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什么帮助中国抗日?日本战争不利对他们没好处

德国为什么帮助中国抗日?日本战争不利对他们没好处
德国为什么帮助中国抗日?
日本战争不利对他们没好处

德国为什么帮助中国抗日?日本战争不利对他们没好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斯·鲍尔（Max Bauer）、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 Kriebel）、乔治·魏采尔（Georg Wetzell）、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这些璀璨的将星、德军的精华,销声匿迹地来到了中国.他们以日尔曼人特有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犹如一柄柄深藏鞘内的利剑,随时都会有惊人的一击.
　　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
　　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出自他的头脑.时任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故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他是炮兵专家,一战中他发明的重炮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而授与他名誉博士学位.在参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失败后,他浪迹于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
　　1927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蒋介石与其关系融洽.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价值的意见.这深得蒋的赞许.在“蒋桂战争”中,他居间调度,计划周密得体,使蒋在军事指挥上觉得异常轻松.
　　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对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毒而死.）鲍尔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
　　鲍尔推荐的继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馆政变的共同参与者和一起入狱者赫尔曼·克里拜尔.蒋对这位前八国联军的中尉并无好感.双方在作战的战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蒋认为内战中军事和政治并重,实力和阴谋并重.而克里拜尔则对蒋“炮弹”、“银弹”甚至“肉弹”齐上的手法很为鄙视,认为胜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远不如鲍尔,很难服众.因此一直同国民党官方和顾问团内部关系紧张.虽然在军事指挥上,他也称得上兢兢业业,在“中原大战”中亲赴前线筹划布防,协助蒋拟订作战计划
　　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接任顾问团第三任总顾问.这位一战名将,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作战方面是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一·二八”抗战他都出力颇多.整军建军方面他也有所建树.
　　接替他的是蒋最喜欢、最钦佩、在华待遇最高的、来华地位最高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德方评价说,在他来华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较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他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
　　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
　　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为胁.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