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综合模拟练第1题,请详细回答,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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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把贾谊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由于邓通这样小人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虽然这还谈不上升迁.
不过,对贾谊来说,他所关心的似乎不是自己职务上的升降,而是国家的政治形势.在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并逐渐尖锐化起来.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至今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末,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么,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奴的汉奸）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奴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毕竟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就在贾谊上《治安策》的这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就从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上疏文帝,进行劝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国谁不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能招致全国人的非议.淮南王的儿子成人之后,哪能忘记他们父亲的事?淮南地方虽小,英布曾凭借这块地方造反.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但四子一心,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积蓄资财,这真可以说是把武器交给敌人,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虑.”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