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哲学教授,“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那个

中山大学哲学教授,“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那个
中山大学哲学教授,“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那个

中山大学哲学教授,“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那个
你的问题是指哪个吗?
袁伟时,男,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近代以降,中国历史的天空是风云突变,山河崩裂.史家以“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足见中国近代历史之曲折与艰辛.所以,任何简单的历史处理方式,都可能把我们引入没有未来的时间.
　　
　　袁伟时先生在中国近代历史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以史实为基础,发历史之幽微.其史识之高远,历来为海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界所称道.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袁先生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在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山峦地形中间,走了一条许多人并不在意的分岔小径.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一条分岔的小径,我们可以窥见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多面.
　　
　　7月的南方,天气忽而高温,忽而台风.在中山大学教师楼602栋201室袁先生的客厅里,袁先生首先从自己分岔的治学道路上,带我们走入了相互缠绕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分岔小径.
　　
　　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问：袁老师,从您的简历看,您的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经济学,但是为什么您后来的研究却转向了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
　　
　　袁：环境和性格决定命运.1950年,高中毕业,少年多梦.国民党的专制、腐败统治推翻了；国家、政府、共产党在我心目中浑然一体；热盼为祖国富强出力,顺理成章选择读经济,于是,进了中山大学经济系.1957年从复旦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加上“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接连不断；饿死人了,还要说：“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只能跟着上面的调子宣讲,不准越雷池半步；而且最基本的经济数据都成了机密,客观的学术研究成了不可能的奢望.可是,长期养成的对任何事物都要独立思考的个性,绝对无法容忍人云亦云的安排.环境与性格无法协调.于是,我就转向历史研究了.后来的遭遇证明,其实史学领域自由空间也很窄.顺便解释一下,尽管我在哲学系工作,但没有做过纯哲学研究.
　　
　　问：可能大家对您印象最深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这本书影响很大.对我们有强烈震撼的是,您首先从史料和方法论的角度,对我们以往历史认识的颠覆.
　　
　　袁：这部拙作的遭遇,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书在1991年就写完了,到处寻找出版社,一再碰壁,最后得在深圳海天出版社顺利放行.十多年来,读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但另一方面,风风雨雨,故事不少.在这部书中,我追寻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基本的信念是“讲真话,讲自己的话”；必然的选择是用史料说话.不是我有多么高明,而是人们对连篇累牍的假话和套话十分腻烦,有机会听到真话,觉得新鲜、惊奇.
　　
　　问：但实际上您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在这本书里,已经有了您对历史史料进行分析的方法论框架.
　　
　　袁：《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在方法论上有几个特点：1,把1840至1949的思想文化变迁看作是一个整体,不强分为近代、现代.2,以是否“有助于中国的民主、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作为判断一切理论是非的标准.3,改变哲学史就是阐释哲学家个人的理论的传统,从思潮变迁的角度去论述.4,严格区分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阶段性.5,申明“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坚持这些当然是有感而发.我后来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问：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命运,可以说一直纠缠着您的整个思考,或者说,是现实而不是学术,首先决定了您那一辈学者的思想底色.
　　
　　袁：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思想史.我们那一代其实分化得很厉害.不管是无可奈何还是心甘情愿,大都成了驯服工具.反抗这样的命运的人很少.就我个人来说,“九一八”那年出生,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中长大成人；加上生活在不愁衣食的家庭,从小就养成买书、读书的习惯；生活和书本催促我思考,关怀祖国命运是顺理成章的.
　　
　　问：让我们回到您的具体研究上来.您的研究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对晚清历史人物进行翻案,例如曾国藩、李鸿章等.我们查了一下您的研究,近代一大批历史人物可能都是经过您的翻案工作,才获得了历史的名分.
　　
　　袁：其实,我关注的不是为某一历史人物翻案.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谈曾国藩、李鸿章,不过是为敢于迈出改革、开放第一步的爱国者辩护.“外需和戎,内需变法”,同洋人打交道,不要在无关痛痒的小事上纠缠,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改革和发展自己；这是曾、李等人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救国纲领.这些主张被漠视,不但是先驱者的不幸,更是中国的不幸.直至20世纪还在他们的头上扣上“卖国”的屎盆,与历史的真实相距太远了.意识形态模糊了历史的真相,这样的案不翻行吗?洪秀全真的算“革命英雄”?一批对中国有过贡献的外国传教士又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如此等等,能不为他们说话吗?可是,历史问题只能凭史料说话,不管多大的义愤都无济于事,面对不学有术的辩论对手更是如此.拙著特别注重史料的风格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的语境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