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地改曰都护”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有何意义?

“宣地改曰都护”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有何意义?
“宣地改曰都护”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有何意义?

“宣地改曰都护”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有何意义?
西域都护府是汉朝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构.它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正式隶属于汉朝版图,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西域都护府的最高军政升官称西域都护,由汉朝中央委派,其级别略同于内地的郡太守.西域都护府之设立和都护之建号,是西域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大事.因而,学术界很早以来就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但由于文.,以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一
关于西汉西域都护始置之年代,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观点：认为西域都护设立于汉神爵三年（前59年）.以《新疆简史》为代表.
《新疆简史》（第一册）第37页注释说：“西域都护初设年代,《汉书·百官公卿表》作地节二年（前68年）同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赞》亦作地节二年,这显然是以它的前身护鄯善以西使者的设置年代作为它的设置年代了.同书《宣帝纪》载神爵二年（前60年）郑吉迎日逐王时,其职衔已作为西域都护,这也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同书《郑吉传》作神爵中,《西域传》作神爵三年（前59年）考虑到此事是发生在匈奴日逐王归属汉朝之后,神爵三年的说法是可取的.”
持这种观点的学术认为“护鄯善以西使者”与“西域都护”是两个不同的官职,不应将前者始置之时间等同于后者,西域都护始置之年代应以《汉书·西域传》为准.
《汉书·西域传》载：“至宣帝时,……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
第二种观点：认为西域都护始置于汉神爵二年（前60年）.胡三省、钱大昕、徐松等均采用此说,《新疆历史词典》亦沿用是说,影响甚广.
《资治通鉴》卷26“神爵二年”条云：“吉既破车师,降日逐王,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余里.”考异曰：“《百官表》曰‘西域都护,加官,地节二年初置.’盖误以神爵为地节也.西域传又云：‘神爵三年’亦误.”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方面认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西域都护置于地节二年（前68年）之误,另一方面,也例举证据说,神爵二年时,郑吉已是西域都护.如《汉书·郑吉传》就称：“上嘉其功效,乃下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
然随着居延汉简材料的发现,神爵二年说也受到了挑战,根据延汉简的记录,西域都护似初置于神爵二年之前,故学术界又提出了第三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西域都护始置于神爵二年之前.有人认为不晚于元康二年.①也有人认为建号于地节二年.②其主要根据是居延汉简记：
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副卫司马富昌丞庆都尉宣建都□
乃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收遣尉丞赦将施刑士五十人送至将车□发（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92页.
简中“使都护檄书”,表明为当时已有都护之职无疑,《汉书·百官公卿表》称,都护建号于地节二年未必有误.
我们认为都护建号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的说法是可信的.除上引居延汉简可以为证外,《汉书》之《百官公卿表》和《傅常郑甘陈段赞》也有相似之记载.
或许有人会说,当时郑吉之身份仅为比四百石的侍郎,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称以比二千石的骑都尉、谏大夫任都护并不相符.产生这种疑问,主要是未能明白西汉所设都护一职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造成的.其实都护在设立之初未必由二千石的官吏充任.
二
西汉初期,已强盛的匈奴一直是其严重的威胁,由于无力反击,自高祖至文景,西汉对匈奴奉行“和亲”政策,妻以公主,厚予馈赠.然匈奴依然不断南下扰边劫掠人畜.武帝继位后,经文帝、景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势大增.汉武帝刘彻采取了断绝和亲,反击匈奴的战略.公元前138年,张骞应募奉命出使西域,相约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然“不得要领”.公元前116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试图联络乌孙,共抗匈奴,但又因乌孙内部分裂,未能成功.张骞的两次出使,虽未达到与大月氏、乌孙结盟的目的,却使涌进对西域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汉与西域诸国的联系日益密切.李广利伐大宛后,西域震 , 多遣使来贡.西汉“于是自敦煌西对盐泽,往往起这,而轮台、渠犁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③开始在西域屯田.有学者认为使者和校尉为二官.按汉制,凡出于朝廷之特命者,往往具使者之称,其奉命出使异国者无论矣.④领护者,颜师古注曰：“统领保护营田之事也”.可见,使者校尉之职责,主要是屯田积谷,供应出使西域各国的使者.
轮台、渠犁屯田后,桑弘羊建议“益垦溉田”、“置校尉三人分护”,扩大屯田,但未被武帝采纳.
宣帝“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屯田规模,也较前朝有了明显的扩大,屯田士卒达千五百人之众.
我们可以看出,宣帝屯田渠犁时,其屯田的方式及规模,几乎就是武帝征和年间桑弘羊所提出谏议的具体实施.如,田士由“有累重敢徒者”招募而来,规模也增至千五百人.故我们有理由认为当时对屯田的管理极可能是“置校尉三人分护”.地节二年秋收以后,“吉、熹发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但因军食用尽,不得不罢兵,归田渠犁.次年,秋收后,吉等再次发兵攻车师,车师王降.车师王降汉后,匈奴深为不安,即遣骑兵来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但由于匈奴不断增兵,吉等被围困于车师城中,汉遣长罗侯率张掖、酒泉骑兵相援,匈奴撤兵,车师之围方解.经过这次较量后,汉罢车师屯田.《汉书·西域传》记,“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我们认为既然称渠犁屯田为“凡三校尉屯田”,正好说明汉在渠犁屯田尚未形成统一的领导.
也许有人认为,三校尉受郑吉统一节制.我们认为不妥.其一,从文献中我们未能找到明确的记载.相反,甘露年间,西汉政府为调解乌孙大、小昆弥间的矛盾曾遣长罗侯常惠将兵屯田赤谷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曰：“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其二,地节二年汉屯田渠犁后,为与匈奴争夺车师,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在整个活动中,一位名“熹”的官吏,常与郑吉并称,或可说明二人互不统属.《汉书·西域传》记载宣帝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名刑罪人田渠犁”,同年秋,“吉、熹发诸国兵万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同书又载：“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乃引兵归渠犁.”（匈奴）遣骑来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其三,“熹”既为校尉,即使郑吉以侍郎之职领使者校尉之衔,则二者同为校尉应无领属关系.况且郑吉时官职仅为秩比四百石之侍郎,官职低于校尉司马熹.吴?i禳先生在《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熹”官职当作军司马,而不为校尉,我们认为不妥.据《汉书·西域传》记,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可知,郑吉、司马熹均系全名.即便悬泉所出土的元康三年（前63年）简牍中所提到的“军司马熹均系全名.”即是此人,也不足以否定他曾为校尉.据《史记》、《汉书》记载,负责轮台、渠犁屯田者均称使者校尉.⑤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宣帝地节二年西汉在渠犁的屯田,是按照征和年间桑弘羊给武帝谏议的方式和规模进行的,其对屯田的管理,是由三校违法分护的,并没能形成统一的领导.
三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秋收后,吉、熹“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独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同书又载：“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吉、熹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吉即迎其（指车师王）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盖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吉还,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车师降汉时在地节三年秋天以后,而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在地节四年（前66年）.
车师降汉是西汉西域争夺的重大胜利,郑吉在此役中立有大功,因而被迁升为卫司马.据《汉书·郑吉传》载,吉“因发诸国兵功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汉书·西域传》亦记：“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资治通鉴》记此事于元康二年（前64年）.卫司马,即屯卫司马.属卫尉,秩比千石.⑥
随着郑吉的本官由令郎迁为卫司马,其加衔也变为“护鄯善以西使者（校尉）”.
其实,无论是使者校尉,还是护鄯善以西使者（校尉）,均可视为都护之前身.⑦因为《后汉书·西域传》载：“开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这一点,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同样可以窥见其一斑.据《资治通鉴》卷25“元康元年”条：冯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循城时,莎车王弟呼屠征与旁国共杀其王及汉使奚充国,叛汉隔绝南道.“都护郑吉、校尉司马熹皆在北道诸国间”,冯奉世以节发诸国兵平定了这次叛乱.文献已记郑吉为都护,而时间恰在郑吉以卫司马兼护鄯善以西使者（校尉）之前.从这段材料同样可以看出,除在北道以西南道诸国也是闻吉的重要任务.既然如此,那么,文献何以又于元康二年（前64年）称：“以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⑧究其原因,这主要是西汉调整其西域政策,使汉匈关系出现暂时缓和的结果.
匈奴壶衍单于死后,虚闾权渠单于继位,“是时,汉以匈奴不能为边寇,罢塞外诸城以休百姓.单于闻之,喜,如贵人谋,欲与汉和亲.”⑨而西汉虽以郑吉等屯田渠犁,欲攻取车师,但与匈奴数次交锋后,也并未能占据车师,反而造成边郡困乏,难以动兵.因此,宣帝采纳了魏相的谏议,在迎还被围困于车师的郑吉后,“尽徒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以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⑩在战略上表现出一种收缩的态势.而此时郑吉之加衔“护鄯善以西使者（校尉）”正是这一态势的集中反映,并不能据以否认,郑吉在任此职之前,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是其重要职责.
神爵二年,由于匈奴日逐王降汉,才使西域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书·宣帝记》载：“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至此,包括车师在内的西域南北两道诸国才置于西域都护的领护之下.郑吉之本官也已由卫司马迁为比二千石之骑都尉.《汉书·西域传》又言：“于是徒屯田,田于北（按,当作“比”）胥 ,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迁往比胥 的屯田校尉归属都护,说明西汉在西域的屯田领导权进一步趋于统一.于是都护治乌垒城,正式开府.
即使如此,负责鄯善国屯田的伊循都尉仍受敦煌太守节制.有悬泉汉简可以为证：
1.敦煌伊循都尉臣大仓上书一封…….甘露四年六月庚子上…….（Ⅱ90DXT0216③：111）
2.□敦煌伊循都尉大仓谓过所县……传舍,从者如律令…….（Ⅰ90DXT0111②：73）
3.七月乙丑,敦煌太守千秋、长史奉熹、守部候修仁行丞事,不当用者小府、伊循城都尉、守部都尉、尉官侯移县泉、广至、敦煌郡库,承书从事,下当前用者如诏书./掾平、卒史敞、府佐奉宗.（Ⅴ92DXT1312③：44）
甘露四年即公元前50年,据张德芳先生考证简3当在元帝初元年间（前48~前45年）.时已距神爵三年（前59年）西域都护仍未能统领玉门关、阳关以西至鄯善以西使者（校尉）,无非是据实而言.
又据敦煌悬泉汉简：
入上书一封,车师己校、伊循田臣强.月辛亥日下铺时,临泉驿汉受平望马益.（V92DXT1310③：67）
另据罗布淖尔汉简一五记云：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辛 □守居卢訾仓车师戊校□.
前简所记“车师己校、伊循田臣”似为一人,说明车师己校己兼领伊循屯田.后简亦称居卢訾仓为车师戊校所守.此两条材料表明,至迟在汉成帝河平四年（前25年）,伊循屯田已由敦煌太守节制转归西域都护领属.至此,西域都护的管辖范围始名实相符.
注释：
①刘洪波：《关于西域都护的始置时间》,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②张维华：《西汉都护通考》,载《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③《汉书·西域传》.
④张维华：《西汉都护通考》.
⑤张维华及余太山的前揭文.
⑥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十九：“屯司马,若后汉南宫.南屯司马或卫司马,屯而为卫,上文据卫尉云掌宫门卫屯兵,明其证也.”又据《后汉书·百官志》屯司马,秩比千石.
⑦余太山先生亦认为使者校尉是西域都护的前身.见前引书第233页.
⑧《资治通鉴》卷25,元康二年条.
⑨《资治通鉴》卷24,宣帝地节二年.
⑩《资治通鉴》卷25,宣帝元康二年.
西域都护府的设置.西域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西域指今甘肃敦煌古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以东的今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远至中亚或更远至欧洲东部和北非地区.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的势力已到了西域地区,控制了当地许多分散的小国.汉武帝时曾于公元前138、公元前119年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企图联合乌孙、大月氏,以抗击匈奴.公元前102年又远征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获胜.自此西域震恐,多遣使来贡.于是在敦煌至罗布泊之间设立交通亭站,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渠犁（今库尔勒）等处屯田.这时汉朝只控制到天山南路.北路自乌孙以东犹在匈奴控制之下.至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天山南北才完全摆脱匈奴的统治.汉朝置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今轮台东）.都护辖区包括今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乌孙、帕米尔地区的无雷和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等.
汉武帝时汉朝疆域空前辽阔：东起白令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流球群岛暨朝鲜半岛中北部,包括九州岛.北至北冰洋,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