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间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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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多了什么

天地间多了什么
——龚鹏程《四十自述》读后杨传珍龚鹏程先生的影响,目前还限于学界,但可以预言,他的影响将溢出上庠,对公众的精神状态产生积极影响.在传统文化处在启示录式的时代,龚鹏程为华夏文明注入新质的勇气、姿态和过程,对当今和后世,都有着难得的启示.龚鹏程为什么会成为龚鹏程,又是怎样成为龚鹏程的?《四十自述》坦言道出了他的心路历程和探求方法.可以说,《四十自述》是一位身处王纲解纽、学林失范时期的建设者“向着理想生成”的心灵史诗.
按说,四十岁还不到写回忆录的年龄.这个时候的学人,必然置身学术红尘、无法退出是非场域,许多经历和感悟,不宜于坦言道出.可是,龚鹏程却以饱满的生命激情和特立独行的学术勇气,写出了27万字的自述公之于世,以反省强化自信,在梳理个人往事中为来者举烛披荆.
早在在大学时期,龚鹏程就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见识.老子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前人理解为,天地是不仁的,把万物视为草狗.这显然不符合老子的一贯思想.可是,《道德经》里的白纸黑字,不容置疑.龚鹏程从文字学入手,考证出古代“仁”和“忍”相通,指出,老子所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应该读为“天地不忍以万物为刍狗”.这样一来,两千多年的难题,被龚鹏程轻易解决,而难得的是具有学理依据.同样的例子还有对《庄子·齐物论》中“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的解读.“图”字有谋划、贪图、意图等意义,如果照此理解,这句话就是“显露圆滑多智的样子,是圣人所图谋的”.联系下句“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以及庄子的一贯思想,这“滑疑之耀”,应该是圣人所批判的,起码不是圣人所图谋的.前人为了解决一矛盾,把“圣人之所图”解释成“圣人所不图”.可是,这个“不”字,是武断地加进去的.如果阅读典籍遇到不通之处,就随意增删字词,那就违背了学术规范,属于公开篡改.龚鹏程通过一番训诂,认为“圖”是鄙的本字.这样,把“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读作“滑疑之耀,圣人之所鄙也”,就前后贯通了.
清人章学诚说：“记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章氏遗书·九》）《四十自述》记述了龚鹏程在淡江大学求学时的阅读.龚鹏程对中国文化是敬畏的,这决定了他的阅读不是居高临下的把玩,但他一刻也没有诚惶诚恐地跪在先贤面前接受教化.他以平等的心态与古人亲近,接受传统精神的滋养.同时,他在吸收前人营养的过程中,随时跳出经史文本及其注疏营造的神圣迷阵,直视本质,时刻提醒自己对此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判断所谓经典在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中能够占据什么位置.这样,阅读过程就成了鉴别真伪、区分高下、丰富学养、建构体系、发现他人误区的综合过程.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阅读,使他与华夏文化的精华部分融为一体.在这个维度里,回顾晚清以来传统文化之裂灭,审视学界之昏懵,追问其原因,一个立足传统却有别于传统的文化学者诞生了.
获得台湾师大国学博士学位之前的龚鹏程,其交游范围还限于学界,但他对世事的洞察与感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可是,他虽然拥有了透视物情本质的能力,却没有失去天真,这正是他创造力旺盛的原因所在,也是学术良知与学术勇气伴随的根基.《四十自述》卷三《试剑》章,记述了作者发表对台湾“国家文学博士论文内容与方法评析”引发的学界地震.这场风波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两岸学者对中文系教学和学位论文选题的弊端已经有了公认,笔者读了这段文字,仍然佩服龚鹏程的见识与勇气.
一个民族的精神质量,既来源于先人留下的经典,也取决于当代学人对经典的阐释.我们在坚信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前提下,不能忽视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中,掺杂了一些假知识和坏知识,更不能忽视学林中活跃着知识骗子和学术蠹虫.基于此,我们的精神深处,就隐藏着误读传统而形成的病灶,它不仅对人的价值判断具有破坏力,而且决定着对文化的“前理解”,使接受呈现着择劣趋势.这样的效应开始发生在有话语权的“先知”之中,经过几代人的滚动,假知识和坏知识及其派生出来的认知范式,进入公众的“集体无意识”,成为“常识”.少数学人的病源,一旦蔓延出去,就会使那些主观上敬畏传统、以复兴优秀传统抵制礼崩乐坏为己任的担当者,把良知与热情投注到扩散病灶的悲剧中去.
说到这里,让我们抛开偏见,冷却情绪,理性地正视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境况,你会发现,“五四”一代学人,因为在传统文化中浸润已久,当古老中国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洗礼时,为了应对挑战,没作审慎考虑,就以发达国家的军事、经济为座标,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轻率的否定.这种声音,借助政治因素,压倒了维护传统的主张.结果,时代弄潮儿对西方强盛源自民主科学和工具理性的渲染,只是提高了国人的物欲,加重了文化自卑,更使学界染上了急功近利的恶习.这种恶变,借助20世纪的传播技术,由精英弥漫到民间；学术研究的职业化,使某些靠人文学科吃饭的人,组成了利益共同体；研究方法的不断引入,使得精妙战术用于错误战略成为可能.这样的胡闹,最终成为习惯,成为规范,靠此安身立命的职业人,或者没有反省意识,或者没有反叛的勇气,或者不具备扭转的力量,大家浑浑噩噩,心照不宣,太平无事.套用孟子的话说,为学不难,不得罪巨室.
龚鹏程与生俱来的心理素质和能动阅读,扩展出了他的器量,大的器量与使命感结合,决定了他的学术勇气和对世故不屑一顾的澄明心境.这个在生命深处奔涌着经世豪情的文化担当者,洞观了传统精神已经析出大众意识、与学林早就貌合神离的严酷事实,于是作出了一系列惊天动地之举.这自然会激怒整个群体,而群体的情绪又容易陷入非理性.龚鹏程置身自己点燃的烈火之中,以法眼俯瞰历史走向,用最自信方式,把回应的心力专注于学问,以继续建设证明自己的正确,没有滑入以耗散生命作无谓之争的怪圈.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在民族文化受到剧烈挑战的历史关头,对传统负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常常会作出两种选择：一是以悲剧英雄的姿态,维护和保存传统,把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一是充当外来文化过滤器的角色,选择、引进、驯化、改造外来文化,植入民族文化的肌体当中,使传统文化在适应历史变局中不致彻底流失.汤因比认为,这两种知识分子同样可贵.可是遗憾得很,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华夏文明所受到的挑战不能说不剧烈,但是,汤因比所说的两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却没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改变中华文化景观的,却是另外两种知识分子：革命家和新儒家.实践证明,这两种人都没给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活力,当然也就不能使民族文化在20世纪的大洗牌中赢得应该有的席位.
由于新儒家和革命家与汤因比所说的两种知识分子在外观上相似,历史阴差阳错地接纳了他们.这些人不仅占据了历史舞台,而且还结成神圣同盟,联手封住了不同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要给中华文化带来真正的复兴,知识分子必须选择汤因比没有想到的第三条路,这就是,剥离陋儒俗儒们给传统文化加上的层层包装,扭转学界已经习惯了的范式,以历史性和世界性的眼光,发现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有活力的因素,激活,凸显,让异化的复归原本,羸弱的强壮,已经死亡的获得再生,使精神传统的精华部分,将恶劣文化与虚假文化的混合体取代.这,就是龚鹏程的使命,也是他在《四十自述》中所宣称的理念.事实上,他始终为实践这一理念进行着艰辛的努力.
在总体基调上,龚鹏程是一位严肃的文化学者,但他有着深浓的诗人气质,是没有遭受技术理性分割的完整学人.在撰写学术专著时,他不得不囿于学术规范,行文中只好限制灵动,让位于逻辑表达.在《四十自述》中,作者蕴藉的诗性风格得以尽情发挥.所以,这部启示录式的自述,又是一部诗情洋溢、可亲可感的美文.本书以记述作者的学术活动为主干,审视广阔的文化走向,吐纳学林风云,臧否杏坛得失.作者充满自信地指点文化江山,对传统文化的裂灭发出痛心疾首的呐喊.同时,对佯装学术大老的冬烘极尽讽刺挖苦,畅快淋漓地扫荡学林中的枯枝败叶.最为可贵的是,作者以自省为基点,坦诚言说自己的治学方法、策略、境界,他捧给读者的,既是作为研究成果的“鱼”,更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渔”,是试图改观学界现状和文化走向的设想,是终究要在他人心中发芽的学术种籽.用朱熹老夫子的话说,《四十自述》使“天地间多了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