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平故事只要故事就行

鲁迅生平故事只要故事就行
鲁迅生平故事
只要故事就行

鲁迅生平故事只要故事就行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