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发达的民间经济、城市文明为何无益于国力的强大

宋朝发达的民间经济、城市文明为何无益于国力的强大
宋朝发达的民间经济、城市文明为何无益于国力的强大

宋朝发达的民间经济、城市文明为何无益于国力的强大
鸟兄： 接着上一篇讨论：宋朝民间经济和城市文明的发达为何没有带来国力的强大? 要说这个问题,必须扯得远一点. 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公元前200多年就横空出世的庞大中央集权帝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然而代价也很多. 中国从秦朝开始,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官僚制度就已经相当完备,后来历代在此基础上有所增益更改,但大体框架不变.区别于之前的邦国制的核心是封建领主制和贵族世袭制,秦所创建的帝国制,核心是郡县制、官僚制.上面是中央集权的皇权,下面是分布均匀的郡县和人数众多的小农,联系两者的结构体制,从形式上看最合理的是庶族地主官僚制（但在当时还没有完全具备.易中天在《品三国》中曾将三国时期纷纷扰扰,大大小小的战与和、猛将和谋士、英雄和小人,视为过度到这个制度的过程中的一点浪花.推广开来,魏晋乃至隋唐,都是这个过程的经历者）,从内容上看,相当重要的是税赋和征兵制度. 看过黄仁宇的历史作品,很受启发.黄从经济入手研究历史,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很大,试图从技术上解析历史,因此有不同于国内历史学家的观点和视角.黄认为国家的强盛、朝代的更替,一切以税赋为转移.国家的实力体现于其能够征收的税赋和兵源.由于中国的地理、历史特点,帝国时代的统治者总是谋求建立了一种简单、但能够保证实施的税赋体制,这种体制面对广大的基层农民,宁愿实行刻板的平均主义,注重数量而不求质量,其最高目的在于保证一种低水平的持续运转.这种税收保证体系,尽管结构简单、存量很小,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或纳税基础发生变化就无以为继,但在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广大、土地适于耕种的农业国家,只要能够建立这种有效的税收保证体系,就能够保证国家足够的强大,并不需要追求复杂的科学技术、高级的商业管理手段（这实际上也封杀了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的机会,成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渊数之一）.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帝国都是在其强盛时期做到了这一点,而宋朝王安石试图在边际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更为高级的商业管理手段改革,其结果证明此路不通,后人止步.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理解,在中国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构成帝国这个大系统最基本的元素和环境都不发生大的变化,从而以官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结构体系,就决定了系统最终体现出来的功能和特点.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表现出典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究其原因,就是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系统的结构体系.由于结构体制过于简单的限制,特别是税赋制度,只能适应低水平的量变,系统达到一定容量之后,无法维持和进化（产生质变）,必然崩溃,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中国法律和组织赋予存量资本的限制”. 这种地理、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文明特性,即是我们的福气,也是不幸.他保证了我们的文明从一开始就起点很高,而且是一个出产富饶、不用过多担心生存危机的文明（指自然危机,和其他文明相比.事实也是如此,即使历史上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都是接受我们的文明,而不是取代我们的文明）,同时也彻底阻断了我们自发向更高级文明阶段进化的机会,即使是一点点的变化.除非外部环境发生了危及到文明生存的变化,否则一切照旧. 导致大多数朝代灭亡的原因,都可以从税赋、兵源体系的崩溃这种观点得到部分解释： 第一种：随着人口数量激增、比例变化（大户和豪强增加）,建国时的税制、征兵基础动摇,而管理者却无法改革制度以正确应对.唐朝最为典型,唐初实行均田制、租佣调税制和府兵制,后来被迫改为两税制,更导致了地方割据的出现,继而导致国家的覆灭.明朝是从开始就设立一个更低水平但及其强硬、缺乏弹性的税赋政策,在人口数量增加、比例变化后无所适从,只能一味退缩. 第二种以宋为代表,答案对应前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宋朝民间经济和城市文明的发达,没有带来国力的强大? 中国历史上一直重农抑商,但宋代经济政策相对宽松,且科学进步,因而生产质量大幅提高,很快逼近了体制的存量极限,但庞大的物质财富无法得到流通和利用,无益于国事.这问题需要现代商业和金融的法制管理体系才能解决,而这种组织和技术在当时无法实现.试图改革的手段又太超前,完全忽视边际条件,结果民间经济和城市文明的发达不能转化为国力的强大,转而滋生社会的变化,进一步破坏原来的税制、征兵基础,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PS: 1、北宋时期,仓库内存放的雨衣和帐篷的材料“数万段”破损,可以想象当时财富集中和仓储的丰富.而南宋时期,即使对金国进贡的岁币达到50多万时,有专家计算该项费用也仅占国家GDP的2%； 2、官僚制度管理的主要内容,各朝代名称略有不同,但实际内容一样,隋以后大都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本文中因叙述方便,列税赋和征兵制度为主要内容,实际上分别属于户部和兵部管理的核心,并不否定其他四部内容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