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臭鱼烂虾?

为什么说臭鱼烂虾?
为什么说臭鱼烂虾?

为什么说臭鱼烂虾?
昨天温州下了一场大雪,它似乎在告诉人们快要过年了.现在这段时间,正是市民忙着办年货的时候.说起过年,有不少市民会感叹：现在过年的气氛怎么越来越淡了,还不如西方的圣诞节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天天都像在过大年.
　　这让我们想起了二三十年前的温州人忙过年时那一幕热闹的情景.
　　年货摆到“民主轮船”上
　　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年的腊月廿六,笔者从部队回家探亲,坐火车抵达上海后,再转乘“民主18号”大客轮.一到十六铺码头,只见到处人头攒动、人流如潮,身边大多是说温州话的老乡,大家都急着买票乘船赶回家过年.幸亏笔者事先委托在上海的老战友帮忙买了票,要不,就算排上三天三夜的队,也不一定能买到回温州的船票.
　　“民主轮船”还未驶出吴淞口,乘客们便忙碌起来了.大家纷纷从自己的大包小包里变戏法似地掏东西,什么腊鸡、腊肉、鱼干、香肠,甚至还有五六公斤重的大猪头.经过多日的旅途奔波,包里的这些东西都散发出阵阵异味,大家都急着拿东西出来透气,毕竟离到家还有三十来个小时.有的摆在甲板上,有的挂在船舷上,有的铺在走廊边,轮船顿时成了年货展示会.
　　笔者睡在四等舱上铺,对面的小伙子大概二十岁出头.他说自己姓鲍,住在市区西郭,初中毕业后跟亲戚到北方搞“冷作”业务,也就是从事金属材料加工,生意还不错.温州有句古话“捣臼、扫帚也要搬回家过年”,这不,他也归心似箭.他还说,山西的东西真便宜,鸡、鸭只有三四毛钱一斤,于是买了很多鸡,都用来腌制酱油鸡.他还买了一只大大的腌猪头,跟笔者解释说,猪头是好东西,温州有年前“还冬”的习俗,猪头是必备的祭品,他信佛的奶奶再三叮嘱他要买个猪头过年,保佑合家平安.
　　“我到九江出差时,鄱阳湖的甲鱼还真多,农贸市场到处都是,一块钱可买好几只,我一口气买了十几只甲鱼,还专门晒了鲤鱼鲞,这味道决不亚于酱油鸡.”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也过来展示自己的“年货”,话语里透出洋洋得意的神色.
　　“瞧,这是我从内蒙古建设工地上带回家的牛肉干、兔子肉,那里的野兔子味道可鲜了,这次回家可以让孩子们解解馋了.”一位老师傅手里拿着野兔肉,让大伙们开开眼界.
　　相形之下,就笔者最寒酸了,摸着自己旅行包里仅有的几瓶“双沟大曲”和几条“大前门”香烟,为自己没有将部队驻地盛产的野鸭子晒成酱油鸭而深感后悔.
　　“华侨人抵不上四个轮”
　　岁月悠悠,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笔者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温州.那年春节,大家还是照样忙着办年货.
　　笔者家隔壁有一位叫阿豹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后支边去了黑龙江,他大概在军垦农场学会了开拖拉机、汽车,返城后在市区一家国营企业当驾驶员.那时,温州会开车的人很少,民间还流传着“车轮滚滚,钞票一大捆”,“华侨人抵不上‘四个轮’”的俚语,司机很是吃香,不少姑娘找对象,都把司机列为首选.
　　一到年关,有“一技之长”的司机就更俏了.只见阿豹开着车到处跑,一会儿去泰顺、文成,捎回来冬笋、香菇、黄花菜,一会儿又从临海、黄岩等地拉来了整车的桔子、文旦、荸荠,一会儿又去金华带来了猪肚、猪肝、豆腐皮、花生米……他家里就像是开杂货店的.尽管这些土特产价值不是很高,却是每个人家里都需要的,温州又特别喜欢紧俏食品,到他们家的亲戚朋友是来了一拨又一拨,拿阿豹老婆的话说,那真是“门都叫人踏破了”.况且,不少年货都是阿豹帮别人买的,有的因为值不了几个钱,他就作个顺水人情,连本钱都没收.
　　半夜排队凭票买肉
　　时至年关,温州到处是排队的长龙.什么都要凭票,像粮票、肉票、鱼票、油票、糖票、酒票、水果票、香烟票、年糕票、糯米票等等,一般的家庭主妇手上的票证起码都有十余种,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与工矿企业年终还会分到自行车票、皮鞋票、缝纫机票等紧俏物质的计划票.
　　有一次,温州一水产商店新到一批新鲜的大黄鱼、带鱼、乌贼,店门口立刻就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如果来晚了,只能买到烂鱼和臭虾了.买肉也是如此.那时候,肥肉成了抢手货,排在前头的市民可以买到板油、花油、猪肝、猪腰,排在队尾的只能买带有骨头的次肉了.为吃上好肉,不少市民会半夜起床,带着小板凳在肉铺门口排队到天亮.
　　然而,很多不用计划票买的东西也要排队.过年时,家家户户要蒸松糕、箬糕,不过制作工序比较繁琐,首先要将糯米磨成粉,可是市区没有磨坊,一些农民就将碾粉机搬到城里,在街头巷尾设立临时加工点,市民如果想做松糕,不得不在加工点前排队.甚至连打“爆米花”的,他们把担子一放下,身边马上就围着一大群小孩子,他们从家里端出了大米、番薯干片,挨个排成队,听着那“嘣”的一声响,仿佛是听到迎春的礼炮,平添了几分节日的喜庆.
　　过年忙,忙过年,市民大部分时间“忙”在排队购年货上,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想像不到的.
　　供销员累得像头驴
　　市民在过年时比较忙,其实还有一类人更忙,那就是供销员.供销员大概也是温州的特色之一,有其特定的含义.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前期,随着乡镇（街道）企业以及家庭工业的崛起,产生了专门从事采购加工原料和器材设备,以及推销产品的业务人员.这些人平日走南闯北,订合同、购物资,足迹遍布神州大地,队伍非常庞大,当时被媒体号称“十万供销大军”,他们为温州经济的发展立下了不少功劳.一到年关,他们的肩膀上又加了一副担子———要为亲朋好友采办过年货.
　　笔者于1976年过年时在金华火车站遇到一位老战友,只见他身上大包小包一大堆.那么冷的天,他却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还说车上还有很多东西没搬下来呢,要笔者帮忙看着他的东西.一打听,老战友退伍后在温州一家乡镇企业做供销员,正赶着回温州过年呢.那一大堆东西全是给上司、同事以及亲戚朋友带的过年货.他说,温州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每当供销员出差到上海、北京、杭州等大都市,亲朋好友总会递上一张购物清单.像皮鞋、胶鞋、手表、尼龙袜、的确凉、卡其布、饼干,有各种吃的用的,甚至连女人的胸罩、卫生巾都有!到了上海,看到温州没有的东西都想买,恨不得把整个百货大楼搬到温州去,那才叫过瘾!
　　“唉,不怕你笑话,供销员在客户、货主面前做孙子,什么气都得忍；进商店像疯子,什么东西都想买；回家路上像驴子,什么重物都往身上压.”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批条子”成了办年货的门路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些物资供销部门的领导掌握着“批条子”的大权.一到年关,他们是最吃香、最风光的,不过也有痛苦、烦恼的时候,尤其是烟糖公司、食品公司、水产公司、百货公司、土特产公司等,因为计划供应的物资还留有一定的份额,于是上门拉关系、批条子的人络绎不绝.
　　笔者的一位老上司,解放初期担任某鱼市场的负责人,一直在水产供销部门当领导,经过各种政治风浪,也算得上是位“不倒翁”了.每当年关来临,老上级、老部下、老同事、老熟人纷纷找上门,无非是向他要点公价的便宜货.批与不批,只凭手中一支笔,批多了跟上头不好交代,如果追查下来就会倒霉；批少或不批,会有碍面子.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采取旧社会穷人避债的办法,东躲西藏,在隐蔽之处办公,甚至连家人也不知道他的准确行踪,直到除夕夜才敢露面.
　　另一位朋友正好相反,他在文艺单位工作,平时在文学方面谈不上有什么造诣与建树,但他人缘极好,能说会道,还结交了社会上三教九流以及各种各样的头面人物,加上他与人为善,拿温州话来说,属于喜欢“挈篮儿”的人,朋友有什么难处,总是想方设法地替他们排忧解难.一到年关,他总有办法从某些部门领导手中批到不少条子,使他那个所谓的“清水衙门”也能买到一批紧俏货,为单位改善了福利.那时候,“批条子”无疑是计划经济时代办年货的一条重要门路.
　　戏文里有句唱词：“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那个年代物资紧缺,市民生活虽然十分清苦,但过年的气氛总是很浓厚,送灶爷、还冬、晒鳗鲞、挂年画、贴春联、掸新、送节……大街小巷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
　　温州人管吃年夜饭叫吃“分岁酒”.经过近一个月的奔波,年货准备得也差不多了.大年三十晚,一般百姓的餐桌上都会摆上十个大红的高脚碗,以示“十全十美”.柑橘、腊鸡、腊肉、鳗鲞、胶冻、花蚶、红枣、牡蛎、猪肝等冷碟,比平时丰盛多了.中间的“十大碗”有年糕、黄鱼、猪蹄、鸡鸭、黄鱼、香菇笋、爆墨鱼、炒猪肚等,最后是八宝饭、红枣桂圆汤之类的甜品.全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团圆.
　　随着新春钟声的敲响,鞭炮声响彻夜空,此起彼伏,接连不断,震撼大地,温州人称作“关门炮”,是避邪驱凶用的.人们企盼来年又是一个平平安安幸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