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为什么出走?

石达开为什么出走?
石达开为什么出走?

石达开为什么出走?
(一)究竟是“远征”还是“出走”
　　对于石达开率领大军离开天京一事,在太平天国文书中称为“远征”,但是近年来诸家著作中则多称为“出走”.用词的差别绝非小事,因为词义有褒贬之分.通过用词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某一历史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远征”是正大光明的事,应是褒义,“出走”则是悄悄做事,不敢公开,即或不算贬义,至少不算褒义.“远征”的用法,古已有之,不必解释.“出走”一词,《辞海》不收,显然是近代才产生的新词.《现代汉语辞典》解释说,“出走,被环境逼迫不声张地离开家庭或当地.”而石达开率军离开天京,事实上不是不声张地“出走”,而是大张旗鼓的“远征”.据清朝地方官府的探报说,石达开是由天京南门出城的,出城后还在城南雨花台“讲道三天”,然后经过安徽铜陵,大举渡江,进入安庆.沿途张贴布告,把自己的行动遍告全国军民,这绝不是“不声张”,而是大事声张,试问怎能叫做“出走”?石达开这一行动究竟应该称为“出走”还是称为“远征”,我们且看看太平天国方面对此是怎么说的?
　　自从石达开远征之后,直到天京陷落之时,太平天国官方对于此事一直称为翼王远征.例如《李秀成自述》中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尔王结怨,被忌押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洪仁矸自述》中说,“翼王见大局如此不满意,乃决意离京远征,一去不回,彼在四川作战,得获胜利,亦占得数地,卒之,他被四川总督骆秉章所部擒获.”洪秀全自己在诏书中从未正面提起石达开远征一事,这是他有难言之隐,有意回避.但是,在官方每年颁布的历书中都列有石达开的衔名,以及朝天朝主图仍有石达开的座次看来,洪秀全仍然承认石达开的地位与职务,这就是说,石达开的一切行动,太平天国中央政府是认帐的,至少是默认的.既然如此,石达开先后转战九省,长驱万里,这不是远征又是什么?如果认为石达开是“不声张地”“出走”,那么,按照太平天国的说法,就是“三更”,就是“反草变妖”.应该“过云中雪”,斩首不留的.尽管洪秀全当时无力出师讨饭,至少可以加以贬斥,可以口诛笔伐,但是一向坚持“只有臣错无君错”的专制帝王洪秀全,却不敢有一言指斥石达开.既然石达开的对立面洪秀全本人都不说石达开是“三更”,我们又有什么利诱一定要说石达开是“不声张地”“出走”呢?笔者认为,为了符合历史事实,不应称“出走”,应该称为“远征”.
　　(二)石达开的远征并非意气用事
　　不少同志在评论石达开远征一事的时候,都是采取“各打四十大板”的办法,认为洪秀全的错误是“用亲不用贤”,石达开的错误是“意气用事”.也就是说,造成这一悲剧,双方都有责任.
　　石达开的远征果然是“意气用事”么?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天京内讧的整个过程中,石达开的态度与行动都是无可非议的.内讧爆发之前,他毫不知情.内讧爆发之后,他奋不顾身地赶到天京制止屠杀.由于洪,韦不许他进行干预,并要对他下手,他才决心逃出天京,然后组织力量回来制止屠杀.兴师靖难治时,他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只要求韦昌辉之头,不要求洪秀全之头,但是他所施的压力是直接加到洪秀全头上的.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一文中说：“石达开急行集合忠实的部队,及既得有足用及可靠的兵力,即上奏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同时致以恫吓,谓如不得气头,即班师回京攻灭天京.”这样的恐吓,完全是正义的,无可非议.因为当时天京的大屠杀再不停止,太平天国就会立即覆灭,不会再拖八个年头.天京城外的敌人看到城里的火光,见到成千上万的尸体由观音门漂流出江,无不兴高采烈,随时准备进城办理接收.石达开的义师回到天京,才打破了敌人的好梦.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即石达开以他果断的正义行动,从覆亡的边缘挽救了太平天国.
　　如果不是石达开大兴问罪之师,洪秀全是不肯杀韦昌辉的.麦高文在《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细记》一文中说,石达开起兵之后“即要求杀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最初,其要求未蒙答应(就是说洪秀全不肯),韦昌辉犹欲负隅顽抗.但未几,洪秀全见全体军心皆归附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天京内讧的阵线分明,洪韦是一党,洪秀全利用韦昌辉为工具,袭杀杨秀清,屠杀所谓“杨党”.石达开正是为了顾全大局,挽救革命事业,才不顾个人安危跑回来制止屠杀的.如果他只身回京可以解决问题,那又何必兴师动众,他第一次回京正是这样打算的.可惜空口说话,不起作用,他只好逃出天京去组织力量.这一来,得罪了洪,韦.他本人虽然脱险,结果全家被杀.如果他意气用事,那么在率领靖难大军进入天京时,就会大杀洪韦党羽以泄私愤.当时,他完全有力量杀洪而代之.可是大敌当前,怎能自相残杀!在韦已伏诛,大军进入天京之后,他力争和洪秀全取得谅解,稳定大局,医治大屠杀所造成的严重创伤.这真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可以说是先国家之急而忘私仇.石达开大军进城,鸡犬不惊,并无任何私人报复的举动,连韦昌辉之父都受到保护.因此,“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我们不要忘记,石达开当时不过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他能这样顾全大局,不记私仇,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们怎么能还把“意气用事”的帽子加到他的头上?
　　为了共济时艰,挽救革命事业,石达开能够把全家被杀的大仇置之度外,和洪秀全继续共事,委曲求全.如果洪秀全也能够顾全大局,从此重用石达开,则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说,“这就是说明太平天国经过了杨韦内讧,当然是受了大损失的,但这一件大损失,在石达开归来执政后,是可以弥补起来的,太平天国的前途还是有发展的.”但是在石达开执政的半年中,洪秀全重用一窍不通的安福两王,处处压制石达开,逐步夺石达开的权.而且策划杀害石达开.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石达开真的意气用事,再次爆发内讧,是完全可能的.为了顾全大局,石达开不此之图,最后决心离京远征,这就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石达开不愧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他是不会做任何不利于革命事,不利于洪秀全个人的事情的.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三)委曲”是不是可以“求全”
　　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的远征是表示惋惜的,他认为石达开应该尽量委曲求全：“石达开在天平天国处于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他对洪仁发,洪仁达的挟制,应该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得内部的团结,对洪秀全的猜忌,应该要用忠贞的行动,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后来忠王李秀成也给洪仁发等欺压,也给洪秀全猜忌,李秀成对付洪姓只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虽然得不到团结的结果,但洪姓也没有再进一步杀害他.”笔者认为,如果“委曲”而能“求全”,我们当然十分赞成.遗憾的是,“委曲”不一定能够“求全”.理由如下：
　　一 拿石达开与李秀成相比较,李秀成有求全的可能,而石达开绝无这种可能.李秀成是后起的人物,威望远远不如石达开,只要他俯首听命,洪李双方相安是可能的.石达开则不同,他是首义诸王之一,不管他如何努力,双方勉强相安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广西首义六王,西南两王死于进军途中,东北两王死于内讧,还活着的只有洪秀全与石达开两人.在洪秀全心目中,有资格和有条件和他争夺宝座的,就只有年青有为的石达开.而且,石达开知道他发动内讧袭杀杨秀清而夺取实权的全部秘密,石达开和他之间有杀害全家的大仇.石达开不是一个喂喂诺诺的驯顺工具,而是一个桀骜不逊的人物,曾经扬言要起兵“攻灭天京”.更危险的是,石达开文武全才,得到全体军民的拥护.这样的人不除,他怎能安枕?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洪秀全的猜忌就是在这些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管石达开如何努力委曲求全,都无法消除洪秀全等猜忌.石达开态度强硬,固然会引起猜忌,石达开处处忍让,也同样会引起猜忌,洪秀全会认为这是伪装,这是斗争策略.总而言之只要石达开活着,猜忌就无法消除,要想消除猜忌,石达开只好自杀.委曲求全,谈何容易?
　　二 委曲而“求”来之“全”并非完全一样,而有各种不同的内容.如果求来的只是苟且偷安之“全”,对革命事业不利,我们是不赞成的.历史事实证明,李秀成事事委曲求全,并没有给革命事业带来多大好处.在李秀成大军即将攻下上海的关键时刻,洪秀全不予支持,勒令退回救天京,结果坐失战机,带来无穷的后患.李鸿章的淮军就是以上海为根据地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后来洪秀全心血来潮,逼李秀成率领大军冒雪“扫北”.李秀成明知形势不利,不敢力争,只好委曲求全,奉命而行,结果士兵冻馁而死者居半,大大地损失了有生力量.最后,在天京被围几将断粮的紧急关头,李秀成提出一个完全正确的“让城别走”的战略,准备把主力拉到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区,徐图发展,等到力量恢复,然后卷土重来,洪秀全拒不接受,李秀成只好委曲求全,困守天京,陪他同归于尽.这难道不是事实?即或石达开真能像李秀成那样委曲求全,而历史又出现了奇奇迹----洪秀全的性格突然改变,变得心胸宽大,对石达开不再疑忌；石达开的性格也突然改变,变得十分驯顺,对洪秀全事事服从----事情的发展也不见得会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有利.有的同志在读到太平天国晚期历史时,掩卷叹息,认为李秀成应从大局出发,敢于违抗洪秀全的乱命,执行正确的策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有明训,有何不可?看来,李秀成过分委曲求全似乎并不符合革命的利益.虽说“春秋责备贤者”,我们如果一方面责备李秀成过于委曲求全,一方面又责备石达开不能委曲求全,纵然石,李无言,我们又将何以自圆其说?
　　委曲而求苟且偷安之“全”,已不可得,欲求革命利益之“全”,更不可能.因此,石达开委曲求全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四)远征是石达开当时唯一可走的道路
　　我们要评价石达开远征一事的是非,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两害则取其轻,两利则取其重.如果当时还有更好的道路可走,远征就是错误的,如果当时的确没有更好的道路可走,远征就是正确的.正如一个人负了重伤,如果可以不截肢,则截肢是错误；如果不截肢就要死人,则截肢而挽救生命就是正确的.
　　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当时局势,就会发现,摆在石达开面前的只有五条道路,此外就再没什么第六条道路.这五条道路是：一,委曲求全,二,束手待毙,三,叛变投敌,四,取而代之,五,率军远征.委曲求全这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前面已经分析.取而代之和叛变投敌,是石达开宁死也不肯为的,这里不用再说.以下只分析其余两条道路.
　　束手待毙之说,绝非危言耸听.石达开如果不走,早迟必被洪秀全所杀.新本《石达开自述》中说,“洪秀全把韦昌辉杀了,又疑心达开,有一并谋害之意”.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中说,“石达开见洪秀全对自己的猜忌越来越重,碳害怕被洪秀全杀死,就逃出天京”.这种估计都是有根据的.天京内讧,洪,韦站在一起,而石达开则是站在杨秀清一边的.洪,石之间本来就是对立的.石达开兴师问罪,洪秀全迫于形势,才杀韦顺石,石入京主政,不出于洪之任命而出于“合朝同举”,自非洪所能容忍.总之,洪,石难以并存,石既不愿意杀洪,早迟将为洪所杀,这一点,洪石双方都是了然于心的.石达开既走之后,洪秀全在全体
　　军民都同情石达开的巨大压力之下,铸“义王”金牌送给石达开,请他回京,那只是一种姿态,是想捞回一点政治资本的策略,骗不了人.石达开不走,一定被杀无疑.我们全都承认,石达开是被逼走的.所谓“逼”也者,非死即走耳!否则又何能称之为“逼”?愚忠而死,于国何补?于民何益?我们既然不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道德,就没有理由苟责不死而走的石达开.石达开并非怕死的人,他最后“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就能充分说明问题.但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就不应该劝他束手待毙.
　　道路一共只有五条,排除了以上的四条,就只剩下率军远征的一条路.比较而言,上策是没有的,远征是中策,其他四条路只是下策或者无策.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就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反对石达开走远征的道路.
　　（五）石达开“蓄意远征不返”说考误
　　长期以来,在对石达开史事的研究中,有一件事几乎已为大家所公认.这就是：石达开在1857年5月底离开天京之时,即已蓄意远征不返,要到四川去别树一帜,另立一国.其实,只是由许多片断的史料所造成的一种误会,而与史实不符.
　　一 疑问已经产生
　　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同志,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看法提出了疑问,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石达开出征以后前两年的实际行动说明他并非蓄意远征不返.仔细回顾一下石达开远征的全过程,显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857年5月至1859年2月,将近两年,他只在皖,赣,浙,闽等省活动,没有脱离太平天国的辖区.这一时期可以称为近征.从1859年2月至1863年6月,四年有余,他已在湘,桂,川,黔,滇等省活动,远离了太平天国辖区,这一时期可以称为远征.在前一时期,他一直徘徊在太平天国的辖区之内,配合其他各部太平军作战,并未远走高飞.如果说他一离开天京就决心远征四川,缺少事实根据.四川在天京的正西,而石达开在这两年中,先是赴援江西,进攻浙江以配合天京解围,以后又经过福建到达赣南的南安府,接着又准备北攻赣州(没有实现).其军锋所指,或向东,或向南,或向北,就是没有向西.这不能说不是一大疑点.
　　第二,石达开在离开天京进驻安庆之后,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清廷上下对他的动向作了各式各样的猜测估计,有皖北说,湖北说与江西说,甚至说他将往福建,广东.但是没有任何一件史料中提到他将远征四川.这些说法如下：
　　皖北说----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三日清廷《谕德兴阿等侦探石达开去向并扼剿诱擒事》：“惟石逆素称骁悍,兼多诡诈,此时不据金陵,逃往江北,必系不附洪逆,意欲自成一队.现在江浦未复,霍,六,桐城,安庆,太平一带遍地贼踪,倘该逆裹挟贼党,乘间北窜,不可不防.”
　　湖北说----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三日清廷《谕福兴等探明石达开踪迹并力截剿事》：“石达开系著名剧贼,且闻其善于要结人心,此次逃出金陵,必欲自成一队,非上窜湖北,即蔓延江西.广济,黄梅等处官文等已厚集官兵堵剿,又有李孟群在英霍交界地方驻扎,屡获胜仗,楚境当可无虞.”
　　江西说----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五日《福济等奏石达开出走已往安徽尚无北上形迹折》：“江西乃石逆窜扰之方,党与甚多,一呼百应,且米粮充足,就近裹挟楚,广悍匪,足以横行.故揣度贼情,必先窜回江右.”又云：“近日安庆来人传言,该逆到彼一过而去,或云将图回粤,或云欲入福建.”
　　敌方估计石达开的进军方向有五个,但是最大的可能是重入江西.这种估计是不错的.石达开大军离开安庆之后,的确是先援江西,再攻浙江.这并不是敌人有先见之明,而是石达开在进军之前,必然要做一番准备工作,敌方的暗探必然也能探得一些蛛丝马迹.相反,石达开既然无远征四川的想法,自不会有任何相应的准备工作,敌方的暗探也就得不到与此有关的任何情报.
　　第三,根据史实,直到石达开驻军江西南安府之时,才有人向他提出进图四川的建议.此时离开天京已近两年.如果他在离开天京之时已经决定远征四川,这一决策虽然不一定会让全军战士知道,他的高级干部必然知道,何以在两年之后才有人向他提出这个建议来?
　　1859年2月,石达开在江西南安府池江镇度岁之际,大会诸将,商讨今后的进军方向.军略萧发胜建议通过湘鄂进取四川,以居高临下,俯视中原.石达开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才全军西进,进入湘南.李滨《中兴别记 卷四十二》：“伪二旗军略萧发胜等计画由楚而鄂,进图西蜀,占上游之势,入完善之区.”
　　无可怀疑的史实是：石达开从离开天京到攻克江西南安府的这一时期,一直是在从事近征,配合其他各部太平军与敌人作战.他不仅没有远征四川的行动,连这种想法也没有.远征不返,西取四川,是在南安府时才决定的.
　　二 一份奏片的启示
　　有一件过去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史料,可以为石达开作证.证明什么呢?证明石达开在1857年5月离开天京之时,并非负气出走,蓄意远征不返,而是有计划地在天京附近的战场上进行近征,继续指挥各部太平军打击敌人.正如他自己在五言告示众所说,他虽然不得已而离开天京,却并没有消极的想法,而是“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
　　这件史料是咸丰7年9月德兴阿向清廷奏报的附片.咸丰帝(石朱)批该片的日期是9月22日.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而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靡,内怀猜忌.惟贼踪分合无常,总不容稍疏防范.
　　通过这一史料,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 我们从印象出发,一向认为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蓄意远征不返,自然就和洪秀全断绝了一切关系,他既不向洪秀全请示报告,洪秀全也无法对他作出任何指示.但是从这件史料中,却看出石达开在离京四个月之后,遇事仍然向洪秀全报告,洪秀全仍有批复,尽管德兴阿有“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靡,内怀猜忌”的看法,但事实上,历代王朝中君臣之间勾心斗角,貌合神离的情况太多了,真正能够真诚相处的反而是少数,只要洪石之间在形式上还能保持请示与批复的关系,就应该认为君臣的关系并未断绝,石达开并未别树一帜,另立一国.
　　二 我们从印象出发,一向认为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就自动脱离了太平天国中央政府.从此,他不管天京的防务,各部太平军也不再听他的指挥.但是从这一史料中,却看出石达开仍然关心天京的防务,并且能够继续行使他全军统帅（通军主将)的职权,调动李秀成等人率部回援天京.《太平天国战史》造谣说：“(石达开)至安庆,得陈玉成,李秀成以所部偕行.玉成军已发,往告秀成.秀成曰：“吾既弃乡井,以图功业,中道易心,后世其谓我何?吾决不行,君自裁可也.”玉成曰：“非君言,吾几为所误.”兵止不行.达开初谓二人必乐从,及皆谢绝,益失意.不能复还金陵,乃去皖,随行兵数十万,秀全闻而悔之.”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认为石达开不仅自己闹分裂,而且要把陈玉成,李秀成也都拉走.现在我们既已知道石达开在自率大军赴援江西的同时,已命令李秀成等人率部回援天京,说他拉陈李同走的谣言,当然不攻自破.
　　三 我们从印象出发,一向认为石达开离开天京以后,就完全是自由行动.他的赴援江西,也许是在计划之中,而转攻浙江,似乎是临时起意的无计划的做法.但是从这一史料中,却看出他本人的赴援江西,进军浙江,都是事先计划,而且得到洪秀全批准的行动.因此,他的进军浙江,就不是盲目的流篡,而是经过周密考虑,以进攻东南财富之区的办法来解天京之围.两年之后,洪仁玕、李秀成共议奇袭杭州,以解京围,正是师法石
　　达开的故智.
　　这一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前所未知的史实,也为石达开澄清了一些“百啄难分清”的误会.可是它的内容是否可靠?笔者认为是可靠的.因为：
　　一 这一史料本身来自清廷档案,不可能是伪造.
　　二 德兴阿奏片中说抄得石达开“伪章”与洪秀全的“伪批”,都不是原文,只是大意.他是否真正看到了伪章”与“伪批”,我们还不能轻信.但从奏片内容与史实对照的情况来看,二者是符合的.
　　德兴阿虽然可以在奏片中信口胡吹,但却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奏片在咸丰七年九月就已经送到了北京,石达开却在半年之后才向浙江进攻.清廷上下当时猜测石达开的进军方向,提到了皖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而进军浙江却在他们意料之外.德兴阿如果不是真正见到了石达开的本章,不会异想天开地说到“窜扰浙江”的话.李秀成会合张洛行的队伍开往长江下游一事,奏片中事先说到,日后也成了事实.可见这一史料的内容真实可信.
　　通过这一史料,我们不难澄清许多误会,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原来,石达开当时离开天京,并非蓄意远征不返,而是想在摆脱洪氏集团的牵制与暗害之后,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为太平天国立功.作为全军统帅不一定要住在京城之中,如果能移驻战略要地(如安庆),或者亲临前线,可以更有效地指挥队伍作战.石达开未走之时,洪秀全对他心怀疑忌,指示洪仁发,洪仁达对他掣肘,甚至想暗害他.既走之后,又觉得朝中主政无人,一片混乱,清兵四面围攻,天京形势紧张,因而惶惶不可终日,再三派人请求他仍然回京辅政.为了表示诚意,削去洪仁发,洪仁达的王号,并铸义王金牌送往安庆,向他谢罪.
　　如果石达开仅仅是和洪仁发,洪仁达有矛盾,在洪秀全公开谢罪之后,或可重新回京辅政.他和洪秀全在一段时期之内也可能相安无事.但是矛盾并不止于此,他和洪秀全在战略思想上也存在很大的矛盾.洪秀全自入天京,迷恋帝王生活,只图保住京城,更无远略.石达开则主张争取上游,取得全面胜利.如果只保京城,就会陷于被动,最后必然失败.这一估计是不错的.后来李秀成屈从于洪秀全,不顾全局,只保京城,以致同归于尽,就是明证.石达开离京出征,除了摆脱洪仁发,洪仁达的牵制之外,必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打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指挥作战.所以在洪秀全公开谢罪之后,他仍然不肯回京.
　　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在形式上还是维持君臣关系,遇事还是相互商量,并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双方已经决裂那么严重的情况.石达开的出征,事前虽未得到洪秀全等准许,事后却得到追认.石达开在安庆仍然能够行使全军统帅的职权,洪秀全仍然承认他是通军主将.洪秀全因为天京军情紧急,对石达开“百计迎回”.石达开虽然不肯回京,但却提出了一个为双方都能接受的兼顾上下游的进军办法,就是德兴阿奏片中所透露的这个军事计划.即在赴援江西,巩固上游根据地之后,再进军浙江,以进取浙江腹地的行动配合天京解围之战.这样,洪秀全虽然心怀猜忌,却勉强同意.可以说,在进军浙江之前,石达开的军事行动已经得到洪秀全的批准(包括事先同意和事后追认),至少在形式上是合法的.
　　石达开进军浙江之后,如果天京方面能够很好地和他配合,取得重大胜利,双方仍有合作的可能.可惜由于洪秀全另委他人为中军主将,事实上免掉了他通军主将的职务,并且拉拢杨辅清拆他的台,因而迫使他改变了进军计划.在离开江西南安府之后,他确已远征不返.不过那是后话,至少在进军浙江之前,他绝无远征不返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