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神话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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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神话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神话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翻开中国上古神话,一个圣贤的世界扑面而来.尽管神话没有十分完整的情节,神话人物也没有系统的神系家谱,但它们却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它的尚德精神.这种尚德精神在与西方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的比较时,显得更加突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这种尚德精神,一方面源自于原始神话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则是后代神话改造者们着墨最多的得意之笔.在西方神话尤其是希腊神话中,对神的褒贬标准多以智慧、力量为准则,而中国上古神话对神的褒贬则多以道德为准绳.这种思维方式深深地注入中国的文化心理之中.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神话的这种尚德精神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与现实人物的期望,决定着社会对人们进行教育的内容与目的,甚至也影响着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

“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平凡人的情欲”,这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主要大神们神格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的很多经史典籍中,中国上古的主要大神们,诸如伏羲、女娲、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等,都是崇高和圣洁的.他们不苟言笑,从不戏谑人类,更不会嫉妒和残害人类.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们从来都是十分规矩和检点的,十分注重小节、注重品行和德操的修养,并且尊贤重能.几乎每一位神王都没有“红杏出墙”或“乱播爱情种子”的现象.在他们的身上,只有神圣的光环、纯洁的品性和高尚的情操.当人类向他们看过去的时候,只会仰面向上,顶礼膜拜,而不会有丝毫的不恭不敬.
在我国的神话天地中,姑且不说被后世改造过的神话,就是古老的原始神话,我们也看不到对大神们爱情生活的描写,见不到他们这方面的生活细节.由于中国上古神话中有关爱情的内容极少,因而嫦娥奔月神话和后起的巫山神女传说在中国神话天地里就显得秀丽旖旎,风景这边独好了.
相反,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所看到的大大小小的天神都是世俗的,是满身人间烟火味的形象:众神之王宙斯狂放不羁,拈花惹草,在神界与人间留下了一大串风流债,更严重的是他任意行事,不讲原则,充满嫉妒和个人爱好;神后赫拉,本是众神的表率和人间的神母,但她却经常为嫉妒和仇恨而迷失了本性,做出一些残酷和无神格的蠢事来,没有丝毫让人类敬重的地方.主神如此,他们手下的众神也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品性.在希腊军队与特洛伊的战争中,阿喀琉斯让阿伽门农把抢来的女俘克里塞斯送还到他的父亲阿波罗的祭司的身边,因此时阿波罗神正为他的祭司的女儿被劫而用瘟疫来消灭希腊军队,阿伽门农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硬是将女俘克里塞斯留在了自己的身边,阿喀琉斯愤而带领他的军队撤出了战斗,使特洛伊大将赫克托很快地杀掉了还没有死于瘟疫的希腊士兵.希腊人的这次惨败只是因为一个女人,这种结果是中国人无法理解和原谅的,也是中国神话中的尚德精神所不允许的.又如,阿波罗因同玛耳绪比赛吹笛子而失败,便残酷地剥了玛耳绪的皮,并把它挂在树上;再如月神与阿波罗兄妹,因尼俄泊嘲笑了他们的母亲提坦巨人勒托只生下一子一女,并禁止忒拜妇女向勒托献祭,他们便射杀了尼俄泊众多的儿女.如此等等.可见,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除了力量上的差别外,在情感上却是相同的.当神们脱掉神的外衣之后,个个就都成了世俗的凡人.

“ 对神的献身精神的崇尚和礼赞”,是中国上古神话尚德精神的另一重要体现.这种牺牲精神首先表现在古老的创世神话当中.中国的创世神话,是以牺牲创世神的肉体来完成天地开辟和万物创造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开辟大神盘古在完成了天地开辟任务之后,就将自己的双眼化成了日月,将四肢与头颅化成了五岳,将血脉化成了长江与黄河,将毛发化成了山林与草木,将肌肉化成了泥土,将筋骨化成了金石,而他身体上的寄生物则变成了人类.另一位开辟大神女娲,她在完成了补天、造人的大功之后,也将自己的身体化成了万物.所以《山海经》中云有神十人,乃女娲之肠所化.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全部了解女娲化物的细节,但这则神话多多少少为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后来的始祖神继承了创世神的这一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燧人氏发明火历经千辛万苦种种磨难;炎帝为发明农业种植和草药而尝尽百草,几经生死,所以《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先秦史书则言大禹为治水十年奔走,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荀子·非相》注引《尸子》).
不仅创世神和始祖神如此,在对我国远古神话英雄的故事传说及对英雄的讴歌中,同样也反映出一种崇尚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在这些神话中,大凡是为社会的进步、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英雄备受人们的赞颂;反之,凡是那些不利于社会前进、有碍于人类幸福的神性人物则要遭到唾弃与批判.所以为逐日而死的夸父、射日除害的后羿、救民于水患的大禹等均在人民的心目当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被大水淹死之后变成鸟不停地以木石勇填苍海的精卫,也生生世世为人们所敬重.而那些残害人类的神蛇、怪兽一般的反面人物,如果不被英雄诛灭,也会被历史文化所诛灭.
中国上古诸神所普遍体现的献身精神,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英雄所不具备的.在希腊神话中,其开辟神话充满了血腥:宇宙最先生下了开俄斯(即混沌)、胸怀宽广的地母该亚、地狱之神塔尔塔罗斯、爱神埃罗斯.开俄斯又生了黑夜之神尼克斯和黑暗之神埃瑞波埂D峥怂购桶H鸩ㄋ菇岷虾笊铝颂蘸桶字纭8醚窃蛏宋诶邓梗ㄌ炜眨⒋蠛!⒏呱健U馐蔽诶邓钩闪酥髟祝肽盖赘醚墙岷希肆辛彩惶焐瘛:罄矗谝淮魃裎诶邓贡欢涌寺迮邓寡烁盍恕?寺迮邓褂朊妹萌鹧墙岷弦采铝肆辛嫠故亲钚〉囊桓觥?寺迮邓购ε滤亩窍袼品盖滓谎赐品憬约旱乃卸纪探硕亲又小T谥嫠钩錾埃鹧窃诘啬父醚堑陌镏绿拥搅丝死锾氐海系褐 蟛派铝酥嫠梗嫠拐獠判颐庥谀选:罄粗嫠沽现钌裢品烁盖卓寺迮邓梗扑鲁隽烁绺缃憬忝恰V嫠褂谑潜阍诎铝制ニ股缴辖⒘松裥酝豕约鹤隽酥辽仙瘛U庠蛳@吧窕氨砻鳎嫠沟纳窠缰刃蚴窃诖焐衩堑难庵辖⑵鹄吹模现氐氖钦庵稚甭净苟际枪侨庵蕖?
不独希腊神话如此,巴比伦神话和北欧神话同样也都带有浓浓的血腥味.记载着巴比伦神话的《埃努玛·埃立什》说,开初,神族有两大派:一派象征着无规律的“混沌”,是从汪洋中生出的神怪;另一派象征着有规律的“秩序”,是从汪洋中分化出来的天神.创世的过程被理解为混沌与秩序的战斗过程,最后秩序战胜了混沌,且以混沌族神怪们的尸体创造了万物和人类.北欧神话则说,天神奥定杀死了强有力的冰巨人,以他的尸体创造了世界上的万物.

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尚德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大神们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以及伟大的献身精神,同时也体现在他们“保民佑民的责任感”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既是被人们所礼拜的神,就应该尽到保民佑民的职责.远古时代,中国的许多著名的大神均具有始祖神的身份.这些始祖神均是自己部族中功劳卓越的人物,他们在为本民族的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或在民族的重大变故中,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他们成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决条件也决定了他们作为大神的责任与义务.特别是自西周以来,由于历史和政治的需要,诸子百家有意识改造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将人类理想的英雄美德都加在了他们身上.这种现象所造成的结果,使得存留在上古神话人物身上的野性消失得干干净净,有的只是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于是这些上古的神话英雄或始祖神们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由神祗摇身一变成了品德完美的人间帝王.首先,他们均以天下苍生为重,平治天下、造福人类是他们的根本职责.其中大禹就是一个典范.大禹大公无私,为天下苍生的幸福鞠躬尽瘁.其他如炎帝、黄帝、尧、舜等也莫不如此.同时,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大神们并不以天下为己有,而是举贤授能,并且素有“禅让”的美德.所以,尧年老后便把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同样也将帝位传给了大禹.这种境界如此之高之美,以至于后人甚至搞不清这究竟是史实还是神话了.
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说表现出了与中国神话大不相同的文化特色.在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与人类一样,也表现出爱、恨、怒、欲望、嫉妒等凡俗的情感.“潘多拉的盒子”便是一个例子:当人类被创造出来以后,英雄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观察星辰,发现矿石,掌握生产技术.作为天父的宙斯竟出于对人类的嫉妒,拒绝将“火”送给人类.普罗米修斯从太阳车的火焰中取出火种赠送给人类.宙斯发现之后就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凶狠的饿鹰啄食他的肝脏.与此同时,宙斯加紧了报复人类的步伐,他命令火神造出美丽的潘多拉——“有着一切天赋的女人”,诸神赐给她柔媚、心机、美貌,让她带着盒子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墨透斯.厄庇墨透斯留下潘多拉,打开了那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盒子,于是从盒子里飞出了痛苦、疾病、嫉妒等等,从此人间便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对此,宙斯并不满足,他又发动洪水来灭绝人类.
西方神话中的这种种行径和中国神话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射日、治水等神话相比,真是判若天壤,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宙斯不幸成为中国上古的神王,那么他早就被打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中国上古神话中体现出的这种尚德精神,有一些是先天神话的内在特质,而另一些则是后天人为改造的.它是文明社会中文化的重塑与选择的结果.经过这种文化的重塑与选择,在古老的大神们身上还遗存的一点点“人性”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远远脱离社会、脱离人类、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理念化形象,于是他们原有的神性也随之削弱,他们成了人间崇拜的偶像,变成人间帝王们的典范.于是神话中的大神们最终演变成了人间的始祖,敬神变成了祖宗崇拜,神话变成了宗教崇拜.
正是这种尚德精神,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出了对“德”的要求.在我们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将“修身”摆在第一位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有“从头做起 ”,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再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在后天漫长的文明社会里,无论臣废君取而代之,还是君贬臣、诛臣,往往都有从“德”方面找借口的.似乎只有这样,一个又一个杀机横生的“政变”或“贬诛”才显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这种文化的选择,甚至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们民族的思维和习惯中,依然处处可以找到它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