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学说往事：科学证据是必要的吗?

哥白尼学说往事：科学证据是必要的吗?
哥白尼学说往事：科学证据是必要的吗?

哥白尼学说往事：科学证据是必要的吗?
载《新发现》杂志2012年第10期
科学外史（76）
江晓原
　　教师在课堂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时,通常也会描绘一些相关的历史图景,不过这种图景往往不是真实的,而是根据“教学需要”建构起来的虚假图景.人们相信,这种图景对于学生尽快掌握教师所要传授的知识是有利的.
　　在这种图景中,一个科学理论之所以会获得胜利,必定是因为它得到了实验（或观察）的证实——也就是它被证明是“正确的”.例如,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并预言：远处恒星的光线在到达地球被我们看见的路程中,如经过大的引力场,就会偏折.在1919年发生日全食之后,世人普遍相信这个预言已经由爱丁顿爵士在日食观测中证实了（现在我们知道这并非事实）,于是广义相对论被证明是正确的.教师在课堂所描绘的图景中,科学学说的胜利普遍遵循上述模式.
　　哥白尼学说的提出及其胜利,被认为是近代“科学革命”的第一场大戏,真是“革命如此多娇,引无数学者竞折腰”,许多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大家都对“哥白尼革命”专门下过功夫.可是偏偏在这个哥白尼学说的胜利问题上,教师们如果不想歪曲事实,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因为哥白尼学说的胜利之路,明显违背了上述普遍模式.
哥白尼无法回答的诘难
　　哥白尼的日心说,是一个和人们的日常感觉直接冲突的学说,因为它断言太阳静止在宇宙的中心,我们每天看见的太阳东升西落,和太阳在黄道上的周年运动,实际上是我们地球自转并围绕着太阳旋转造成的现象.而哥白尼学说打算取代的,是已经被世界广泛接受的托勒密地心说,它主张地球静止在宇宙的中心,这与我们的日常感觉完全相符.
　　按照常理来推想,一个与人们的日常感觉明显冲突的学说,要取代一个长期被广泛接受而且与日常感觉完全相符的学说,显然特别需要实际的观测证据来证明它的正确性.可是在哥白尼提出他的日心学说时,关于这一学说的任何实际观测证据都还没有出现.
　　事实上,古希腊的阿利斯塔克早就提出过日心地动的学说了——当然他未能作出哥白尼那样的系统论证.日心地动学说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认可,是因为始终存在着两条重大的反对理由.对于这两条反对理由,哥白尼本人也未能给出有效的反驳.
　　由于自古以来,天文学家从来没有观测到恒星的周年视差,这就成为对日心地动学说的致命反证——无法证明地球是在绕日公转的.在哥白尼学说问世之后,第谷·布拉赫的天文观测被欧洲公认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精度,他也没有观测到恒星的周年视差.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只能强调恒星非常遥远,因而周年视差非常微小,无法观测到.这确实是事实.但要驳倒这条反对理由,只有将恒星周年视差观测出来才行.
　　第二条反对理由,被用来反对哥白尼学说中地球的自转,也是从日常感觉出发的：如果地球真的在自转,那我们垂直向上抛掷一个物体,它落回地面的地点,应该偏向上抛位置的西边.或者换一种更简单的实验：从桅杆顶端垂直落下一块石头,石头落地的位置应该在桅杆西边一点.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观测不到任何这样的效应.
迟来的科学证据
　　哥白尼学说的那两条致命伤口,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终于慢慢愈合了.
　　小的那条伤口愈合得早一些,到17世纪伽利略阐明运动的相对性原理,以及有了速度的矢量合成之后,得到了合理解释：由于地球在自转,所以石头从一开始就拥有向东的横向速度,垂直和横向速度的合成就使得石头落回原处.
　　大的那条伤口,用了更长得多的时间才得以愈合.随着望远镜的广泛应用,人们可以观测到更为微小的差值,1838年,F.W.贝塞尔终于观测到了恒星天鹅座61的周年视差.哥白尼当年的解释,至此可以成立了.
　　不过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另一个支持哥白尼学说的证据.1728年,J.布拉德雷发现了恒星的周年光行差（annual
aberration）,作为地球绕日公转的证据,这和恒星周年视差具有同等效力.罗马教廷在30年后取消了对哥白尼学说的禁令（1757年）.所以,严格地说,哥白尼学说最早也要到1728年才得到了科学的证明,才可以被承认为一个正确的学说.
“先结婚后恋爱”
　　托马斯·库恩（T.
Kuhn）在他的力作《哥白尼革命》中指出,哥白尼革命的思想资源,是哲学上的“新柏拉图主义”.出现在公元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哲学派别,他们“只承认一个超验的实在”；他们“从一个可变的、易腐败的日常生活世界,立即跳跃到一个纯粹精神的永恒世界里”；而他们对数学的偏好,则经常被追溯到相信“万物皆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当时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人,从人文主义那里得到了两个信念：一、相信在自然界发现简单的算术和几何规则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二、将太阳视为宇宙中一切活力和力量的来源.
　　“革命”本来就包含着“造反”的因素,即不讲原来大家都承认的那个道理了,要改讲一种新道理,而这种新道理是不可能从原来的道理中演绎出来的——那样的话就不是革命了.科学革命当然不必如政治革命那样动乱流血,但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不革命,那么满足于在常规范式下工作的天文学家们,只能等到布拉德雷发现恒星周年光行差,或等到贝塞尔发现恒星周年视差之后,才能够完全接受哥白尼日心体系.然而这并不是历史事实.因为在此之前,哥白尼体系实际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因此哥白尼革命的胜利,明显提示我们——科学革命实际上借助了科学以外的思想资源.
　　在这场提前获得的胜利中,科学证据不是必要的.开普勒、伽利略等人基于哲学理念而对哥白尼学说的接纳（例如,开普勒的“宇宙和谐”信念,就与新柏拉图主义一脉相承）,类似于“先结婚后恋爱”——先接受这个学说,再“齐心合力将转动的马车拉到目的地”（开普勒鼓动伽利略的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