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是什么人?

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是什么人?
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是什么人?

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是什么人?
提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稍有常识者都能够背诵几句.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范仲淹也没有去过岳阳楼,只是对着一卷图纸,就在书院的春风堂上,洋洋洒洒地挥就了这篇千古雄文.　　
　　提到范仲淹,就不能不说说“滕子京”.当年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滕子京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滕子京的请求.范仲淹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滕子京,其实并不名子京,他的大号叫滕宗谅,子京只是他的字.不过,因为范文正公这一叫,他也就以字行了.古人的名字里有“名”、有“字”、还有“号”,“以字行”是说古人以“字”闻名,而不是以“名”闻名.例如我们熟知的楚霸王项羽,羽只是他的字,他的名叫籍.孟浩然、马致远、文徵明、李自成等等莫不如此.不过,既然大家都叫他滕子京,为行文方便,本文也姑称其字了.　　
　　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说,他听“君贶云”:“宗谅知泾州（今甘肃泾川）,用公使钱无度,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谅闻之,悉焚公使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司马文公对此,没有评价一个字,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传言是“君贶”说的.　　
　　君贶,是王拱辰的字.这是北宋的一位牛人,十九岁（相当于今人的18岁）举进士第一,真正的两制（既做过知制诰,也做过翰林学士）出身,二十九岁同知审官院、勾当三班院（负责全国中低级文武官员的考核、注拟,最少也相当于今天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人事部长）.不过,在人品上,他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儿.当然,不是说他人品不好,他举荐过包拯,批判过夏竦（延州之役的败将）.二杆子脾气（我们河南老乡）上来,就是一门大炮.你说,跟皇帝讨论个人事问题,说归说,大家讲道理嘛!都是读书人啊.　　
　　可偏偏王拱辰好动手儿,说到激动处,他甚至欺负宋仁宗好脾气,上来拽皇帝的龙袍!唉,这也就是大宋皇帝好脾气,碰到明清皇帝,王拱辰就是一只九命的狸猫,也要死十八回了（什么人喜欢什么人,他举荐的包拯也是如此,敢淬皇帝一脸唾沫）!不过,这么好的人也不是不犯错误.历史上就是这么有趣,好人不一定都办好事,坏人也不一定都办坏事.王拱辰年纪不大,却是原教旨主义守旧派,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他都是反对派,一如既往.　　
　　“时杜衍、范仲淹为政,多所更张,拱辰之党不便”.故而,王拱辰看范仲淹很不爽.要寻机报复一下.他是有资本的,王拱辰时任御史中丞,就是监察部长,可以“风闻言事”.第一个挨刀的就是滕子京,因为他是范仲淹的同年,而且也是新党中人.同时,滕子京时任知庆州（今甘肃庆阳）.作为地方官,你想收拾他,最简单.查经济问题啊!地方官就是一路诸侯,千头万绪都要他管,千万百万的国家财产也像流水一样过来过去.百密一疏,即便你是清官,也难免有糊涂账.派个干练一点的干部下去,双规一下,就不信查不出问题.
　　打击滕子京的案子,可以称之为“泾州过用公款”,很多地方都有详述,此处不再过多描述.只是,王拱辰收拾滕子京的方法,倒是跟郴州的曾锦春颇多相似.一方面让自己的部属上奏,把小事变大,把所谓“过用公款”变成“欺隐入己”,这性质一变,就大不相同.原本地方行政首长,特别是边关的军政负责人,为了笼络士人乃至安抚部下、招揽谍报,难免有一些说不清的帐目.既然说不清,就能把它越描越黑.一方面,派人对滕子京实现“双规”.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邠州,今天陕西彬县）交待自己的问题.派来的这个太常博士燕度是个狠角,他一到邠州,就颐指气使,不但对滕子京严加拷问.还仗着有皇帝的诏书,开始枝蔓勾连,直到用尽邠州诸县的枷杻.而所拷掠的,却多是无罪之人.于是,陕西诸路,囚徒满狱,边关军民将吏莫不摇头嗟怨,甚至连狄青、种世衡这样的将帅也为之心灰意冷.　　
　　滕子京案,一来查无实据,二来物议鼎沸,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冤枉也好,不冤枉也罢,滕子京被贬官虢州（今河南灵宝）.但王拱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即便他闹得再凶,为了给这位状元中丞一个面子,滕子京也只是再贬岳州.王拱辰并没有就此收手,接着,他又闹出了“苏舜钦案”,这是后话,此处不详述了.　　
　　《宋史·胡宿传》中竟然有一则关于滕子京的记述.　　
　　“知湖州,前守滕宗谅大兴学校,费钱数十万.宗谅去,通判、僚吏皆疑以为欺,不肯书历.宿诮之曰:“君辈佐滕侯久矣,苟有过,盍不早正?乃阴拱以观俟其去而非之,岂昔人分谤之意乎?”坐者大惭谢.其后湖学为东南最,宿之力为多.”　　
　　查《宋史》本传,滕子京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是在知泾州之前.滕子京很重视教育,为了兴办学校,他不惜动用血本,“费钱数十万”,数目大的有些惊人,以至于他转官的时候,他的同僚怀疑他贪污,不肯替他写档案.但是,这个有些冤枉老滕了,因为他实在是真心办教育!为了办好湖州州学,他不惜拉下面皮,软磨硬泡地请来北宋大儒、著名教育家胡瑗.这胡瑗可不是一般的儒生,是“宋初三先生”之一,举世尊称之“安定先生”.王安石够自满的吧?尊之为“天下豪杰魁”；苏东坡够有范儿的吧,亦推之为“章为万世程”.因为有真才实学,且教学方法先进,胡瑗能从州学,一步调到东京任国子监直讲,进而进天章阁侍讲,给皇帝讲书!　　
　　滕子京办学的气魄,应当与他早年在河南府嵩阳书院（今在河南登封）求学、讲学的经历有关.嵩阳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其鼎盛时,学田千倾、学生千众,一时诸贤大儒云集.滕子京兴办湖州州学,也是高标准、严要求,既然能聘请胡瑗这样的当世大儒,也就应该为学生创造最好的求学、生活环境.宋人办学不像我们,人家不是当作“产业”,当作生意,人家是当作为国家求贤育才的事业.有这样的气魄和举措,这“费钱数十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老滕的确有些贪大求功.因为,其一,宋代中期以后,州县地方财政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状况.仁宗宝元二年（西历1039年）九月,富弼上奏,其所引臣僚札子有如下建议:“乞戒谕诸路转运司,如用阙,须管自擘画支赡,若的是圆融不出,即许于邻道钱谷有剩处支那,不得更似日前,乞自京般请钱银之类,遍行下者……今诸路转运司以逐州实约之费无多羡余,其间年岁有凶歉,则必蠲除；朝廷有要索,则必应副.多方搜括,才可张罗.（《长编》卷124）”可见,仁宗前期,也就是滕子京任湖州知州的时代,北宋已经出现地方经费亏空,而中央自顾不暇的现象.运司州军无计以供,惟民是取,中央政府无法顾及地方经费开支的需要.滕子京要兴办如此大规模的州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方经济,为地方和国家培养人才,但就一州之力来看,目标过于远大；其二,由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困窘,滕子京兴办如此大规模的州学,只能有三个办法.开源向百姓伸手,增加财政收入.节流向僚属伸手,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向后任官员伸手,把亏空留给后人来填补.这也就是其同僚不愿意为其书历的原因了.　　
　　后来,老滕去做岳州知州,兴建岳阳楼,则汲取了这个教训,采取了比较政策性的方法.这就是——向“老赖”伸手!　　
　　《涑水纪闻》记载:“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案典籍.楼成,极壮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这个方法比较巧妙,“老赖”欠钱不还,气得债主没办法,干脆做个好事.官府把“老赖”的名字张榜公示,羞臊面皮.那时候,人还是有道德约束的,脸皮儿终究比较薄,不像现在有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何况,官家还严加督促,不愁你不还.　　
　　但是,滕子京也有毛病,他不相信其他人,特别是不相信吏.不相信吏,这是古代官员的通病.但是不相信、不任用,你要自己有这个干才.滕子京明显是具备这类经济才干的,他累任地方官长,长期跟钱物打交道.不过,自己一个人来搞,效率虽然提高了,但是缺乏监督、制约,只能全凭当事人的道德.而且,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看从湖州到泾州,再到岳州,滕子京因为这个,没少被人诋毁.　　
　　但滕子京是赃官吗?　　
　　《宋史·滕宗谅传》在全文最后,对滕子京做了盖棺定论的评价:“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有谏疏二十余篇.”　　
　　果真清官,真书生也!　　
　　（转自《凤凰网》,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