是很有道德修养的人吗?”

【译文】
孔子说：“学了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

学习并且不断的温习，你不感到很高兴吗？有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你不感到快乐吗？人不知道不能怪罪他，不正是君子的做法吗？

呵呵，这不是初中的题目吗？
学习而又常常温习，不是可以获得新的知识吗？有好朋友自远方来，不是很快乐的吗？别人不知道所以不怨恨他，难道不是君子吗？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意译】
孔子说，如果在“学”的方面能抓住“时”的特征来深入研习，那不就能达到“说”的境界了吗？ 如果能看到“远方”的“朋”并将“朋”与自身联系起来，那不就达到了“乐”的境界了吗？ 如果人不仅能达到“不知”的境界，还能因理解这种“不知”的深意而使自身呈现出“不愠”的容颜，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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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意译】
孔子说，如果在“学”的方面能抓住“时”的特征来深入研习，那不就能达到“说”的境界了吗？ 如果能看到“远方”的“朋”并将“朋”与自身联系起来，那不就达到了“乐”的境界了吗？ 如果人不仅能达到“不知”的境界，还能因理解这种“不知”的深意而使自身呈现出“不愠”的容颜，那不就可以称之为“君子”了吗？
【朱熹注】
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凡十六章。
【阐微】
在解释《论语》之前，朱熹首先指出了《学而》这一篇作为《论语》的根基的重要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古中国人的易道学说首先是一个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系统，而且，所有古圣人（古代主要学者）的话也都首先在阐述这个宇宙论系统。所以，在《学而》中，孔子首先是在进行宇宙论方面的表述，讲的是关于宇宙起源方面的事情。若不首先明白这一点，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古人的“道”的学说。易道学说认为，只有解决了宇宙起源的问题时才有可能在总体上产生正确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从而对事物就会产生一种总体上的把握力。也只有在具有了这种把握力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和人相关的事情（如人的社会道德、社会制度等等）都得到正确的处理。换言之，人只有先解决了认识论或者说哲学上的问题才有可能在处理事情上保持整体方向的正确性。
《论语》都是一些简短的话语，然而这些简短的话语却已包含了孔子等先圣对前人（伏羲以来的）学问的精辟总结，都是一些可以作为如同今日公理、定律一般的表述。也正是因为如此，研习者切不可粗心大意，泛泛而过，甚至水过鸭背。如果能背下来，以至于达到滚瓜烂熟的地步好不好呢？若能如此，那当然很好。熟悉这些经文对深入的理解是极有帮助的。但是，也必须防止“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情形。其实，对于古之经文，只有通过自身的“思”去加以理解才是惟一正确的途径。
对于古经文，最重要的是在于理解，在于能不能开启自身的“心”来包容甚至加以融会贯通。这实际上是一个把前人的认知系统转化为自身的认知系统的过程。如果能将前人的认知系统完整地接受下来，就有可能在前人的认知系统的基础上来看待和处理问题，并也还有可能发现前人的不足或是发展出自己的新的见解，使其补充到人类的总体认知系统中去。这是人类认识能得以?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990099'>有头⒄沟淖罨镜某绦颉H死嗟娜现低潮还湃顺浦暗馈保裕肭叭说娜现低骋簿偷扔谑墙肓恕暗馈钡摹懊拧保思次祆渌档摹叭氲乐拧钡暮狻H绻肓恕懊拧保只鼓懿欢系丶岢窒氯ィ欢系厣钊胱暄校种种度诨峁嵬ǎ庵止叹涂梢猿浦盎隆薄I厦嫠倒叭说娜现低澄暗馈保健暗隆保褪悄馨选暗馈卑萜鹄矗灯鹄础H粢桓鋈四茏跃醯厝ソ邮堋暗馈保グ荨暗馈保捅涑闪?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990099'>有“道德”的人了，至于其“道德”的深度，得看其所能包容的“道”的广度和深度。若在联系事物方面越广泛，在思想方面越深刻，则“道德”水准也就越高。然而，人类的认知系统是如此的深广庞大，要去入这个“门”甚或将其包容起来，如何做得到呢？其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首先去学习其公理、定律这些有根本意义的东西。而《学而》篇所说的便都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学习者应当首先对这些话语深入分析，仔细体会，并要以这些话语的精神对种种事情加以广泛地联系贯通。而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先务”。
《学而》一共被分为十六章，都是语意深刻的古训，学习者应该善学善思，不可马虎，久而久之，便能逐步有所收获。有“为学日益”的说法。只要天天努力，必有长进。正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但是千万要注意一个“心”字，若自己不用“心”去苦苦地“思”，是很难有所进步的。若不去“思”，即使能把所有的文句背得滚瓜烂熟，也是枉然。在“用心”这一点上，学习者一定要自己清楚才行。“用心”才是关键，也才是名符其实的“先务”。
所以，还必须再次提醒学习者，“先务”就是要自己去理解，而在理解上，一定要紧紧抓住一个“本”字，即朱熹所说的“务本”。而所谓“本”字，指的是这些话都是在揭示“道”的根本、本质。若不去抓住“道”的“本”，就永远不可能“得道”。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阐微】
孔子在此指出，在“学”的方面，如果能紧紧抓住一个“时”字来追究研习的话，不就可以达到“说”的要求和境界了吗？
关于“学”字：
“学”字的字头是“兴”字头，是人的双手紧紧执持着“爻”的形象。“爻”字则与八卦相关。据传说，八卦最早是由伏羲所创制的。八卦是古中国人的易道学说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基本原理是其数学机制，是支撑和表述由易道原理所构成的宇宙模型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若是想要在名称上较为全面地表述“易道”学说，就可以不嫌麻烦地说成“易道八卦”。“爻”的基本种类为“六”，即所谓“六爻”。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科学所发现的“夸克”的基本数量亦为“六”。这个数字“六”，有很重要的意义，其有“六合”、“六龙”等等不同的说法，且这些说法在本质上都与“六爻”相关。“六合”所表示的是宇宙在整体上的逻辑形态，也就是宇宙的最大的“形”，其“形”为一个有六个面的正方体。古人所说的“方”或“形”，其在所指上基本上都是这个正方体之“形”。又，《易经》说：“时乘六龙以御天。”而所谓“六龙”，指的是宇宙整体之“方”的六个面的“开”与“合”：“方”在“合”的时候，在逻辑上便是一个完整的正方体之形，且可认为宇宙整体正处于“闭空间”的阶段；“方”在“开”的时候，其六个面的中心就各自出现一个“龙头”，即一共六个“龙头”，（或可以现代人的表述方式将“龙头”称之为“箭头”，即：xx'yy'zz'），且可认为宇宙整体正处于“开空间”的阶段。“学”字的中间是一个“一”字，且其向下弯曲的样子代表着“苍穹”也就是宇宙，古人总是以“一”来代表宇宙即“天”。“学”字下部分的“子”字，表示宇宙可以分为种种不同的子集，而其最初源起的时候却总是“无”的情形，即所有的子集包括宇宙整体都遵循着“无中生有”的程序。从语意而言，“子”字表述着易道学说的“生生不息”的深刻含意。即是说，虽然宇宙是由“无中生有”的过程所产生的，然其整体的“生”的运动过程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关于“时”字：
“时”为“日、之、作”之合。“作”表示“起、始、生”等意思，即凡是有“起、始、生”等的情形就必然伴随着“时”的因素。最明显的是有“四时”，即春秋冬夏和“时刻”等。但也有“天作”和“人作”之分别，“天作”就是一切都必定由“始点”而缘起，而“人作”则是“为”的意思，是人以其自身的“心”（人的逻辑思维方法）去对一切进行反思和追溯的作为。
从“时”的构字可看出，“时”是观“日”所造成的种种现象而得到的位置、次序（始终、先后、生死、本末，等等）观念，而这些观念便是易道学问体系的最本质的构成因素。
由位序的观念可形成“始终”的观念。古人喜用“始终”来表示“时”（即“时间”）的片段。最为特别的是，孔子还特别用“终始”来对位序加以强调。然而，现代人并没有发现古人一再强调的这种关于“时”的表示法的重要意义。
一般地，“始终”是自然而然的逻辑次序，“终始”是人才有的逻辑次序。正因为人同时可以具有“始终”和“终始”两种逻辑次序，所以才最终发展出了对宇宙自然的认知系统。“终始”的逻辑次序是人“反其道而行之”的逻辑路径。即是说，宇宙自然的次序“始终”，是“天”之“道”的次序；而“终始”是人去追溯自然的次序时的次序，是与自然次序相反的次序，是特有的“人”之“道”的次序。人之所以也有自然次序是因为人也是自然的“物”，人也因为其本身是自然之“物”而具有所有自然物的逻辑次序“始终”，也就是有由“生”至“死”的整体过程。
不仅如此，“始终”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揭示了“时”的本质：一维性和可分性。“时”的一维性可以表述为一个关于过程的符号：箭头“一”。老子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老子和孔子所说到的“一”就是箭头“一”。而且，为了特别强调“一”对于其在描述宇宙生成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可以将其以现代人的表述方式称之为：宇宙的逻辑定律箭头“一”。这个“一”便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和终极真相。应当注意到，“一”是一种有限有界的表述符号，其有两个端点，并且，这两个端点还有次序上的规定性。可以很容易看出，符号“一”的两个端点就可以记为“始终”（或“生死”等其它表述方式）。“时”的可分性表现在一个“始终”可以分成若干个子片段，而每一个子片段仍然可以是“始终”；反过来也一样，即若干个连续的“时”的子片段“始终”可以合成一个总的“时”的总片段“始终”，而且这些“始终”也都可以用符号“一”来表述。可以注意，有这样的情形：如果将一个总的“始终”的所有子集都一一标注上“始终”，则可以发现，前一个子片段的“终”又同时是下一个子片段的“始”。老子所说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徒”，说的正是这样的情形。
“一”的极至的情形是可以用来表示宇宙的最“小”即宇宙的最小运动片段，也可以用来表示宇宙的最“大”即宇宙整体过程。而且，这种将“一”推演到极至的情形被古中国人认为是“道”的最基本的功夫，若不为之，便不能算是“得道”。
关于“习”字：
“习”字是鸟尤其是幼鸟练习如何进行飞翔的形象。《三字经》中有“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所谓“习”，指的是鸟在飞的方面由于其各自在“羽”的方面有所不同，所以其在飞的样子、外观上也就表现出种种不同来。然而，“飞”的本质（即“性”）却都是一样的，并无不同。尤其是，当人们看着鸟群飞向天空，最终消失得无影无纵的时候，这种由“飞”所造成的结果在“性”的方面就并没有什么不同了。“习”是鸟自己运用“羽”即“翅膀”而得以飞向远方的情形。人的“习”则是一种运用自身的“思”而得以“飞”向远方的情形。人能利用自身的“思”而能达到无所不至的地步，也因此能最终对“远”达到完全的了解，也就是可以到达最远最远的地方。按照孔子，这个最远之地便可以被认为是宇宙的诞生之地。
关于“说”字：
按照《说文解字》，“说”就是“释”，是关于“言”的分布。“说”为“从言，兑声。”另外，应当注意，有“直言”和“论言”的说法与区别。“说”为“直言”的意思。若要对“直言”进行再表述就可以称之为“论言”，可以用“语”字来区别和表示。《论语》就是关于“言”的论述系统。所谓“直言”，就是自然而然的“言”，是宇宙自然的表述系统，代表着“天道”；所谓“论言”，就是人所表述的“言”，是人的表述系统，代表着“人道”。属于“人道”的“论言”是对“直言”的一种回应。又由于“道”的最终的情形便是“天人合一”，所以，“说”和“语”实际上又都是关于“言”的系统。尤其是，后来人们对“道”的本质不甚了解，对“直言”和“论言”的区别也就不甚了解了。总的来说，若将“说”和“语”与人相联系，可以大致这么区别：“说”是人的天性，是一种天赋；而“语”是和人的“思”（人的逻辑思维）相联系的“说”，是人在后天的“思”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表述结果。
“说”为“言”与“兑”之合。“言”是自然在表述，“兑”实际上是对“言”的一种显现，且是以“八卦”来进行显现。“兑”是人从“无”中生出“有”来，这个“有”就是“八”。致于“八”，是“大”的意思，代表着宇宙整体的“大”。完整地描述宇宙的“大”的最好的办法是依靠八卦数字系统（自然数系统）将宇宙的所有逻辑之点都一一标注出来。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了宇宙论这门学问的根本研究方向，那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时”【注】的因素。近现代科学没有这么做，所以一直找不到表述宇宙起源的基本要素和方法。尽管现在人们都知道并承认时空的存在，却总是难以在哲学原理上将其表述清楚，究其原因，就是还没有找到最基本的因素和最简单的方法。而在这一点上，古中国人以“道”的方法将宇宙的起源做出了明晰而正确的解释。“道”的学问是依靠紧紧抓住“时”来进行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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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说文解字》：时，四时也（本春秋冬夏之称。引申之为凡岁月日刻之用。释诂曰：时，是也。此时之本义。言时则无有不是者也。广雅曰：时，伺也。此引伸之义。如“不能辰夜”，远犹辰。告传皆云：辰，时也，是也。）从日，寺声。（市之切。一部）[字形： 上“之”下“日” ]古文时从日之作。（之声也。小篆从寺。寺亦之声也。）汉隶亦有用[字形： 上“之”下“日” ]者。
大家知道，有时空的存在，因为这是由人的感观可以感知的事实。当然，也应当对时空的感知做出详细论述，而这也就是“道”的学问体系给自身所确定的根本任务。在对时空的认知方面，人们知道，无处没有时空的存在，即是说，时空是一种普遍存在。然而，近现代科学并没有从时空的普遍存在方面着手发展出其哲学形式。西方哲学在发展上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成为为科学的各分支诠释的学科。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哲学至今仍缺少自身的整体性，人们也还没有办法将支离破碎的哲学整合起来。事实上，宇宙论尤其是宇宙的起源的问题就是可以整合哲学学科的突破口。而在这一方面，古中国人已然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于是，西方学术传统和中国学术传统相结合的“中西结合”的契机便在宇宙起源的问题上显现出来了。
古中国人的易道学说就是建立在时空的普遍存在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古人对时空两者也作了比较，发现“时”是比“空”更为基础的方面。这可以用“维”的概念来进行比较：“时”是一维的，而“空”至少是三维的。显而易见，“时”（时间）是比“空”（空间）更易于做出描述的因素。但是，时空又是普遍存在，所以，只要抓住了“时”的因素来描述对象，在“时空”的方面就至少将其“时”的方面的特征揭示出来了。古中国人的易道学说正是建立在“时”的基础上的哲学体系，是以“时”为其基本因素而将一切统合起来的一个完整的系统。而“时”的因素也正是孔子在《学而》的头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中所强调的方面。
所以，要想学好古中国人的“道”的学说，要想如同古中国人一样“得道”，就一定要紧紧抓住“时”的因素。而且，所有关于“道”的方法首先都是关于“时”的方法，所以若得到了关于“时”的方法就是得到了“道法”，就能在解释（宇宙）一切的方面打开一个突破口。而能解释一切又正是孔子所指出的“不亦说乎”之中的“说”字所包含的意思。如果说，若能达到可以解释宇宙中的一切的境界，那不就达到了哲学所孜孜追求的目标了吗？
【朱熹注】
说、悦同。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程子曰「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又曰：「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谢氏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注】如齐，立时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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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立」，原作「一」，据清仿宋大字本改。
【阐微】
朱熹认为，“说”和“悦”是相通用的字。这也是古人的普遍的看法。若深究起来，两个字在偏旁上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也多少说明了这两个字的区别。“说”字为“言”字旁，表示着“说”是以“言”为基础的。“悦”字为“心”字旁，表示着“悦”是以“心”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心”的活动过程又离不开“言”，所以“心”和“言”是二者不可缺一的依存关系，且“心”和“言”的这种紧密结合的关系便是造成“说”和“悦”相通用的最关键的原因。“心”的这种以“言”为基础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学”的活动过程。即是说，宇宙自然的种种表现（表象）在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言”的系统，而反过来，人在“学”的过程中又以自身的“言”的系统去与之相对应。换言之，“言”是表象和抽象的统一。“一一对应”亦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概念和追求目标。然而，现代科学还做不到“一一对应”，古中国人却发展出了八卦数学系统的“言”来与宇宙的所有逻辑之点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因此解决了从本质上认识宇宙包括解释宇宙起源的问题。用八卦系统的“言”（自然数数字）来表述宇宙的发展过程，可以做到数字上的永不重复。所以，古人也以尊崇的语气将易道八卦学说称之为“至学”，表明其在关于宇宙的描述方面其“效”（效果）已达到了顶峰。既然已是顶峰，就无所谓超越的问题了。换言之，现代人如果要在对宇宙的描述上达到完美的地步，其最终结果是仍然得使用八卦系统。尽管中国民间普遍利用八卦来进行迷信（算命）活动，但其并非代表着八卦系统的本质的方面。就好象尽管现在有人利用计算机来进行算命和淫秽活动，我们仍然不能将计算机斥之为迷信和淫秽工具一样。科学和八卦都是人类理性活动的产物，其在本质上都是在依循着一个“理”字，所以两者最终也可以在同一个“理”字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在宇宙的万事万物中，一切都表现出“性”的特征，而所谓“性”，也就是事物在本质上的规定性。古人将事物都具有的本质上的规定性“性”又称之为“善”，即是说，万事万物都必然具有自身本质的情形便叫做“善”。人也是自然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人也同任何自然物一样具有其本质“善”。然而，本质是深藏不露的东西，所以，人们并不能从事物的表象上看到“善”，也不能从自身的表象上看到自身的“善”。人为了看到事物以及自身的本质“善”，便发展出了一整套方法和程序，并因此构成了一个学问体系，将其称之为“道”。
若从“时”的方面来考虑“善”，就可以把“善”也作为一个关于“时”的过程且可以将其记为“始终”，由一个符号“一”来表述。又由于从宇宙的一开始就有“善”，所有的事物包括每一个人都有“善”，所以每一个人从自身开始一直延伸到宇宙的开端都必然有“善”的存在，这样就可以由每一个人自身（之点）到宇宙的开端（之点）连贯起来形成一个总的关于“一”的轨迹，且这个“一”也是“善”的轨迹。这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推演，却包含了古中国人的易道学问的最微妙最精彩也最关键的部分。古中国人的所谓“得道”就是基于对“一”的这种形成机制的理解而言的。
人们在理解“善”的方面，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样子。朱熹在此将这种理解称之为“觉”，并特别指出了人在“觉”的方面有先和后的分别。当出现了先“觉”者，其它人便可以遵循着先“觉”者的方式方法也去达到“觉”的境界，这也就是朱熹在此所说的“效”（效法）的含意。人们通过“觉”的程序就能最终弄明白什么是“善”，并能一点点地沿着“善”的轨迹走到其最初缘起的发端，也就是“善”的始点。此外，还必须弄明白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是“善”的轨迹有方向的问题，一是这个“善”的轨迹属于老子讲的“非常道”的范畴。所谓“非常道”，指的是抽象的范畴，其与之相对待的是“常道”的表象的范畴。表象就是通常人们所看到的现象，是由人的感官可以感知的部分。抽象是“无相之相”，是必须经由人的“心”即人的逻辑思维才能进入的部分。所谓“明善而复其初”，指的是在“善”的符号“一”的轨迹上的往返过程。人若达到了“初”的地方，就等于是达到了“至善”的地步。而达到了“至善”的地步，也就等于是遍历了所有的“善”，从而在“善”的方面得到了完整而全面的了解，这种情形就可以用一个“明”字来描述。很显然，要想做到“明善”，是一定要完整地遍历“一”的轨迹才行的。
“习”字是鸟不断练习飞翔的样子。“学”指的是人理解事物本质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如同鸟不断练习飞翔的事情是一样的。这里朱熹是要指出，“学”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是一个无有止境的过程。
“说”与“悦”相通，有喜悦的意思。喜悦不仅是内心的活动过程，且也是人的容颜上的一种表情变化。喜悦的面容是人处于默默无言的接近于微笑的一种状态。人之所以可以有喜悦的心境和表情在于人所实施的“学”的过程取得了效果。人的“学”的过程本身是一个和“时”相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内容也是一个和“时”相关的过程，人是在“时”的过程中去进一步体会“时”，理解“时”。当学习者反反复复在“时”的过程上历练，就能最终得到“一”和熟知“一”，并可以沿着“一”的轨迹走到其尽头，找到其最初缘起的位置即始点。尤其是，当这个“一”所代表的是宇宙整体时，这个始点就被转换成了宇宙的始点。难道能找到宇宙的始点还不能算是令人喜悦的事情吗？ 这当然应该是令人喜悦的事。所以，喜悦的心境就出现了，相应的，喜悦的容颜就显现出来了。反过来，人又可以从容颜的表情断定出喜悦来。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种关于“中心”的喜悦。即是说，宇宙的始点便是宇宙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又被人存于自身的“心”之中，成为人的“心”之中的中心。更为奇特的是，在人的“心”之中，世界即宇宙中的的一切都消失了，所有的一切都被转化成了一个“点”甚至“无”，那么，在这样的境界中，人自身又在哪里呢？ 当人能进入到这样的境界中去时，就会连自己也找不到了。这种“心”的活动过程可以说是最为奇特的景象了。这也就是人的逻辑思维最终会出现的最奇妙的境界，也被古中国人认为是“道法”所能出现的最为奇特的境界。然而，宇宙的（逻辑）始点甚至所有事物的（逻辑）始点也就只能通过这样的“心法”才能找到。古人所说的“心法”，若用现代人的话来表述，就可以将其说成是人的逻辑思维的基本方法。
朱熹引用了程子的话来加强其论述的力度。程子认为，所谓“习”，指的是在练习或学习方面的反反复复。对“时”的反复思索和演绎，会使人自己完全融会于“时”的规则中去，最终还会使自己也成为“时”的运动规则。人倘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可以用“说”来进行表述。另外，程子还认为，“学”是一种最终可以由“行”所反映出来的过程。当人以“时”作为自身的修炼对象，其“行”就会在实施“学”的本身“我”的身上反映出来，且这种被反映出来的情形就可以用“说”来表述。
朱熹也引用了谢氏之言来作深入论述。谢氏认为，若以“时”作为“习”的对象时，那就没有什么时候不是处于“习”的过程中的了。在坐的时候，即使坐得端端正正，一动也不动，这种坐的过程还是与“时”发生着关联，也还是可以在这种“坐”的过程中把“时”作为“习”的对象，且其“坐”的本身也属于“时”的过程；或者，在立的时候，即使立得笔直笔直地，一动也不动，这种立的过程还是与“时”发生着关联，也还是可以在这种“立”的过程中把“时”作为“习”的对象，且其“立”的本身也属于“时”的过程。
“立”字古本中作“一”字。“坐、立”指的是纵横和横竖的样子。孔子以纵横和横竖来指代一切。然而，不管纵横还是横竖，都含有“时”的因素。
总之，抓住“时”的因素，便是抓住了“学”和“习”的关键。宇宙中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分开来看还是合起来看，都逃不脱“时”的因素。
【原文】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阐微】
在这一句话里，从语意而言，“朋”和“远”都有相对应的一方，尽管其相应的字没有出现。与“朋”相应的为“我”，与“远”相应的为“近”。
“朋”最初是指一种属于“凤”一类的大鸟，其飞翔之时，总有成千上万的鸟成群地伴随着。这里却将“朋”用来作为与“我”相呼应的词。“我”是“独”，是单一的，而与之相反，其相对应的一方“朋”是众多的。不仅如此，“我”还可以代表“近”并且与“远”相呼应。一般地，人们仅仅满足于停留在这种表面的容易看到的意思便以为可以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孔子如同所有前圣一样，是要借用这些平常的词语来表述很不平常的或者说“非常”的意义，即是用来表述关于“道”的深意。“朋”和“我”以及“远”和“近”作为对子是在表述哲学上的不同的范畴。最重要的是，这两个范畴若合起来就构成了“道”的或者说哲学上的最大的范畴。古人能得到这样的范畴是很了不起的，是一种名符其实的、真正的“远见”。古人的这种“远见”，是建立在轨迹“一”的基础上的一种对宇宙本质的深刻认识。轨迹“一”是假定“远”处有一个“点”，且其远到不能再远时便被认为是宇宙的始点，当把宇宙始点与每一个“我”联系起来时，就构成了由“远”至“我”的一条轨迹，即“一”。
“有朋自远方来”的“来”指的是到达了“我”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又是处于“我”的“心”之中。这就是说，“有朋自远方来”是“

收起

学习而又要时时的去温习功课，也是快乐的事.
有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你，是高兴的事情.
别人即使不理解你，你也不能生气，这才是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