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仅次于赵匡胤的第二好皇帝是宋太宗还是宋仁宗?

宋朝仅次于赵匡胤的第二好皇帝是宋太宗还是宋仁宗?
宋朝仅次于赵匡胤的第二好皇帝是宋太宗还是宋仁宗?

宋朝仅次于赵匡胤的第二好皇帝是宋太宗还是宋仁宗?
宋仁宗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嘉祐四年（西元1059）,这时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1010—1063）四十二年不识兵革.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 　　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 　　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 、《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 　　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宫中福宁殿.遗诏中说：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 　　宋仁宗於公元一〇二二年继位,一〇六三年去世,在位四十一年.其中刘太后临朝听政十一年,自己亲政三十年.他求治心切,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法,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才能富国强兵.可是做了长期准备工作的「庆历变法」很快就失败了. 　　对於皇帝,我们也不能只凭成败论英雄.这位仁宗皇帝确实是有不少事情没有做成,但是他一辈子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孜孜不倦地做下去,这也很不容易.他还没有亲政,就发现了范仲淹是个人才,总想加以重用.「庆历变法」失败,他并没有灰心,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在西北边疆战事不利之时,在南方获得一次大捷,也足以振奋人心.在狄青受到排挤而去职之后,他又支持包拯在开封府秉公执法,反对权贵横行.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为知制诰,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们还能说他没有作为吗? 　　其实,作为一个皇帝,不需要他自己去做什么具体的事,只要他能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长期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执法公平不出或少出冤假错案,让老百姓能过和平安定的日子,这就很不错了.中国的老百姓是善良的,又是勤劳的,他只要有口饭吃,不饿肚子,又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让他生产,让他创造,不需要任何人督促,他就会埋头生产,耐心创造.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宋代官员待遇比较优厚,退休之后能够优游林下,吟诗作文.这种厚禄制度,使得官员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创作,所以文学艺术,成果累累,能够流传万世.宋代以科举取士,政府官员都是文学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事,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 　　中国的几大发明中,能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於仁宗时代. 　　公元一○四一至一○四八年的仁宗庆历年间,淮南路蕲州蕲水县（今湖北英山县）的布衣毕升发明了「陶活字印刷术」,他是印刷工人出身,自然是无官无职的老百姓.正因为当时文化事业发达,有大量印书的需要,才促成了这样一件重大发明.不久,山东农民王祯又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无锡布衣华燧又发明了「铜活字印刷术」.以后,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越南,十五世纪传入欧洲,德国第一次用活字印刷《圣经》是公元一四五六年,比毕升时代晚了四百年. 　　火药用为武器,首先记载於《武经总要》一书,这是由仁宗时代曾公亮、丁度等人编纂的.从此,世界就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南宋的虞允文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就曾经使用过霹雳炮. 　　仁宗时代的进士沈括是个博学多才的大科学家,他对天文、历法、物理、数学、医学、音乐无不精通,而最重要的发明,则是用於航海的指南针.公元一一一九年,宋代朱彧在《萍州可谈》一书中写到,当时广州的海船出海,遇到阴雨,就用指南针指示方向,这是个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是朝南而微微偏东.他把指南针的偏向,叫做磁偏角.英国人到了十七世纪才发现这种现象,比沈括时代迟了四百多年. 　　过去我们读历史,总难免会有一点势利眼光,认为要做出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才能算是大英雄,没有把零零碎碎的事情放在眼里.现在把宋仁宗一生一世所作所为认真梳理一下,觉得他所做的事还真不少.而且,那么多的旷世奇才都涌现在他那个时代,那么多的发明创造也都出现在他那个时代,这难道不是他的功劳,这难道不是他的贡献!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中间,没有第二个皇帝能在这方面和他相比.请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刮目相看,对他这个历史人物再作一次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