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和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吗?我在一本读者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科学家和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并不是好现象,如果只有科学家,原子弹就会爆炸的更厉害,日本直接没了,如果只有文人,那么生

科学家和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吗?我在一本读者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科学家和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并不是好现象,如果只有科学家,原子弹就会爆炸的更厉害,日本直接没了,如果只有文人,那么生
科学家和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吗?
我在一本读者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科学家和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并不是好现象,如果只有科学家,原子弹就会爆炸的更厉害,日本直接没了,如果只有文人,那么生产力跟不上,就会导致大面积的饥饿（意思就是说文人只是整天写诗发牢骚）.而我生活当中碰到过不少这样的人,年龄四十好几了,整天就是到各大论坛里面发牢骚,说出自己的不满,抨击社会,但是你如果让他做点什么实事,说真的他做不了多少,这是不是就是说从理从文的区分?

科学家和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吗?我在一本读者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科学家和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并不是好现象,如果只有科学家,原子弹就会爆炸的更厉害,日本直接没了,如果只有文人,那么生
文学与科学的鸿沟越来越阔,因为前者的演进远较后者缓慢.何况,现代人拿起手机便有数不清的免费娱乐,叫人花脑筋思考宇宙奥秘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差事.
C.P. 斯诺（C.P. Snow）1959年在剑桥大学Rede Lecture上发表《两种文化》,纵论文学家与科学家的鸿沟.自此,《两种文化》这篇著名讲稿便成为讨论人文与科学之间文化差异的经典.斯诺在物理圣殿,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后来阴差阳错他转行当作家,写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小说.由于这种特殊背景,斯诺的友好既有诸如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的大科学家,亦有着名的人文学者如巴赞（Jacques Barzun）.他对这两种文化所存在的差异自然较其他人有更强烈感觉.
斯诺经常与受过高深教育的社会精英聚会.有一两次他问大家谁可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结果令他大失所望.斯诺认为,这基本物理问题等同于“你有没有读过莎士比亚?”对于精英们科学见识之贫乏,英国数学泰斗哈代（G.H. Hardy）曾经对斯诺表达他的慨叹：“你有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这个词今天的用法?新的定义肯定不包括卢瑟福、爱丁顿、狄拉克、艾德里安或者我在内.”哈代口中的卢瑟福、爱丁顿、狄拉克、和艾德里安,无一不是殿堂级的科学家.
时至今天,文学与科学似乎仍难以对话.诺贝尔奖得主,粒子物理学家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为哈佛文科生写了一本物理学教科书《由炼金术到夸克》.在书的序言中他开宗明义,重申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歧异：“有些人视科学家为既不善于写作,也不喜欢阅读的文化盲,只懂得将自己困在狭窄的专业,人文学者冷待他们是理所当然.这些人错了.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颇为博学,面对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亦能公平较量.反之,某些人文学者不通数理却以此为傲.我们跟他们对话一定要配合他们的兴趣,而非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为了进入他们的地盘我们必须调整心智.正如我妻严正要求：‘进餐时请勿讨论物理!’.”
也难怪格拉肖语带调侃.环顾四周,文采风华的科学家易得,出入科学大门自如的文学家难求.斯诺、张系国、陈之藩这种“两栖动物”（诗人余光中语）可能是少数,可像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戴森（Freeman Dyson）这类文理皆精的科学家,虽不至汗牛充栋,但也绝非凤毛麟角.
如果斯诺今天在北大讲他的《两种文化》,他问听众的问题可能变成“谁可以讲一下什么是上帝粒子?”接着他或会将问题等同：“你有没有读过红楼梦?”我相信54年后的斯诺如今失望更大,因为一般人更难理解现代物理的复杂问题.事实上,文学与科学的鸿沟越来越阔,因为前者的演进如斯诺所说,远较后者缓慢.何况,现代人拿起手机便有数不清的免费娱乐,叫人花脑筋思考宇宙奥秘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差事.
多数科学家也许并不像哈代般太介怀是否被定义为知识分子,他们跟文学家吵架的机会也少之又少.不过,缩窄一般民众与科学的鸿沟却是大事.在陈独秀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94年后今天的中国,赛先生的样子好像越来越模糊了.虽然这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但西方学者、甚而政府,都好像比我们着急得多.例如美国数学学会（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就在上世纪末开始积极推动普及数学.总统奥巴马更明言以科学教育拯救美国经济,并付诸行动.他在2009年推出《以教育创新》计划（Educate to Innovate）,鼓励年青人投身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当国外的《新科学家》、《美国科学人》等著名科普杂志已屹立了数十、甚至一百六十七个寒暑,我们在同一方向的发展,除了协助外国杂志出中文版或者翻译人家的科普读物,还是不成气候.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以“学术也一样让你听得懂”为宗旨,本来是一个向民众推广深度知识的有效渠道.可惜2001年讲堂启播以来跟科学有关的讲题是乏善可陈.至于如何改变这种现象,除了科学家们要首先愿意放下身段,将所学带下凡间,政府的全力支持也不可或缺.毕竟,普及科学知识是其中一种提高国民素质的文化教育.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不需要我在这里介绍.他的十八册《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启显著名的《李约瑟大哉问》：“为什么中国在明朝以前科技世界第一,之后却被西方远远抛离?”姑不论原因为何,我们只知道这距离到现在还没有大大缩窄.乐观的华人科学家认为、也期望中国快有本土出产的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科学家.他们所持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在中国接受高等科技教育的人口众多.如果我们能够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并付诸行动,不单止能催生桂冠学人,更能促进全民社会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