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研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土壤

中国的科研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土壤
中国的科研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土壤

中国的科研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土壤
今年,我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在美国过了半年的留学生生活.
　　来到宾州大学之后不久,我发现中美科技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一般都非常辛苦,却很难出大的成绩；少数人能够作出世界级的成果,却又常常英年早逝———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50岁左右就猝然撒手的中国杰出科学家就达十多个.在美国,虽然研究出成果也不太容易,相对中国而言出的成果却容易多了,而且许多都是世界级的成果.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一般都还活得又长寿又快乐.我的导师宾大经济系Klein教授(1980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现年84岁,每天还要工作8~10小时.而宾大医学院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已年过九旬,每天还骑着自行车上班,工作时间更达10小时以上.
　　为了找到产生这一巨大差异的答案,我曾经与多位朋友一起谈论过.结果发现,大家常提及的营养问题、体育锻炼问题、收入问题等都不足以给出完全的解释.最后,我们把结论归结到中美科研文化的差异上.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推崇个人成功.但并非每个人都清楚,这种成功与国人理解的成功有些不一样.我们常说的成功者往往是指那些在残酷的、零和博弈的竞争中的获胜者.但美国人真正推崇的是那些通过创新而获得成功的人.这两种成功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带来的结果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者的成功是建立在他人失败的基础上,社会总体福利不会因此而明显改善.后者的成功则让人人从中受益,整个社会因此而得到发展.
　　为了催生更多的创新型成功者,美国政府每年都要拿出一大笔钱来,给大家做科研,为的是“满足科学家们的好奇心”.与此同时,企业和一些社会基金每年也会拿出大笔钱来支持创新型研究.当然,创新总是有风险的,任何成功的创新都是建立在许多次的试错基础上.换句话说,在创新活动中“失败者”必然要远远多于“成功者”.宽容地对待这些“失败者”,对他们依然尊重如故,是大兴创新之风的前提保证.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美国政府在审批科研支持项目时只要认为这种“好奇心”有价值,它就支持.钱拨下去后,只关心钱是如何用掉的,至于研究项目最后出了什么样的结果则反而不怎样关注.以癌症研究为例,每年政府在这方面经费支出不计其数.尽管实际进展其慢无比,但只要你在这方面提出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新想法,政府立刻又会给予大力的经费支持.
　　美国科研部门的宽容文化还经常地体现为“不给科研人员施加压力”.据我所知,在美国大学的一些顶尖级的实验室里,甚至没有任何考勤和业绩考评制度,更谈不上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之类.甚至于出了成果没有表扬,不出成果也没人说你.对美国人来说,科研工作应该是由那些乐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来做.而对这些人来说,施加压力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而事实证明,这些实验室却往往能出好的成果.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在进人的时候,它就注意挑选那些乐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当然,宽容的思想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是,实践证明,要在全社会或者一个较大范围内形成一种彼此宽容的风气,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的看法是,它需要一个前提,即大家需要形成这样一种信念：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和最卑微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世俗的荣耀在“人”这个本体面前都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部分人天然地认为自己可以高人一等,可以随便地对他人气指颐使,大范围宽容风气的形成则无从谈起.
　　从西方现代科技实践活动来看,许许多多的杰出成果都得益于这种“创新+宽容+平等”的文化氛围.相形之下,我国的科研体制则明显不同.首先,它不太善于接受创新的事物,任何与权威格格不入的东西,往往会被斥为旁门左道.记得国内一位著名学者就说过,科斯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篇论文,如果放在一些地方恐怕连副教授的资格都评不上.我则认为,Klein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量经济模型研制工作,如果是放在一些地方,估计也永远发展不起来.当初,他要是在中国申请这种科研立项,只要有一个人说上一句：“数学模型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而经济变化却永远不规范,数学模型怎么能用于做经济分析?!”或者“有效地数学模型必须包含一个前提,那就是历史能够重演,但经济活动却不可能昨日重现”之类的评语,那么他的申请就不可能被批准.其次,它不太宽容,并充满了功利色彩.在中国,任何一个项目一旦获得资助,则一定要出预定的成果.这就决定我们的科研人员只能从事那些把握性较强、没有多少风险的研究,尤其是那些拷贝型或者缝缝补补型的研究.如此一来,大量低水平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被炮制出来,但重大创新的研究项目则几乎没有了发育的土壤.第三,它不认同平等,与社会其他部门相比,科研部门的官本位现象丝毫也不逊色.这就使得我们的科研人员做研究时不仅要承受来自学术上的压力,而且还要消化来自非学术领域的压力,即使从事低水平的科研,需要付出的成本与西方同行相比通常也要高出数倍.
　　早些年,我们就提出要科教兴国,但迄今为止效果并不太明显.现在,我们也许有必要从科研文化中去探寻一下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