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LESSONS怎么样

ENGLISH LESSONS怎么样
ENGLISH LESSONS怎么样

ENGLISH LESSONS怎么样
2009年12月29日,在乌鲁木齐某个行刑地点,随着一支针头的推进,英国籍毒犯什肯61阿克毛被处决.据说这是50年来第一个在中国大陆被处决的英国人.阿克毛之难逃一死,本在所有明眼人的意料之中.阿克毛的命运,在170年前已经注定. 多年以后,这个事件的象征意味将再次被人提起.有意思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中所使用的万分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曰：司法独立不容他人说三道四.姑不论中国司法制度的实情如何,自战国六雄覆灭,中国两千年间并无平等的“国际关系”“外交”可言,有的只是“宗藩关系”.现时中国人所使用的现代外交辞令,莫不拜英国人之所赐.正如美国汉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所言：“英国外交官和商人们关于自由贸易的信念,最终被用来证明对清朝使用武力的正当性”（本书第5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注出页码）.在当时英国人的语汇中,鸦片不是毒品,只是商品,中国官员则用“洋药”这一称呼来权充遮羞布.既然鸦片的上瘾性特征可以掩盖,“司法独立”之有无真伪,也不是外人所能置喙.1839-1911年间,英国人一直扮演的中国转型“导师”的角色,“试图劝诱清政府进行行政改革”,“使清帝国适应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性外交规范和商贸规范”（第1页）. 自李鸿章揭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对中西关系的阐释和前瞻就成为持续的热门话题.张之洞“中体西用”虽屡屡为人诟病,证诸百年来具体的政治实践,仍有其合辙之处,虽然理论家们可以将张说批得体无完肤.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模式,柯文以“中国中心观”试图超越前人,但似乎犯了刻意求新的毛病.其实,只需将费正清的学说加以微调,“冲击-回应”模式仍属平实可用.唐以后,中国体制基本上是内向的,无论是行政、军事、经济体系还是官方文化,其任务主要是处理内部的问题,社会结构和体制本身的变化,并无暗中与西方“殊途同归”的迹象.于是,有了“英国的课业”.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通过一连串军事、外交、文化上的动作,要把以英国为表率的近代西方观念灌输给老大帝国的皇帝、大臣、士绅甚至草民,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悲剧,偶尔也有含泪的喜剧. 何伟亚搬用了德鲁兹“去疆界化”“再疆界化”的时髦理论,来阐释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其实这种机械式的搬用毫无必要,除了增加读者阅读的难度,没有增加什么新东西,倒是其搜集相关史料的视角尚有新意.此前成为中心的军事行动等“宏大叙事”退居背景,而将曾被忽略的其他层面凸显出来.身为传教士的翻译偷偷将允许传教的条文塞进条约,故意将汉字“夷”字译为“barbarian”以激怒英国公众；放纵兵士劫掠和焚烧圆明园以羞辱逃到热河的咸丰帝,掠夺所得的珍宝古玩在拍卖时标明出自中国皇帝的夏宫,使欧洲人夺回心理优势；将有点偶然性的“马嘉理案”无限夸大以迫使清廷派出道歉使节,并考验郭嵩焘学习西式外交礼节的成绩；在太平军逼近上海的兵荒马乱的当口,顺水推舟地接收了中国海关的管理权,并让英国佬赫德霸占总税务司这个职位四十余年,“教会”中国人如何管理近代海关,甚至邮政. 英国对中国的教学课程在短期内见到成效,自强运动似乎是中国行将毕业的实习作品；但后来的发展并为能如英国人所预期.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失势,外侮往往引起新的派系内争,中法交涉的和战不定,日、俄的侵迫,使清廷无法完成英国老师步置的作业.中东战争大败亏输,慈禧、李鸿章转而求助包藏祸心的沙俄,光绪帝短命改革失败,德国强占胶州湾引起瓜分狂潮,看似无关政治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将“中西冲突”带到了沸点,一场朝廷无法控制的大规模民间反教运动爆发.事定之后,八国联军尽管再次用屠杀、抢掠、焚烧、条约、仪式、图像、语言等十八般武艺来进行惩戒、灌输、粉饰以重建秩序（所谓“再疆界化”）,清政府在劫后“重生”时已丧失了继续统治的合法性,颠覆古老帝国的第一枪,是在武昌或是其他地方响起,都已无关紧要. 何伟亚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两个方面：英国对清政府进行“规训”的各种手段；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铭写”过程及所形成的中国形象.而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对清帝国统治权反复进行的攻击,最终给清帝国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固定化”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在当代的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制造冲突和误解,并有可能被西方的中国某些不审慎的政治和军事领袖用作操控人民的工具. 何伟亚曾凭借其成名作《怀柔远人》获列文森奖,但也受到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周锡瑞（Joseph.W.Esherick）的强有力批评,所指出的问题主要在何伟亚对汉语文献的解读有偏差.如果拿周锡瑞的代表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英国的课业》作简单对比,会发现两者之间强烈的差异：《起源》一书几乎是“竭泽而渔”的利用了所有当时能找到的汉语文献,作者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作文献搜集和实地调查,甚至利用了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的口碑资料原始记录（与整理成书者略有差异）,而西文文献只占了比较小的比例,总体呈现出与课题本身相称的状态,可以说是体现柯文“从中国发现历史”理念的代表作；《英国的课业》一书使用了至少数百种西文文献,而列出的汉文参考资料仅有可怜的16种,或许是饱受周锡瑞攻击不得不采用此“藏拙”的策略,由此产生一些偏颇和疏漏也就不可避免.比如,《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列强勒令清政府惩办“祸首”的过程,应该是这一“课业”中非常突出的组成部分.列强指名道姓要求按照他们要求的方式惩处从大阿哥（皇太子）本生父端亲王一直到各省办理民教纠纷“不力”的地方道府一级官员,等于部分剥夺了中央政府自主施政的权力,一方面让所有官员从此无法公正处理涉外纠纷,以牺牲国家、人民权益来讨好洋人保住乌纱帽,北京外交使团成了北京的“太上皇”,另一方面让从士子到百姓的各阶层对清廷产生了彻底的不信任感甚至鄙视,筹备立宪在缺乏上下互信的情况下,其后续发展如何,可想而知. 无论列强的主观愿望如何,要按西方设定的模式改造这么一个广土众民、文化统一、政治成熟、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国度,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一点我们也是直到今日才逐渐看清,故而以此指责西方各国没有先见之明也欠公平.有着深厚传统的非西方文化无法完全被西来冲击彻底改造,只能促使其变形,而变形的具体结果各国皆有差异,用其他国家转型的过程来强求中国,不仅是不恰当的,结果可能是悲剧性的. “帝国列强所讲授的课业被学会了,不过学习方式可能与帝国列强想象的方式有所不同”（本书第364页）.与英国人的预期相反,中国有志之士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不是将自己完全纳入西方为首的世界秩序,而是要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和军事力量,先自立而后言其他,也就是李泽厚所言的“救亡压倒启蒙”.二十年代以后,国、共两党牢记这两条教训,因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国耻和由此引发的反帝思想的基本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核心因素.毫无疑问,人们可以认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基础的,正是争取从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耻辱中得到解放所造就的团结一致精神”（第365页）. 或许不应该将洗刷国耻与阿克毛案联系起来,但我不敢确定当法官在判决书上签字时,脑子里没有掠过170年前的陈年旧事.道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鉴于鸦片输入对中国人和中国经济的危害,清廷颁布《洋人携带鸦片入口治罪专条》,明文规定为首者处以“斩立决”,随后林则徐重申贩卖者“人即正法”,英国人也正因无法接受这四个字才决心大打.170年过去了,世易时移,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不变的,仍是林则徐的四个大字.长期以来,英国老师给中国学生传授的课程,有全部接受的,有半推半就的,也有原物奉还的,“治外法权”即是一例.也许,若中国经济的巨无霸化再持续个一二十年,学生反过来给老师也上上课,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至于教的是哪门功课,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正所谓： 阿毛命运早注定,弟子学成也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