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救国?个人救国的具体方案 本人现今18,

何以救国?个人救国的具体方案 本人现今18,
何以救国?
个人救国的具体方案 本人现今18,

何以救国?个人救国的具体方案 本人现今18,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
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道义都是根本.所以能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至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则与孔子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一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成为最强有力的心理武器,既对他人,也对这个世界,更对自身.
当你穷困不得志时,它以“独善其身”的清高抚慰着你那一颗失落的心；当你飞黄腾达有时机时,它又以“兼善天下”的豪情为你心安理得地做官提供着坚实的心理基础.因此,无论你穷与达,它都是一剂绝对见效的心理良药,是知识分子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与法宝.
穷则独善其身,穷人要想真正独善其身,最重要的是富人要承担起兼济天下的重任,别让穷人在那穷的闲折腾,把该富人做的事穷人抢的去做了,做了还做不好,还害的富人没事做,背地里说“穷人尽抢他们的饭碗”,弄得他们做不成好事.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穷就穷下个样,穷得只有自己,什么也管不乐,那样才能真正的独善其身.奉劝天下穷人老老实实的独善其身吧,别再穷得瞎折腾,尽抢别人的饭碗,耽误富人的生意.
人们常常只把“无为”看成是道家主张,其实至少庄周这个道家宗师也有追“；有为”的一面.在《庄子·外篇·山木》中,庄周曾自比“腾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猴子抱上了高贵的大树,便得志称雄,“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荆棘丛中,就夹起尾巴做孙子,“危行侧视,振动悼栗”了.换句话说,在庄周看来,人当得势时是“有为”的,所谓“无为”,就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时的生存方式：“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
道家在知与行两方面都倡“无为”.单就“无为”而论“无为”,本无所谓对错.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于苟且了.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思想史上有些人（如晚清的谭嗣同称赞庄学对君权的解构）是从前一种意义上论无为的.但在传统中,从后一种意义上实践“无为”的则无疑是主流.问题在于：道家所谓的无为恰恰是一种主要面向弱者的“贵柔”学说,而弱者对强者的“无为”,不正是苟且吗?
苟且而出于无奈,亦不足责.但庄周的苟且却不是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中的这段话历来被论者看成是道家思想的精髓.的确,我国传统时代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只说不做,法家那一套关于“法、术、势”的厚黑学只做不说,所谓“儒表法里”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诡辩论则为本来难以兼容“；儒表”与“法里”提供了关键性的粘合剂,为逻辑上磨擦剧烈的王道之表与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润滑油：法家指鹿为马,儒家曰此非马,则被坑矣；曰此马也,则非矣.而庄子曰：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一齐”也.是故指鹿为鹿者,儒也；而指鹿为马者,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谓其超越是非之俗见,是为“真人”、“至人”也.故曰：法家儒也,儒家法也.而儒表法里者,其旷世之大儒乎!－－庄周的逻辑适足以论证如此“高尚的无耻”!
这显然是表示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如果得志,我要造福于天下百姓.即使不得志,我也要洁身自好,绝不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所谓“独善其身”在这里就是“穷不失义”,而决不是去作“逍遥游”；是“修身见于世”,而决不是“出世”.这后半句并没有道家所提倡的那种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道家主张“顺其自然”,以“逍遥游”的态度对待世事,“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把一切矛盾都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玄谈中,这与“独善其身”绝不是一回事.
至于“兼济天下”,孟子的原话是“兼善天下”,其中自然包括了“善其身”与“善他人”两个方面.但这里还是孔夫子讲的好：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没有说“己所欲,必施于人”.当然孔夫子也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要把“己所欲”的理想和治国方案“施于人”以实现“济天下”的抱负,是很自然的.但是立人、达人、施于人乃至济天下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得到被“立”被“达”者的同意,获得“天下”公民的授权.己所欲而人亦欲,固当施之.若己所欲人不欲而强施之,亦如己所不欲而人强施于我,岂我所愿哉?我不愿而施之于人,则置圣道于何地耶!故曰：己所欲、施于人而不能必也,立人达人而不能强也,济天下而必先请于天下也.换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绝对的,而“己所欲施于人”是相对的；“兼济天下”是有条件的,“独善其身”是无条件的.因此应当提倡“达则独善其身”.
“达则独善其身”就是说大权在握时尤其要注意权力的自律,而不能凭借权力用自己哪怕是真诚的理想去无限制地律人.在这里应当讲究一点强者对弱者的“无为”、权力对权利的“无为”,讲究一点宽容与自由,绝不能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要记住：再高尚的人,其权力也要有制约；再平庸的人,其权利也应受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积极意义上的“无为而无不为”,真正为“天下”百姓带来幸福.
如果“穷”者中多一些“兼济天下”的圣雄精神,那就能“以我之大公争得天下人之小私”,而实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圣贤之道.如果对“达”者多一点约束圣君之制使其“独善其身”,那就会消除“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祸患,真正实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因此我们应该让“穷”者多一点权利意识,而“达”者少一点权力迷信.“穷”者要能够“有为而有不为”,“达”者要善于“无为而无不为”.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才能跳出因“达则有为穷则无为”而陷入“法道互补”的怪圈,儒学本身才能摆脱“儒表法里”与“儒表道里”的双重异化、抵抗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两面夹击,才有可能实“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才有了一条共同的底线：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才有可能追求儒家圣贤的个人道德完善与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人权法治理念,追求本来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民主公平与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当然,也只有在这样的底线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来讨论中、西“文化”之异和左、右“主义”之别,并进行能够体现我们个性的“文化”选择与“主义”选择.而不至于在“野蛮”的环境下妄言A“文明”与B“文明”的优劣；在“有主无义”的状态下空谈甲“主义”与乙“主义”之高低.一句话,无论中西“文化”之异还是左右“主义”之别,都必须以基本的人道为基础.在“中西”与“左右”之上,有个更为重要的人道与反人道之别.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我们中国人,应该在人类文明的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