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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的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理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他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宰我欲去三年之丧,他斥之为“不仁”（《阳货》）.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进行了讥刺贬斥.
“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政治上,他反对使用强制性的刑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
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实上,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
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
1.1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了“正己”的要求,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好坏.因此,他对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是“正”.当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这就是古代的所谓“典范政治”的基本要求.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与下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由修己到治人的连续过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在孔子看来,修己为为政之本.安,就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稳定.社会何以能稳定?不是靠压迫和欺诈,而是要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礼乐刑政一整套东西.朱熹注云：“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可谓深得圣贤旨意.
1.2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这就是有名而也有误解的那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到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对于“克己”的“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释为“胜”、“克制”,一是释为“能够”、“堪能”.从《论语》的有关论述看,把“克”解释成“克制”似乎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孔子自己对“克己”自有一套论述的.
在他看来,“克己”的一种方式是“约”,即约束.《里仁》云：“以约失之者鲜矣.”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这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朱注：“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颜渊》）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朱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可见孔子是从学与礼的相反相成中来谈的,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与“克己复礼”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
“克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戒”.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的误区.孔子在回答樊迟问如何“辨惑“时,讲的不是分辨是非之道,而是自戒.他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克己”还要自省、自责、自讼.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朱注：“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前者是积极的向善,后者是消极的自防.曾子还更明确地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朱注：“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是说曾子注重内在修养,事事反求诸己.反省,是人的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经常反省,有错改之,无错则免.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但一般人很少有自责精神,孔子感慨地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
孔子“克己”最彻底的要算“不争”、“无争”了,这与道家思想甚为接近,是早期儒道关系还不紧张时手道家的影响,也说明儒道思想的有同一的一面.子曰：“君子矜而不争,当而不群.”（《卫灵公》）这是辨证而正面的要求.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可见,不争也不是绝对的任何如何竞争,而是认为应有正当的符合礼乐文明的“争”.
1.3 孝悌是修己的又一基本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这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与政治相通,因此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答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注：“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的根本.那么,如何做到孝呢?一是合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生前死后都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即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的感情,不然,与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
1.4 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
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样由己及人,人己对待.对己,要求“克己”；对人,要求“爱人”.二者统一于“仁”之中,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
1.5 以“仁”的精神,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既深且巨.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
他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其中”（《尧曰》）,反对“过”与“不及”.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又问：“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所以《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者讲的都是排除固执主观成见,尊重客观事实.《子罕》还载孔子的话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指的 就是 引导人们排除认识上的片面性,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子路》）.他所谓“和而不同”,就是指不同事物之间,不是单纯的一方依顺另一方,而是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关系的和谐与统一.
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由其弟子有子陈述出来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礼”本来是用来显示不同等级之间人们身分差别的,强调“和为贵”,就是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脱离开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内涵,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
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他曾经感叹地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B、 教育思想.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据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这一点未必属实,但孔子弟子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这却是事实.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这样,孔门中的弟子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入师门后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也有这样的情况,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门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有这样一个故事,比较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的资格的看法.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人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诲人不倦”而引以为自豪.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C、 文艺思想.
“思无邪”说
出处《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 说的是文艺批评标准,是指《诗》的思想内容具有雅正的特点.从审美方面看,“思无邪”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兴观群怨”说
出处《论语·阳货》,指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朱熹解释为感发意志,托物兴辞；引人联想,催人振奋.
“观”：观察社会,反映现实,考察政治、人心的得失.
“群”：使人和谐、团结.
“怨”：美刺现实,批判社会不良现象,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
“辞达”说和“文质彬彬”说
“辞达”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辞,达而已矣.
“文质彬彬”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2、《论语》的文学特点.
《论语》多为简短语录,辞约义丰.语言的深刻平实、含蓄隽永使《论语》成为先秦说理散文的主要形态.
有的章节能够通过言谈举止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论语》只记录了孔子广告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 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论语》中的孔子是一位思想深沉、举止端方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形象,此时的孔子还没有走上神坛,还没有被神化,因此《论语》中所表现的孔子不但是一位“圣人”,更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儒者.（见《先进》篇中“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
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联盟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
《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 的道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