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中的故乡讲了什么

《呐喊》中的故乡讲了什么
《呐喊》中的故乡讲了什么

《呐喊》中的故乡讲了什么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现实的阳光所冲破,只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后辈有他们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原文结末云：“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很好的格言,也说得很好,没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远得多了.
这里前后有两个故乡,其一是过去,其二是现在的.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借了这个年青的农民,写出小时候所神往的境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现在先从闰土说起.这闰土本名章运水,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那里是海边,他种着沙地,却是一个手艺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意思即是帮忙的,因为他并非长年,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晒谷的时候来做工罢了.他有时来取稻草灰,也带了运水来过,但是有一年因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那时便找运水来担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为止,所以他那一次的住在城内是相当长久的.

看守祭器

本文中说大祭祀的值年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小说是一九二一年写的,计算起来该是一八九一年左右,事实上是光绪癸巳即一八九三年,那时鲁迅是十三岁.在复盆桥周家有两个较大的祭祀值年,其一是第七世八世祖的致公祭,由致中和三房轮值,致房下分为智仁勇,智房下又分为兴立诚,鲁迅是兴房派下的.所以须得二十七年才能轮到一回.其二是第九世祖的佩公祭,单由致房各派轮值,这只要九年就够了.一八九三年轮值的祭祀乃是佩公祭,因为在丙申即一八九六年伯宜公代立房值年.白尽义务（立房的子京将祭田田租预先押钱花光,发狂而死,已见《百草园杂记》中,）正是此后第三年.其次是佩公祭资产较多,祭祀比较丰盛,神像前有一副古铜大五事,即是香炉烛台和花瓶,很是高大,分量也很重,偷去一只便很值点钱,所以特别要有人看守才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故,便是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岁的高寿于前一年即壬辰的除夕去世,大堂前要停灵,值年的祖像只好移挂别处,就借用了仁房所有的“大书房”在“志伊学颜”的横匾下陈设起来.那是在大门内西偏,门口没有看门的人,很是不谨慎,当时仁房玉田在那里设着家塾,孟夫子即孔乙已就有时会溜进来,拿走一点文房具的.因此之故,看守更是不可少了.

闰土父子

本文里说闰土能装弶捕小鸟雀,这是他父亲的事,在《朝华夕拾》中曾有过一段叙述.他的父亲名福庆,小孩们叫他“庆叔”,是种地兼做竹匠的,很是聪明能干,他用米筛捕鸟,关在用竹络倒放撑开的麻袋里,后来拿锡酒壶盛大半壶水,把小鸟的头塞在壶口内,使它窒息而死,都是很简单巧妙的.壬辰那年冬天特别冷,下雪很多,积得有尺把厚,河水也冻了,有一两天航船不能开行,是向来少有的事情.因为大雪的缘故鸟雀无处得食,所以捕获很容易,这以后就再没有这种机会,即使下点雪,也没有那些鸟来了.这事可以断定是在壬辰冬天,因为癸巳正月里一直忙丧事和祭祀,不能再有这闲工夫了.闰土出场那时是第一次,中间隔了六年,他第二次出场是在庚子(1900)正月,初七日日记下云,“午后至江桥,运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余等同往观之,皆谰语可噱.”测的不知是什么字,但谰语有些却还记得,有混沌乾坤,阴阳搭戤等句子,末了则厉声曰：勿可着鬼那么的着!闰土乃垂头丧气而出,鲁迅便很嘲笑他,说他瘟了,学陶二峰的话来说他,使得他很窘.过了几年之后,庆叔显得衰老忧郁,听鲁老太太说,才知道他家境不好,闰土结婚后与村中一个寡妇要好,终于闹到离婚,章家当然要花了些钱.在闰土不满意于包办的婚姻,可能是有理由的,但海边农家经过这一个风波,损失不小,难怪庆叔的大受打击了.后来推想起来,陶二峰测字那时候大概正闹着那问题,测字人看出他的神情,便那么的训斥了一顿,在这里也正可以看到占卜者的机警与江湖诀了

豆腐西施

闰土的第三次出场是在民国以后,姑且说是民国元年(1912)吧.假定他是与鲁迅同庚的,那么那时该是三十二岁,但如本文中所说已经很是憔悴,因为如老实的农民一样,都是“辛苦麻木而生活着”,这种暗淡的空气,在乡村里原是很普遍的.鲁迅的第二个故乡乃是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绍兴,在这背景出现的仍是闰土,他的样子便是民初的那模样,那海边的幻景早已消灭,放在眼前的只是“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的老屋.那些稻鸡、角鸡、鹁鸪、跳鱼,以及偷吃西瓜的小动物,叫作俗音遮字,小说中写作犬边查字的,都已不见影踪,只换了几个女人,里边当然也有衍太太,但特别提出的乃是绰号“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豆腐西施的名称原是事出有因,杨二嫂这人当然只是小说化的人物.乡下人听故事看戏文,记住了貂蝉的名字,以为她一定是很“刁”的女人,所以用作骂人的名称,又不知从哪里听说古时有个西施（绍兴戏里不记得出现过她）,便拿来形容美人,其实是爱美的人,因为这里边很有些讽刺的分子.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诨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内.

搬家

《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我们别一方面从里边举出事实来,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使用材料,一则也略作说明,是一种注释的性质.还有一层,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做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德国文豪歌德写有自叙传,题名曰《诗与真实》,说得正好,表示里边含有这两类性质的东西.两者截然分开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实而有点诗化了,读去是很好的文章,当作传记资料去用时又有些出入,要经过点琢磨才能够适合的嵌上去.这篇小说的基干是从故乡搬家北来的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于十二月一日离北京,二十九日回京,详细路程当查《鲁迅日记》,今可不赘.但事实便至此为止,此外多有些诗化的分子,如叙到了家门口时的情形,看见“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这写是很好,但实际上南方屋瓦只是虚叠着,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缝中容得野草生根,那边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干萎了,不会像莎草类那么的有断茎矗立着的.话虽如此,若是这里说望见瓦楞上倒着些干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

路程

从绍兴到北京的路程,可以分作两段,第一段是绍兴至杭州,第二段是杭州至北京.这两段长短大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前段水路坐船,后段陆路坐火车.杭州南星桥站出发,当天到达上海南站,次早北站上车,在南京浦口轮渡后,改坐津浦车,次日傍晚到天津,再搭那时的京奉车,当夜可抵正阳门,其间要换车四次,但坐火车总是一样的.绍兴出西郭门至萧山的西兴镇只有驿路一站,坐民船只一夜就够了,从西兴徒步或乘小轿过钱塘江,那时已用小火轮拖渡,平安迅速,对岸松毛场上岸便是杭州,离南星桥不远,来得及买票上车.这一夜的民船最有趣味,但那也以归乡时为佳,因为夏晚蹲船头上看水乡风景确实不差,从绍兴来时所见只是附郭一带,无甚可看,而且离乡的心情总不太好,也是一个原因.本文中说到路程,只是水路那一段,因为是搬家去的,连到家的时候也显得有点暗淡,离家时自然更是如此,虽然说“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很简单却写的很是得神.同行的人本文只说到母亲与宏儿,这也自然是小说化的地方,事实上同走的连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两个小孩都是三弟妇的,长女末利才三岁,长子冲两岁,时在乡下病卒,次子还没有名字,生后七个月,小说中便将他诗化了,成为八岁的宏儿,因为否则他就不能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去做朋友了.

全文共6000多个字.作者对“故乡”的感情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一般的感情,同时还是带有个人色彩的特殊感情.在对“故乡”没有任何理性的思考之前,一个人就已经与它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童年、少年与“故乡”建立起的这种精神联系是一个人一生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的.后来的印象不论多么强烈都只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发生的,而且不可能完全摆脱开这种感情的藤蔓.具体到《故乡》这篇小说中来说,“我”对“故乡”现实的所有感受都是在少年时已经产生的感情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我”已经不可能忘掉少年闰土那可爱的形象,已经不可能完全忘掉少年时形成的那个美好故乡的回忆.此后的感受和印象是同少年时形成的这种印象叠加胶合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多种情感的汇合、混合和化合.这样的感情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不是色彩鲜明的,而是浑浊不清的.这样的感情是一种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的感情,不是通过抒情的语言就可以表达清楚的.它要从心灵中一丝一丝地往外抽,慌不得也急不得.它需要时间,需要长度,需要让读者会慢慢地咀嚼、慢慢地感受和体验.这种没有鲜明色彩而又复杂的情感,在我们的感受中就是忧郁.忧郁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和情绪,是一种不强烈又轻易摆脱不掉的悠长而又悠长的情感和情绪的状态.《故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忧郁的美,忧郁是悠长的,这种美也是悠长的.
小说中鲁迅主要表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作品通过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目睹的故乡对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榨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另一方面,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对“人性”探索的意义.作品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精神上受到极大束缚,古训筑成的高墙,使人与人隔膜起来.突出反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