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的第二度的哲学时代

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的第二度的哲学时代
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的第二度的哲学时代

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的第二度的哲学时代
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哲学约300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先秦哲学、秦汉时期的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隋唐时期的哲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近代和现代哲学.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 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
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
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恒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世说》载“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即此可见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
(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
《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而《世说》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鸟小幅,黄大痴、倪云林、钱舜举、王若水的画境吗?(中国南宗画派的精意在于表现一种潇洒胸襟,这也是晋人的流风余韵.)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钟繇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唐张怀罐《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欧阳修云：“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个性价值之发现,是“世说新语时代”的最大贡献,而晋人的书法是这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
（三）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好一个“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瞰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盲之疾!”
卫玠姿容极美,风度翩翩,而因思索玄理不得,竟至成病,这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富有“爱智的热情”么?
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尤以对于朋友之爱,里面富有人格美的倾慕.《世说》中《伤逝》一篇记述颇为动人.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伤逝中犹具悼惜美之幻灭的意思.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
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其痴尤不可及!陶渊明的纯厚天真与侠情,也是后人不能到处.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然而扩而大之,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沦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孙绰《天台山赋》云：“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又云：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想幽岩,朗咏长川.”在这种深厚的自然体验下,产生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些都是最优美的写景文学.

（四）我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是自由的.支道林好鹤,往郯东铆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之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象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近代哲学上所谓“生命情调”、“宇宙意识”,遂在晋人这超脱的胸襟里萌芽起来(使这时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卫玠初欲过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后来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是从这里脱化出来?而卫玠的一往情深,更令人心恸神伤,寄慨无穷.(然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则觉更哲学,更超然,气象更大.)
(五)晋人的“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如“竹林之游,兰亭禊集”等.玄理的辩论和人物的品藻是这社交的主要内容.因此谈吐措词的隽妙,空前绝后.晋人书札和小品文中隽句天成,俯拾即是.陶渊明的诗句和文句的隽妙,也是这“世说新语时代”底产物.陶渊明散文化的诗句又遥遥地影响着宋代散文化的诗派.苏、黄、米、蔡等人们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
(六)晋人之美,美在神韵(人称王羲之的字韵高千古).神韵可说是：“事外有远致”,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这种事外有远致的力量,扩而大之可以使人超然于死生祸福之外,发挥出一种镇定的大无畏的精神来：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绰)王(羲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谊动不坐.公徐曰：“如此,将无归.”众人皆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美之极,即雄强之极.王羲之书法人称其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淝水的大捷植根于谢安这美的人格和风度中.谢灵运泛海诗“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可以借来体会谢公此时的境界和胸襟.
(七)晋人的美学是“人物品藻”,引例如下：
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巍以嵯峨,其水押渫而扬波,其人磊珂而英多.”
拿自然界的美来形容人物品格的美,例子举不胜举.这两方面的美——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人格美的推重已滥觞于汉末,上溯至孔子及儒家的重视人格及其气象.“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所以“看杀卫玠”,而王羲之——他自己被时人目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 而女子谢道韫亦神情散朗,奕奕有林下风.根本《世说》里面的女性多能矫矫脱俗,无脂粉气.
总而言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八)晋人的道德观与礼法观.孔子是中国二千年礼法社会和道德体系的建设者.创造一个道德体系的人,也就是真正能了解这道德的意义的人.孔子知道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谓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所谓“仁”.一切的礼法,只是它寄托的外表.舍本执末,丧失了道德和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甚至于假借名义以便其私,那就是“乡原”,那就是“小人之儒”.这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孔子曰：“乡原,德之贼也.”又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他更时常警告人们不要忘掉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食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这伟大的真挚的同情心是他的道德的基础.他痛恶虚伪.他骂“巧言令色鲜矣仁!他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然而孔子死后,汉代以来,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原”支配着中国社会,成为“社会栋梁”,把孔子至大至刚、极高明的中庸之道化成弥漫社会的庸俗主义、妥协主义、折衷主义、苟安主义,孔子好象预感到这一点,他所以极力赞美狂狷而排斥乡原.他自己也能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的真实的丰富的人生.他的生活不但“依于仁”,还要“游于艺”.他对于音乐有最深的了解并有过最美妙、最简洁而真切的形容.他说：
“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缴如也.绎如也.以成.”
他欣赏自然的美,他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他有一天问他几个弟子的志趣.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说过了,轮到曾点,他问道：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这超然的、蔼然的、爱美爱自然的生活态度,我们在晋人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陶渊明的田园诗里见到遥遥嗣响的人,汉代的俗儒钻进利禄之途,乡原满天下.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原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曹操拿“败伦乱俗,讪谤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孔融.司马昭拿“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的罪名杀嵇康.阮籍佯狂了,刘伶纵酒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我们现代有这样精神伟大的教育家吗?所以：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公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这正是象谢公称赞褚季野的话：“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乏气亦备!”
他确实在教,并不姑息,但他着重在体贴入微的潜移默化,不欲伤害小儿的羞耻心和自尊心：

谢玄少时好著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睹,得即烧之.

这态度多么慈祥,而用意又何其严格!谢玄为东晋立大功,救国家于垂危,足见这教育精神和方法的成绩.
当时文俗之士所最仇疾的阮籍,行动最为任诞,蔑视礼法也最为彻底.然而正在他身上我们看出这新道德运动的意义和目标.这目标就是要把道德灵魂重新建筑在热情和率真之上,摆脱陈腐礼法的外形.因为这礼法已经丧失了它的真精神,变成阻碍生机的桎桔,被奸雄利用作政权工具,借以锄杀异己.(曹操杀孔融)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废顿良久.

他拿鲜血来灌溉道德的新生命!他是一个壮伟的丈夫.容貌镶杰,志气宏放,傲
然独得,任性不羁,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这样的人,无怪
他的诗“旨趣遥深,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他的咏怀诗
是古诗十九首以后第一流的杰作.他的人格坦荡谆至,虽见嫉于士大夫,却能见
谅于酒保：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这样解放的自由的人格是洋溢着生命,神情超迈,举止历落,态度恢廓,胸襟潇洒：

王司州（修龄）在谢公坐,咏“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九歌句)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

桓温读高士传,至于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这不是善恶之彼岸的超然的美和超然的道德吗?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晋人用这两句诗写下他的千古风流和不朽的豪情!

呵，这种事我不是蛮清楚。
不过我想中西哲学融合会导致中国的另一个哲学时代。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