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分求一篇文学议论文.中心思想是论述古代帝王对读书人不同态度取决于执政者个人心态而不是执政需要.偶要找这样一篇文章来和同学唱反调哈.还有更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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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是论述古代帝王对读书人不同态度取决于执政者个人心态而不是执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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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诗的皇帝与不读书的皇帝 作者：吴子胜
　　历史上有写诗的皇帝,也有不读书的皇帝.
　　写诗的皇帝如隋炀帝杨广、南唐后主李煜,都很有名气.杨广虽没什么德政,李密骂他“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但杨广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史书上称其诗“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连唐太宗读了《隋炀帝集》后都称赞“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顺便提一下,唐太宗的话听起来牛头不对马尾,尧舜是古代圣人,桀纣是暴君,与杨广写诗好坏对不上,唐太宗这么说,究竟是太爱杨广有才,还是从杨广夺嫡弑父联想到自己皇位的血腥?才美其“是尧舜而非桀纣”,借以掩盖自己在玄武门留下的斑斑血迹,不得而知.总之,杨广的诗才是大家公认的,作为隋朝诗坛领军人物,杨广的诗还影响了盛唐的诗风.
　　如果杨广只是一个文人,说不定在诗歌上还有更大的成就,至少不可能只活了50岁就被人砍了头去.可杨广不光是文人,还是皇帝,皇帝是什么?皇帝乃“九五之尊”,口含天宪,出言为法,掌握着天下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就有可能给文人和文化带来不幸.杨广早年做晋王和太子时,与虞世基等一帮文人交往甚密,写好的诗常征求他们的意见.刚做皇帝那阵,也还保持先前的谦虚,每有篇什,必先请教别人,“令其诋诃”,凡有不妥之处,“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创作态度极其严肃、认真.但随着皇位的巩固,帝王的霸气就显露出来,自以为是天纵之圣,无所不能,眼里再容不下任何超过他的人.杨广曾自负地对大臣们说过这样的话：“你们难道认为我是靠父祖登上帝位的吗?既使让我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也该做天子”.文人大多有“相轻”妒忌的毛病,杨广也不例外.一般的“文人相轻”,不外把别人贬抑得一文不值,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在“小器易盈”的斗筲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杨广的妒忌更蛮横,他承认你有才,但却十分很你有才,不允许你的才超过他的才,说具体一点,就是你的诗固然是好诗,但你不应该写出比他还好的诗来!这就是文人皇帝的强盗逻辑.文学一旦沦落为权杖的附庸,悲剧就在所难免.《隋唐嘉话》记载：大臣薛道衡作了一首“空梁落燕泥”的好诗,杨广自惭不如,又好生妒忌,后来找事把他给杀了.薛道衡死时,杨广对着薛的尸体愤愤地问道：“还能写‘空梁落燕泥’么?”还有一位文士王胄,也是因为写诗“独不下帝”,竟“坐此见害”.薛道衡被杀虽是别的原因触了怒,但从他死后杨广咒他的那番狠狠之辞来看,这个自以为做诗也该是天下第一的皇帝的忌忮之情,可说是如闻其声.
　　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高产诗人,一生写诗42000多首,平均每天作诗1.8首,要知道,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鼎盛时期,300多年中2000多位诗人也不过留下48000多首.乾隆的诗可读者少,而且其中不乏诸如沈德潜之流御用文人的捉刀之作,但乾隆还是喜欢以“书生皇帝”自居,处处美化自己作为文人的形象.他曾这样描画自己：“能益人心思,端惟诗与书”,“山居静所会,几余举憩诸.或时咏新什,或时读古书”,给人以书不离手、诗如生命的感觉.不幸的是,就是这位一生写下四万多首诗的皇帝,制造了空前绝后的文化灾难,在他一朝,文网之密、文祸之多胜过历史上任何朝代,单他亲手制造的文字狱就达130多起,无数文人惨死在他手上.这位既会咏诗,又会写字,口口声声称从不以文字治罪的纯皇帝,最擅长拿政治用意揣测文人心理,最精于对文人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最乐意给文人罗织罪名.只要翻一下《清代文字狱档》,就能领教他整人整得何等高明、出色,斩、绞、戮尸、籍没接连一大套.内阁学士胡中藻写了本《坚磨生诗钞》,其中有“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被乾隆判定“南斗”二句是“分提南北”,“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居心不良,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胡中藻被凌迟处死.江苏举人徐述夔生前有《一柱楼诗集》,多咏叹明末之事,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徐死后十多年,被仇家告发,乾隆恼羞成怒,认定“壶儿”即“胡儿”,是影射满清,“明朝”是指朱明王朝,理由是“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有兴明朝去本朝之意”,并当即朱批：“谬妄悖逆,罪大恶极”,徐及其子被剖棺戮尸,徐的两个孙子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最惨的是沈德潜,给皇帝当了一辈子枪手,直到退休,还在为御诗煞费苦心,没想到在他死后,他的《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被乾隆揪住不放,原因是满清的天下正是从朱明夺来,而乾隆自己又是汉族以外的“异种”,沈德潜的诗明显含讥讽之意,最后沈被戮尸枭首.其他或从字音的相同,或从字形的相近,或从字义的疑似,锻炼周纳,曲加附会,置文人于死罪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读书人因只言片语,遭致身死族灭.“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乾隆大学士梁诗正的这番话正是一代文人的颤抖心音.但乾隆仍不过瘾,病态的敏感使他发疯,为彻底扼杀读书人的个性,禁锢灵性,实现有效的思想钳制,他不惜将文化杀戮步步升级.乾隆三十九年,他借纂修《四库全书》,在全国撒开大网,一方面将一帮读书人集中在他的眼皮底下,免得化外逍遥,摇唇鼓舌,散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收缴、查禁和销毁古书.编书第二年,乾隆给军机处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明朝时期,编的野史很多,其间随意毁誉,传闻异词,必有诋毁本朝的话语,应当趁此机会查办一番,尽行销毁,杜绝禁止邪说,以正人心而厚风俗”.这里乾隆把话说得很明白,他编书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清洗、奴化读书人的思想.在编写《四库全书》的10余年里,全国共焚毁图书70余万卷,仅江西巡抚海成一年就毁书8000余部.在这种恐怖的专制下,一些读书人无奈地选择了逃离现实,一头扎进故纸堆里,“著书只为稻梁谋”去了.
　　与炀帝、乾隆相比,刘邦就没有那样的“高贵血统”.刘邦出身低微,年少就是个有名的流氓无赖,什么《诗经》、《论语》他肯定没有读过.后来当上泗水亭长,估计也不是因为他有多少文化,多半是恶名在外的结果.那时候刘邦结识的读书人只有萧何和曹参,对他没有多少影响.再后来带兵打仗,出生入死,根本无暇读书,作诗就断不可能.等当了皇帝,天生厌学的他也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书本上,更谈不上什么文化造就.刘邦并不喜欢读书人,骂儒生是“竖儒”、“腐儒”,原因是他不读书.刘邦曾这样坦言：“吾遭乱世,生不读书,当秦禁学问,又自喜,谓读书无益”,因而见了儒冠儒服的人相当鄙视.当初,一些儒生愿投他的名下效力,结果他几乎一概不见,真有不识趣的,他就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往里面撒尿,以羞辱对方.刘邦是个粗人,身上有不少恶习.一次,陈留“狂生”郦食其去见他,刘邦一听来者“状貌类大儒”,便气狠狠地回绝：“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生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郦生第二次求见,正赶上刘邦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郦食其话一出口,他就大骂对方是“竖儒”即书呆子.刘邦鄙视读书人,只是觉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只会死读书,不中用,干不成大事,而对真正有知识有才干的人,他还是非常倚重.事实上,刘邦身边很早就笼络了一帮读书人.起兵之初,沛县小吏萧何、曹参就是他的第一帮手,不久遇到“五世相韩”的贵族子弟张良,成为他的重要谋士.接着,被项羽逼走的军事天才韩信、陈平等一流文士纷纷选择了他,尽如他彀中.最典型的要数陆贾.陆贾是楚国人,很有辩才.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很不耐烦,大骂陆贾“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打下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就说：您可以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假使秦始皇得到天下后,行仁义,法先圣,天下哪能轮到您来坐?一席话刺醒了刘邦,于是命陆贾全面分析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的原因.陆贾一口气写了十二篇,刘邦读了无不称善.刘邦对读书人的器重还可以从他的“功人功狗”论里找到诠释.高祖六年,刘邦对开国功臣封官加爵.张良多病,缺乏作战经历,只是随从刘邦“常为画策”.但刘邦亲自为张良表功,“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刘邦又“以萧何功最盛”,封他为酇侯.刘邦有意“厚此薄彼”,令武将们很不服气.就在前一年,刘邦在洛阳酒宴上提出的张良、萧何、韩信“三杰”之说,已经使他们忿忿不平,于是抗议：“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当着众臣面,举了一个“猎狗捕猎”的例子,“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史记·萧相国世家》）,意思是说,狗逮住了猎物,表面看,好像是狗的功劳,其实是猎人指示狗去追捕猎物的.同样,诸位武将在前线斩将搴旗,攻城略地,为我打下了江山,固然功不可没,但别忘了是张良、萧何等一帮文士的英明决策,才使你们战必胜,攻必取,有功可言.所以,猎人功高于猎狗,文士功高于武将.刘邦的这番比喻可谓形象生动,说得群臣心服口服.自此,刘邦在一帮文士的簇拥下,“总揽英雄,以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是个文盲,同时又是一位英雄,有着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豁达胸襟和远见卓识,他倚重读书人,依赖读书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文化的熏陶和矫正,最终倚靠一大批文士成就了伟业.刘邦既不同于同为草莽出身的皇帝朱元璋,那样对读书人怀有天然的仇恨情结,有事无事将他们作践一番,甚至恶作剧地进行折磨迫害.也不同于以宽宏仁德著称的清高宗纯皇帝乾隆,一生专整文人,喜欢拿文人开刀.在乾隆那里,读书人没有任何地位可言,除掉做狗,俯首帖耳,死心塌地做大清国的忠顺奴才别无出路.乾隆称自己写诗是“拙速”,意思是心血来潮,一挥而就,不事雕琢,这跟他动辄乱扣帽子,乱揪辫子,治读书人死罪的病态心理十分相近；乾隆“自知诗不可为”,但他偏要为之,坚持不懈地写下去,这又源于他的好胜和刚愎自用,这与他戕害文人摧残文化的心迹也颇为相像.刘邦也杀过人,但非要处死的,也只有韩信和彭越,对于很多大臣还是倚重的,未尝概加猜忌,特别像萧何、曹参这些文士,“方且倚为心膂,甚至托孤寄命”（赵翼《廿十史札记》.刘邦喜欢用污言秽语式的谩骂训斥他看不上的儒生,这与他生来喜欢骂人的习性有关.骂人当然也是一种羞辱,但刘邦式的粗野竟有几分率真,更可贵的是,他居然能做到知错即改.当初郦生求见他,差点被他轰出门去,但当他听完郦生的一席话,意识到自己错了时,竟“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刘邦仍不忘与他交流用兵之道.这在乾隆那里无异于天方夜谭,乾隆悬在读书人头上的只有一把刀,文质彬彬的外表下面包藏着毒蝎之心.想想,乾隆在诗中对自己的那些美化,再想想他戕害读书人的险恶用心,毒辣手段,那真是天差地别.
　　由此看来,写诗是一回事,迫害文人则是另一回事,有时候,写诗的皇帝还真不如不读书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