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主要讲的是什么,怎样读懂他

《曾国藩家书》主要讲的是什么,怎样读懂他
《曾国藩家书》主要讲的是什么,怎样读懂他

《曾国藩家书》主要讲的是什么,怎样读懂他
曾国藩是清末重要的学者.他幼时熟读四书五经和《史记》、《文选》等书,后入长沙岳麓书院,开始系统接受传统文化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并对其一生都有较大的影响.1834年他进京参加会试,在京期间和南归途中,攻读韩愈古文和经史之书,又靠借贷和典当衣物购得一部二十三史,发愤苦读.1838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此后他仍勤于读书,锐意进取.他认为,“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选择.”就是要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书阅读.他说,“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学诗须先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他平生提倡一种新的读书风气,在他的家书、日记、家训和文集中,可见有这方面的论述.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著述中影响最大的部分.在旧时代,这几乎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曾国藩褒贬不一,赞之者固多,毁之者也不少.有人说他是“中兴名臣”,有人说他是“理学宗师”,也有人说他是“汉奸”、“屠户”.但是有一点应当明确的,就是仅就曾国藩家书本身而言,应当不因人废言,而要用科学的眼光认真研究这部家书.对这部书的分析,我主要谈三个方面. 一、读书问学 曾国藩家乡湖南的学术界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程朱理学居于主导地位,二是重视经世致用之学.这对曾国藩后来读书问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尊奉程朱理学是曾国藩读书问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他在《与诸弟书》中阐释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理论.他说：“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曾国藩继承了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但又有不同.他不再强调“天理”、“人欲”一说,将“理”具体化为“礼”；天理转化成了经世之礼.因此,无论从表面上还是深层次看,曾国藩读书问学的目的都是要用“礼”来匡正人心.他认为,读书问学的心态不能太浮躁,认为“读好书不可有好名之心”,即读书贵在潜心,贪多务滥,无非“好名心切”.他在一封家书中说,文章是千古之事,要流芳百世,就要干实事,不可有太重的功利心. (一)读书须有选择.中国古代书籍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怎样在书海中拾贝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问题.多读书固然是好事,但读书多者未必就有学问.有些人漫无目的地读书,但应该读的反而没有读.有能力、有精力的人,应当读几种系统的经典书.曾国藩在这方面是很有体会的.他说,“看书不可不知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宗元自述其所得亦不过十数余种.”他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和前人的心得体会,提出读书要有的放矢,要通过泛读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有价值的、值得玩味的书,对其熟读、精读,以领会其学说的实质. (二)读书应注意广泛涉猎,又应有所侧重.古今中外大凡有所成就的人,往往是博览群书的人.很少有人埋头在狭窄的范围之内,圉于某一个学科或某一个领域的读书人,其知识结构一定不够完整、不尽合理.其研究成果就会显得苍白,无法达到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的境界.古代学者大都是学富五车,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察人情.他在给儿子的信中也说,要使自己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首先成为“杂家”,即注意对各门知识的广泛涉猎.只有这样才能使见解日开,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但是光有博是不行的,还必须由博而专,培养自己的专业生长点.他说,“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谈到具体的读书方法时,曾国藩说：“求业之精,别无它法,曰专而已.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古代应试所做文章,其文体为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在明清两代一般是指八股文.也称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或四书文),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做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做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兼营并鹜.兼营则一无所能矣.”这里曾国藩讲的实际上是做学问有了一定的基础,如何深入下去的问题.如果只是半瓶子醋,什么学问都想做,结果就会是样样都懂,样样稀松,什么学问也做不成.这就必须做到一个专字. (三)读书要用心去体会.曾国藩十分分欣赏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方法.他说朱子教人读书方法,此二语最为精当.“虚心涵泳”的意思是专心致志、身临其境地去体会书中的意思,做到心领神会,不执著于旧见,不先立意.切己体察的意思是善于将书中道理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体验.他说：“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则读书何用?虽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安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在八股盛行、文化思想受到钳制的清朝后期,曾国藩的读书思想如此之开明,不得不令人叹服. (四)读书要有恒心.曾国藩以自己读书的心得告诉各位兄弟,做学问的方法有很多,但集中起来却离不开“有恒”二字.只要有恒,上等才思之人亦可以成才,中等才思之人亦可以成才,这是曾国藩对治学经验的总结.他在另一封信中说出了“有恒”的内涵：“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必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猛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可以这样说,读书问学、持之以恒是曾国藩终身的一大法宝.他说：“盖士人读书,第三要有恒,有恒断无不成之事.”他给儿子的信中说道：“人生惟有恒心为第一美德”,“年五分老少,事无分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就会有连续不断的进步.他还说,“人生不要浪掷光阴”,“五十以前该读的书读完”,“趁人生适意时做出一个局面”等,这对读书人有很深切的借鉴意义. 二、从政为官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他于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1847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任礼部右侍郎.在十年之内,连升十级.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他又很自负地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三十七岁至二晶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的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颇能洞察内情的王阊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是得益于穆彰阿的扶持和提携.事实正是如此,曾国藩才对穆彰阿感激涕零.从1840年到1847年间,除1843年赴四川充任正考官主持乡试以外,一直担任闲散文职.他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大量读书,结交友朋,精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和从政的经验,为以后的步步高升奠定了基础.就是说,他有着与他人不同的机遇和自我从政能力的储备. (一)适应环境.曾国藩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发家,但其为官生涯也颇费了一番周折.起初,他自命清高,对封建官场习气很不习惯,甚至厌恶、反感.在组成湘军之后,他一味蛮干,地方大吏不予合作,使他处处碰壁,吃软钉子；而一旦有了小小的战绩,他便沾沾自喜甚至洋洋得意,被别人抓住了小辫子,在官场上处境艰难.但是曾国藩是一个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的人.他及时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断自我修正.到1858年他再次踏人官场的时候,在处世作风上便一改往日的做法,逐渐得心应手. (二)言行谨慎.曾国藩对自己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给其弟的信中说：“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曲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即1857—1858年)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随着经历的增多,他的这种感受也越来越深,他还给在家的四弟说：“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之表现.”曾国藩是一个适应环境能力很强的人.他知道单凭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改变官场风习的,所以他就努力去适应这样的环境,调整自己的心态.他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转变后的曾国藩在做官方面的本领有很大的提高,能够在较短时间里熟悉官场的习气,在以后的官宦生涯里,没有再发生任何过激行为. (三)功成身退.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曾国藩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他根据自己对官场的了解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已经产生了功成身退的念头.尤其是在进攻天京之前,他已经在考虑自己何去何从与如何收场的问题.他在给曾国荃的信里说：“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时,或致连累弟等.惟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戒,庶几免于大戾.”在曾国藩感到情况十分严重的时候,朝廷更是越发离间他和湘军将领及地方督抚的关系.面对这样的状况,曾国藩在给家中的一封信中说道过罢官归家的想法.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从他内心深处,也不愿意放弃他苦心经营的局面.于是便采用削减湘军的办法,缓和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办法不能够使他继续保持在清朝统治集团的地位.这是他第一次产生功成身退的念头.第二次是在镇压了捻军以后,仍然没有从官位上退下来.而他又未能以镇压太平天国的办法消灭捻军,也使他感到很没有面子.到处理了火烧望海楼事件的时候,他的退与不退,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他一直想着功成身退的问题,但没有付诸实际.也许是他不愿意真正退下来,也许是他身不由己.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对他放心不下.有的书上说,在曾国藩的手下里,甚至有人提出让他黄袍加身,这就不能不引起朝廷的警惕,所以对他施加压力也在情理之中. 三、修身养性 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一贯重视修身养性,认为在当时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晚清社会,尤其要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家书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有关修养的内容. 首先,他讲求立志.人要自强自立,最要紧的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曾国藩认为,“欲求变之法,总需先立坚卓之志”.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志,奋发努力,最终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他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从某个层面上,曾国藩执著于事功,但也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性.他说：“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关于立志,曾国藩还在家书里提到：“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总之,就是要按照修齐治平的理论,为社会干一番事业,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代圣贤.他还向人表示：“君子当以不知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 其次,他主张反省.一个人德行的进步,与意志坚定与否、与知识渊博程度高低有密切关系,但是也与能否时刻反省自己有直接关系.即能否“静坐常思已之过”,能否时刻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纵观家书,曾国藩一生在反省上最下功夫,后世对其多有称道,认为曾国藩德行的长进是由于立志和求知,也是由于其反省的次数多,并有改过的勇气.曾国藩每次反省都是从细微处着眼,改过自新.“念念改过,虽小必惩”.在日记中可见有许多通过反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改正错误的.这样的做法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的观念：吾日三省吾身. 再次,为人应谦虚.鉴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己和调整与周围人际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他提出举止要稳重,说话要谦虚谨慎,更要其“终身牢记,无一刻可忽”.在另一封家信里,他对弟弟说,自己享受这么大的名分是受之有愧的,故每时每刻都不敢以此为资本向人炫耀.这里,曾国藩以平缓的语调道出了生活哲理：人贵有自知之明.失意时多看自己的长处；得意时多看自己的短处.这就叫做胜不骄,败不馁.1854年曾国藩44岁,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但是他比一般人能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处境.他认为自己是名实不副,“故不敢稍涉骄奢”.同时要求子弟俭于自奉,满招损,谦受益,不可倚势骄人.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谦虚呢?他提出的方法是戒“长傲”、“多言”.此乃人生的两大凶德.一般地谨言慎行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要自省、自知.他认为人应当认清自己的角色,虚心向下,这样谨言慎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最后,他认为,为人要浑厚.关于“浑”,他说,“大约与人纷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的问题上,不可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因此,曾国藩在家书中也屡屡提到“处世为人理应与人为善”；“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不要苛求别人,要求大同,存小异. 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是“慎独”,这在家书里也有提及.另外关于勤俭方面的内容也随处可见.曾国藩重视修身,以至于不惜舍身卫道,正是由于立志、反省等修养,才具备了同时代人不具备的一些精神素质.
采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