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的什么政策导致的清朝衰落

嘉庆的什么政策导致的清朝衰落
嘉庆的什么政策导致的清朝衰落

嘉庆的什么政策导致的清朝衰落
乾隆时期,凭借康熙朝奠定的雄厚国基,经历雍正13年间的励精图治,清朝统治达于极盛.嘉庆朝上接乾隆之盛大,下连道光之衰微.它既有盛世的余辉,也呈露了衰世的迹兆,是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相对安定、尤其是清廷封建文化专制的桎梏、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乾嘉时期,考据学风笼罩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形成了以考经证史为基本内容的乾嘉学派.乾嘉时期的思想界,虽然出现了一些持有卓见的思想家,但总的来说,是万马齐喑,一片沉寂.
乾嘉时期,中国貌似强大,实乃黄昏夕阳.而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全力向外扩张.古老的中华帝国受到了更加猛烈的冲击.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势力、无孔不入的西方文化,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怎样的对策?其作用如何?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闭关自守的海外政策
1、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大国,在亚洲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占有重要的国际地位.它与四邻各国的关系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这种关系下的国际往来只能是朝贡与赏赐.中国又是一个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重农轻商是它的基本国策,海外贸易不受重视.
清朝建立之后,清政府继承了传统的宗藩观念,在处理对外事务中,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政策.顺治初年,清廷因政权初建,战事频仍,无暇顾及对外贸易.顺治十二年（1655年）,为了对付海上的抗清力量,断绝他们的粮食物质供应,清廷下达了不准擅自出海的命令.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下达了迁海的命令,将沿海居民强迫迁往内地,厉行海禁.
清初的禁海令及迁海令,是清政府出于军事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属于对内政策的范畴.但是,它客观上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外商品交流受到影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了台湾,清除了海上最大的反清据点,为废除海禁创造了条件.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开海贸易.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先后在江苏上海、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广东广州设立四个海关,负责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从此,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开海贸易促进了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繁荣,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引起了统治者的不安.他们担心人和船出海不归,对其统治不利.他们也对西方国家怀有疑虑,担心洋人觊觎中国领土.因此,他们既允许对外贸易,又采取种种限制措施.
雍乾时期,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恍如隔世,把前来贸易的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但对它们在海外的殖民活动时有所闻,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清政府采取以防“夷”为第一要务的对外政策,尤以防范“海夷”为重点.在对外贸易上,仍然贯彻康熙中后期所推行的严格限制下的开海通商政策.既允许本国商人出海和外国商人进口贸易,又增加了许多限制和管理条例,把贸易尽可能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以便防范、管理和约束.
2、英使访华与清廷的对策
18世纪后半期,英国进入了产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稍后,美国、法国在经过独立战争和资产阶级革命后,也进入了与英国产业革命大体相似的过程.产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庞大的生产力带来了原料需求的激增和市场拓展的要求,使西方各国更加积极地推行对外侵略与扩张政策.作为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又在印度站稳脚跟的英国,开始成为西方各国入侵中国的急先锋.
为了打破清朝的种种限制,扩大对华贸易,同时也是为了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估计中国的实力,为英国殖民主义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使团出访中国.
嘉庆七年（1802年）,英国兵船以防止法国侵占澳门为由,来伶仃洋面,准备登陆,被两广总督劝阻.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军又借口对抗法国,恣意侵入我国领海,并强行登陆,占领澳门的东望洋、娘妈阁、伽思兰三炮台.两广总督吴熊光要求他们早日撤离,并下令停止贸易逼其就范.英军不但不撤,反而变本加厉,驾兵船三艘闯入虎门,进泊黄浦.同时,英印总督续遣兵船东来,先后抵澳共有13艘,登陆兵丁增至760名.嘉庆帝得知后极为恼怒,明确指示：“边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10] 吴熊光立即调集官兵,封锁澳门,防守黄浦等地.在广东地方当局的强硬措施下,英船被迫撤离黄浦.第二年年初,英军离澳西返.
英军强占澳门,进驻黄浦,引起清廷极大震动.他们一方面将广东大吏予以罢免或遣戌,一方面调派得力大员加强领导和监督,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嘉庆十四年（1809年）,新任两广总督和巡抚拟定了《民夷交易章程》,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主要内容除强化对在澳葡人与华人的管理外,各国护货兵船概不许擅入十字门及虎门各海口,否则停止贸易,即行驱逐；外商销货归本后,不得在澳门逗留,如有行欠不清,止准留司事一二名在澳过冬清理,并将姓名造册申报.嘉庆十九年（1814年）,两广总督又议定《酌筹整饬洋行事宜》（《整饬夷商贸易九事》）,进一步强调各国护货兵船不许驶入内洋,护货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倘敢抵抗,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11]
军事试探失败之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主要任务是：争取让英商在广州获得更大的权益；保障东印度公司的权利；英商有权自由与当地商人交易；中国官吏不得任意闯入公司商馆；英人有权雇佣华仆；允许让一个英国人驻在北京,或者以中文缮陈意见；商馆人员有权以中文向中国官府陈述意见等等.
由于嘉庆帝已经知道上次英使来访的目的,又目睹了近年来英人的一系列不法行为,对阿美士德使团疑虑丛生,一开始就采取了防范措施.他令直隶总督：“一闻贡船抵津之信,即行驰往照料,如该贡使向该督言及有恳请赏给口岸贸易,如上次请于宁波互市等事,该督即先行正词驳斥,以天朝法度森严,不敢冒昧奏请,绝其妄念.”[12]
使团刚到天津,觐见清帝的礼节又成了争执的焦点.嘉庆帝要求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政府曾指示阿美士德可便宜行事.副使斯当东则坚决反对跪拜.他是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之子,曾随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阿美士德听从了他的意见.接待使臣的清朝官员不敢将实情上奏,谎称英使已同意行中国之礼.嘉庆帝十分高兴,决定在圆明园接见英使.清朝官员自作聪明,带领英使赶往圆明园,希望在英使疲劳无备的情况下仓促入宫,草率成礼,蒙混过关.不料,英使识破这一计划,不肯屈从.嘉庆帝已经登殿,准备受礼,英使却拒绝进宫行礼.清朝官员极为狼狈.嘉庆帝十分恼怒,下令遣送英国使团回国.
阿美士德的访华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比马戛尔尼的失败更惨.他到达了北京,却连皇帝也没有见到,因此他不仅没有完成英国政府的使命,而且连提出要求的机会也没有.英国政府派他访华是希望博得清朝对英国的好感,趁机取得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然而,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切化为泡影.中英两国的关系不仅丝毫未能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进一步加深了清廷对英人的戒备心理与敌对情绪.英国政府大失所望,认为用外交方式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从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放弃了和平外交的方式,逐步地形成了用武力摧毁清廷的闭关自守的炮舰政策.而清政府仍然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沉睡不醒.
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
嘉庆年间的禁教措施
嘉庆年间,天主教的暗中流传仍然相当严重.嘉庆十年（1805年）,德天赐案发生后,清廷得知京城和各省均有传教活动,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教措施.
德天赐是意大利传教士,乾隆年间来华,以技艺之人进京效力.嘉庆九年（1804年）,他将一张中国地图和信件交给中国教徒陈若望,托其带往澳门.陈若望南下路经江西时,被官府抓获.九年十二月,江西巡抚将此事上奏.十年正月,德天赐被捕.据他供认：“图内所开地方,俱有民人在我们各堂习教.因各堂规矩不同,恐到京时争论,所以分别标记.”[25] 他还供认：北京天主堂有南、北、东、西四堂,四堂共有先生8人,分赴外省传教.京城中有许多教徒,旗人中也有不少人入教,畅春园看门人汪茂德也是教徒.这个情况令清廷大为震惊,下令追查,严行禁教.
首先,清廷抓获并处罚了与德天赐案有关的所有习教传教人员,将陈若望、汪茂德等人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德天赐解往热河,在厄鲁特营房圈禁.
接着,四月十八日颁布上谕,严禁西洋人刊书传教,明确指出：“京师设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参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乃各堂西洋人每与内地民人往来讲习,并有刊刻书籍私自流传之事.……嗣后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查,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民人往来交结.”[26]
五月,嘉庆帝决定订立章程,对京城传教士严加管束.他谕道：“向来西洋堂事务俱派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而历任该管大臣等不能实心经理,其派委之司员亦不常川稽查,大率有名无实.即如近日德天赐等妄行刊书传教,煽惑旗民,此皆由历任该管大臣官员等平日不能认真查察,以致伊等敢于私通书信,往来交结.现在管理西洋堂事务之常福著无庸兼管,改派禄康、长麟、英和管理.其如何设立章程,严加管束之处,著禄康等悉心妥议具奏.”[27]
禄康等遵旨而行,制定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这个章程共10条,对传教士的活动作了种种限制.嘉庆帝批示：“依议.”[28]
为了彻底杜绝天主教的暗中流传,嘉庆帝不仅批准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而且于十六年（1811年）详立治罪专条,严加惩处.明确规定：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民众,确有实据,为首者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著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失察官员降级调用.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人必须严加约束,禁绝与旗民往来,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国,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29]
在严定科条,大加惩治的同时,嘉庆帝还加强了教化的力度.他要求各省学政撰写禁教文论,“剀切化导,其词无取深奥,但为辨其是非,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使家喻户晓.”[30]
按照这个要求,湖北学政朱士彦写了《辟西洋天主教说》,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百姓劝说道：“天主教惑世诬民,不许施行,现在禁民习教尤严,犯者罪在不赦.在尔等愚民自以为天主教劝人为善,与邪教不同,不知西洋人诱人入教,设心最为险恶.其意总在叫人一切不认得,心心念念,止有一个西洋人.又说止要灵魂升天堂,肉身无关紧要.正是叫人甘心情愿替他出力,死而无悔.所编造的经卷,都是从来没有的事,不过借佛书的话编来哄你们的,亦有仿照邪教的事.至于西洋人每年给尔等银两是何居心?西洋人到尔家内与官长无异是何道理?从前西洋人在噶尔巴行教,后来要夺噶尔巴；在吕宋行教,又要夺吕宋；在日本国行教,被日本国人识破,于海口岸上铜铸天主跪像,上岸者不踩踏天主像,罪即不赦.此皆从前西洋人做的坏事,尔等朝廷良民,稍有知识何故被其愚弄,自取罪戾?兹不惜苦口,为尔等一一剖示.”[31] 嘉庆帝在他的奏折上批示：“所论俱是.家喻户晓或可挽回,亦政治之一助也.”[32]
对西方传教士的使用与限制
1、传教士进京的程序与管理
在严行禁教的同时,清廷明确宣布：“西洋人精于历法,国家用之.”[33] 保留了任用传教士的方针.他们一方面允许有技艺的传教士进入北京,用他们的科学技术为封建王朝服务；一方面对传教士保持警惕,采取若干限制措施,不让他们任意发展.
乾隆帝的做法是：首先,坚持康熙帝的原则,只有愿意长期留居、永不返回西洋者才可进入中国.他曾明确指出：“向例西洋人赴京效力之后,即不准其复回本国.近来在京西洋人内,竟有以亲老告假者,殊属非理.伊等既有亲侍养,即不应远涉重洋,投效中国.若既到京效投,自不便复行遣回.均当慎之于始.”[34]
其次,对于符合进京条件的传教士,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申请、奏报、批准、护送进京的程序.来华传教士为了能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煞费苦心,进献奇器；极尽巧思,制造奇器,以博取清帝的好感,换取清帝放宽对传教活动的限制.西洋奇器是他们在华传教的重要工具.康熙帝尚能通过这些奇器看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他最感兴趣的是科学仪器.乾隆帝则不然,对西方科学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清宫里的做钟处蜕变为他的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清朝的王公贵族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奢侈享乐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
对西方科学的吸纳与排拒
1、对西方建筑科学的引进
在圆明园的长春园内,有一个西洋楼区.它是在耶稣会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人的设计下建成的.它是我国皇家宫苑中第一次大规模仿建的西洋建筑群和园林喷泉,既着重突出西洋形式,又糅和了中国特色,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2、对西方测绘技术的采用
康熙主持测绘的《皇舆全览图》,虽然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但是,它还不是完整的全国实测地图.因为当时新疆等地尚处于地方势力的割据之下,清廷的测绘人员无法前往.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取得了平定准噶尔战争的胜利,测绘新疆地图一事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3、《四库全书总目》对西学的评价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在编纂过程中,四库馆臣又作《四库全书总目》,对收录和存目的书籍都作了介绍和评论 .乾隆曾经说过：“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披阅厘正.”[71]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代表了清朝官方及乾隆帝的思想.
据初步统计,《四库全书总目》一共评介了37部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及其协作者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收入了《四库全书》,有的仅为存目.考察《四库全书总目》对这些著作的评价,有助于我们认识清朝官方对西方科学的态度.
对西方天文历算的赞赏
《乾坤体义》是利玛窦的一部科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充分肯定了此书的新颖之处,认为：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下卷皆言算术,“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
《表度说》是讲立表取日影,以知节气时刻之书.《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道：“是书大旨言表度起自土圭,今更创为捷法,可以随意立表.”书末“言表式表度,并节气时刻推算之法,绘画日晷术,皆具有图说,指证确实.”
《天问略》是与《表度说》次第相承,互为表里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是书于诸天重数,七政部位,太阳节气,昼夜永短,交食本原等,“皆设为问答,反复以明其义.末载朦影刻分表,并详解晦朔交食深浅之故,亦皆具有图说,指证详明.”但是 ,该书“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 “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这一段评介充分体现了清朝官方“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思想.
《简平仪说》论述了天文观察仪器简平仪的原理及其使用方法.《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盖是仪写浑如平,如取影于烛,虽云借象,而实数出焉.弧三角以量代算之法,实本于此.今复推于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也.”
《新法算书》是明末清初中西学者合作编撰的西洋新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这部新历,“有解,有术,有图,有考,有表,有论,皆钩深索隐,密合天行,足以尽欧罗巴历学之蕴.”
《圜容较义》为利玛窦授,李之藻撰.《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其书虽明圜容之义,而各面各体比例之义胥于是见,且次第相生,于周髀圆出于方,方出于矩之义,亦多足发明焉.”
《几何原本》是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的一部科学名著.《四库全书总目》高度评价道：“此书为欧罗巴算学专书,且利玛窦序云,前述后作,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得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类.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是以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二、对西方机械科学的好评
《奇器图说》是传教士邓玉函与中国学者王征合作的成果,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洋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的书.[72]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西洋）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总目还对王征自撰的《诸器图说》作了好评,明确指出：“《诸器图说》,凡图十一,各为之说,而附以铭赞,乃征所自作,亦具有思致云.”
三、对西方水利科学的嘉许
《泰西水法》是一部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称“是书皆记取水蓄水之法.”第一卷为龙尾车,用挈江河之水；第二卷为玉衡车,用挈井泉之水；第三卷为水库记,用蓄雨雪之水；第四卷为水法附余,讲寻泉作井之法,并附以疗病之水；第五卷为水法或问,备言水性；第六卷为诸器之图式.总目又对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进行了比较,对水利之学作了较高的评价.明确指出：“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
四、对西方文化教育的论述
《西学凡》是一部介绍西方教育的书籍.四库馆臣注意到了这部书,虽然未将其收入《四库全书》,但予以存目,并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作了介绍,认为：“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 “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
《西儒耳目资》是一部语言文字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欧罗巴地接西荒,故亦讲于声音之学.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求,故体例颇涉繁碎,然亦自成其一家之学.我皇上耆定成功,拓地葱岭,钦定《西域同文志》,兼括诸体,巨细兼收.欧罗巴验海占风,久修职贡,固应存录是书,以备象胥之掌.”
五、对西方地理科学的贬抑
《职方外纪》是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地理学著作,有助于当时人们认识世界.《四库全书》收录了这部书,总目对此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认为：“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不过总目又指出：“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坤舆图说》的情况与此类似.《四库全书》收录了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作了介绍.同时,总目又将此书与《神异经》相比附,怀疑它是剽窃了中国古书而编造出来的.指出：“疑其东来之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不过,总目又承认：“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因此决定“存广异闻.”
《西方要纪》没有收入《四库全书》,仅为存目.总目评价道：“此书则康熙初年所述,凡二十条.专记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大抵意在夸大其教,故语多粉饰失实.”
六、对“西学中源”说的阐发
《四库全书总目》虽对西方科学作了较高评价,但又认为这些新法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科学有些类似.例如在评价《乾坤体义》一书时,《四库全书总目》就指出：“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73]
总目还进一步论证了“西学中源”说,在多种书籍的提要中阐明了这一观点.例如在评介《周髀算经》时,总目对西法与中法作了比较,认为：“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74]
在评介《浑盖通宪图说》时,总目还引用梅文鼎的观点,再次宣扬“西学中源”说.指出：“梅文鼎曾作订补一卷,其说曰：‘浑盖之器,以盖天之法代浑天之用,其制见于《元史》扎玛鲁鼎所用仪器中.窃疑为《周髀》遗术,流入西方.’”[75]
上述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对西方科学既有嘉许,也有贬抑.它充分肯定西方的天文历算、机械制造、农业水利,但又宣扬“西学中源”说,并视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为“异闻”,持半信半疑,甚至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既表明了清朝官方舍“理”求“器”,“节取其技能”的态度,也反映了清朝统治者以自我为中心,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认识停留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对世界局势的变化茫然无知.当时清朝政府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76]
正因为如此,当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清朝政府根本不了解他们出访的背景和目的,误认为是“化外之裔”前来朝贡.清朝统治者不愿正视已经来到中华帝国门口的日益强大的英国,更不可能派人到“蛮夷之邦”去对这个“化外之裔”进行考察.此后,中国因对世界的无知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综上所述,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清王朝,其对外政策基本上是闭关自守,用封闭主义来隔绝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联络.乾嘉时期,清廷继续前代的保守政策,而且为了抵御日益嚣张的西方扩张势力,采取了更加防范警戒的态度.清廷先后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的谈判要求,制定了一系列的防范外夷章程,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教措施,订立了治罪专条和《管理西洋堂事务章程》,加强了对在华传教士的管理,严格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此同时,清廷继续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让他们执掌钦天监,充当宫廷画家,御用技师,建造圆明园内的西洋楼和喷泉,绘制新的中国地图.传教士及其科学技术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御用玩艺.清朝官方对西教与西学有着明确的区分,总的看法是：“西学所长在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77] “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78] 但是,他们又宣扬“西学中源”说,并视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为“异闻”.这反映了他们的天朝心态,以自我为中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兴趣,没有主动认识其他国家的热情.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历史是无情的.正当乾隆、嘉庆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时,西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几十年之后,便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