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生平简介

唐代诗人白居易生平简介
唐代诗人白居易
生平简介

唐代诗人白居易生平简介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哪《琵琶行》、《长恨歌》等也极有名.
　　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瑟瑟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后世词人如欧阳修、张先、杨慎,都极为赞赏.
　　白居易生平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犯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