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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训：玩人丧德
布服
中国有多得数不清的圣人贤哲,于是便有了数不清的圣训格言,“玩物丧志”是其中常被人挂在嘴边上的一句,小时候被长辈教育,长大后教育小辈,我们听得最多、用得最多的是这句话.其出处是《尚书·旅獒》篇：“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知为什么,“玩人丧德”却很少被提及,可称“被遗忘的古训”.
因年代久远,转辗变易,《尚书》的许多文字诘屈聱牙、晦涩难明,但这两句话不会产生太多的歧义,意思简单明了：把人作为玩物会丧失礼义廉耻,沉溺于身外之物会丧失抱负志向.
“玩物”是种爱好,许多爱好还值得提倡,它可以丰富生活,提高品位,培养情趣,陶冶性情.爱好成瘾是嗜好,嗜好成癖顶多算是病态,有害也只伤及自身.现代社会尊重个人的权利,包括个人的爱好选择,如果本人乐意,哪怕他就是喜欢噬痂逐臭,别人也干涉不得.而对待病人,不仅不应歧视,还应理解、同情甚至予以帮助,即使得的是艾滋病.所以,只要别去觊觎他人的“宝物”而寝食无味、机关算尽、巧取豪夺、谋财害命,“玩物”说不上是恶习、恶性,犯不着去指责非难,更不该赶尽杀绝.
“玩人”则不同.“玩”人者,大多是在某一方面处于强势（有钱有权）,被“玩”者一定是他人,身处弱势,身不由己,出卖肉体也好,出卖灵魂也罢,虽然被“玩”者表面上看起来自觉自愿,自轻自贱,但那也只是以身饲虎,没有出路的选择.“玩人”之法,五花八门,从肉体到精神,轻则戏弄、侮辱,重则夺人性命.“玩人”伤天害理,一无可取之处.
“玩物”能玩出文化,从物质的饮食烹调,到精神的琴棋书画,中间夹杂古玩器物,草木虫鱼,无物不可玩,无玩不入流,其中不少还可升堂入室,归入国学、精粹之类.明代的徐霞客“问奇于名山大川”,玩遍大江南北,一部游记给中国的山水增色；南宋宰相贾似道玩蟋蟀玩出了一部《促织经》,虽于国事无补,但也多少有利于昆虫学的发展.
那么“玩人”能玩出文化来吗?中国人聪明盖世,俊秀辈出,几千年世代传承,青胜于蓝,“玩人”文化自然也不同凡响,卓然傲世,如小脚文化、辫子文化、太监文化、厚黑学、罗织经、拍马术,等等等等,在世界文化之林绽放出诡异不群的奇葩.
比如“玩”女人.在家玩妻玩妾玩丫头,上蒸下奸带扒灰,在外玩妓玩娼玩淑女,道姑梵尼加相公（是男的）.位至帝王之尊则有嫔妃如云,宫女无数,“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杜牧《阿房宫赋》）.舞有《霓裳羽衣曲》,歌有《玉树后庭花》.细腰捧心、环肥燕瘦尚不过瘾,于是有了中国性变态的极致——“小脚”文化.
“足恋”和“鞋恋”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人解不脱的“情结”,曹植、陶潜、谢灵运、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等人都有歌足、咏鞋的诗赋,如“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李白《越女诗》）之类.“缠足”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大约起自南唐,据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李后主有个宠妃,名叫窅娘,窈窕纤丽,能歌善舞,李煜命作高六尺的金莲台,饰以珠宝,令窅娘以帛缠足成新月形,穿上素袜舞于莲台,回旋有凌云之态.
此后一千多年,上起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围绕着女人的“三寸金莲”,如蝇逐臭,如蚁附膻,意乱心迷,丑态百出.如明代的唐寅（就是那个因“三笑点秋香”而成香饽饽的江南才子唐伯虎）写过一首《咏纤足俳歌》：“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
从别后,不见她,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传说辽代赵王耶律乙辛诬陷懿德皇后萧氏的《十香词》,全是描写女子体味的,每首描写身体的一个方面（发、乳、颊、颈、舌、口、手、足、阴部、肌肤）,其第八首云：“凤靴抛合缝,罗袜卸轻霜.谁将暖白玉,雕出软钩香.”清人方绚写了专著《香莲品藻》,将小脚分为“三贵”（肥、软、秀）,“五式”（莲瓣、新月、和弓、竹萌、菱角）,“九品”,十八种.无聊、无趣以致无耻到了这等地步.
在中国“金莲”史上导演了最壮观一幕的是明末的张献忠,此獠占据四川后,偶感疟疾,祈祷许愿说：如果痊愈,将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天神.周围的人听得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此愿果然灵验,张献忠病好,便叫手下四处搜捕妇女,跺下小脚,堆成两座小山峰,精心挑选出最小的、品相俱佳的一只放在顶上,连他自己的妾也因金莲尺寸达标而遭难.
玩人文化的高层次是玩政治、玩权术.九百多年前（1084年）,宋代的司马光历时十九年,完成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七十万字的《资治通鉴》,总结了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前403－959年）的历史经验.2200多年以前,战国时代的韩非（约前280－233年）,著述五十余篇,十余万言,条分缕析,在理论上集其大成,以“人性恶”为其理论的基石,认为人与人（包括父子、夫妻、君臣等）之间只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把人臣行奸概括为“八术”,即“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八奸》）,得出结论说：“乱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显贤”（《八经》）,没有人可以信赖：“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传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传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备内》）.韩非将人主用术概括为“七术”、“六微”、“八说”、“八经”之多,如“七术”包括：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是等（《内储说上》）.韩非思想的精髓为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所谓“阳儒阴法”或“儒表法里”,说白了就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说来也觉荒诞,给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大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文化人,殚思极虑,功莫大焉,按说“肉食者”应该对之宠幸有加才是,但事实却不尽然.
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比喻为附在统治阶级之“皮”上的“毛”,他在心底鄙视知识分子,只是嘴上说得有时刻薄、有时客气.当年孔子游说列国,在郑地与弟子们走失离散,有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找到孔子后据实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当年的形象正是中国知识群体的写照,累累若丧家之狗,四处觅食,摇尾乞怜,如果有人扔块骨头,便自相残杀而争食,侥幸有人收留,则甘作玩物、死而后已,虽然偶尔冒出个把铁骨铮铮的硬汉,既无关大局,自身也难以逃脱“凄凄惨惨戚戚”的下场…….
秦王赢政读过韩非的著作,欣赏其理论和才智,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以战争相威胁,将他弄到身边,但丞相李斯唯恐韩非受到重用,竟不顾同门之谊（二人均师从荀子）,进谗言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叫赢政杀掉他以绝后患,赢政开始以为有理,便命令杀掉韩非,李斯立刻给韩非送去毒药,逼他自尽,韩非请求面见赢政,李斯不允.赢政转念一想,此举甚为不妥,“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系列破坏文化之举,与李斯之流的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有很大的关系.李斯后来在与太监赵高的争斗中一败涂地,被夷灭三族、腰斩咸阳,实在也是罪有应得.
太监文化虽非中国独创、独有,但在中国却蔚成奇观,因篇幅所限姑不深论,此处只说十世纪时,在广州一带有个史称“南汉”的刘氏小朝廷,这刘氏一家有点邪门,专门任用宦官,其他人一概不信,传到刘鋹,更是走火入魔,“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龚澄枢、陈延寿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因此专门设立“蚕室”（即阉割手术室）,阉工多达百人.有才华谋略可用者,僧道可与交谈者,连状元、进士均不能免,都要先进“蚕室”挨上一刀,然后才能仰沐皇恩浩荡.南汉的势力范围不过六州之地,人口约有百万,而宦官却近二万人,他们占据大小官职,甚至加封三公三师,成名副其实的“太监王朝”.
到上个世纪,玩人文化发展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管它什么党派、团体、个人,亲朋、同志、战友,地不论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贵贱,阴谋阳谋,翻云复雨,人头与运动齐飞,鲜血共墙壁一色,伦理尽丧,人性泯灭.幸运如我辈者,每念及能苟全而活命,无不举手加额,自叹侥幸.
孔子看到陪葬使用的木俑,痛心疾首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齐文王上》）孔子心宅仁厚,说出这种咒人的狠话,可见他对“玩人”者深恶痛绝.2500多年后的今天,喜爱甚至钻研“玩人文化”的,仍大有人在!

玩枪丧命 很明显，枪容易走火的~

玩者丧心

实在找不到。只能自己创造一个了。

古训：玩人丧德
布服
中国有多得数不清的圣人贤哲，于是便有了数不清的圣训格言，“玩物丧志”是其中常被人挂在嘴边上的一句，小时候被长辈教育，长大后教育小辈，我们听得最多、用得最多的是这句话。其出处是《尚书·旅獒》篇：“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知为什么，“玩人丧德”却很少被提及，可称“被遗忘的古训”。
因年代久远，转辗变易，《尚书》的许多文字诘屈聱牙、晦涩难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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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训：玩人丧德
布服
中国有多得数不清的圣人贤哲，于是便有了数不清的圣训格言，“玩物丧志”是其中常被人挂在嘴边上的一句，小时候被长辈教育，长大后教育小辈，我们听得最多、用得最多的是这句话。其出处是《尚书·旅獒》篇：“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知为什么，“玩人丧德”却很少被提及，可称“被遗忘的古训”。
因年代久远，转辗变易，《尚书》的许多文字诘屈聱牙、晦涩难明，但这两句话不会产生太多的歧义，意思简单明了：把人作为玩物会丧失礼义廉耻，沉溺于身外之物会丧失抱负志向。
“玩物”是种爱好，许多爱好还值得提倡，它可以丰富生活，提高品位，培养情趣，陶冶性情。爱好成瘾是嗜好，嗜好成癖顶多算是病态，有害也只伤及自身。现代社会尊重个人的权利，包括个人的爱好选择，如果本人乐意，哪怕他就是喜欢噬痂逐臭，别人也干涉不得。而对待病人，不仅不应歧视，还应理解、同情甚至予以帮助，即使得的是艾滋病。所以，只要别去觊觎他人的“宝物”而寝食无味、机关算尽、巧取豪夺、谋财害命，“玩物”说不上是恶习、恶性，犯不着去指责非难，更不该赶尽杀绝。
“玩人”则不同。“玩”人者，大多是在某一方面处于强势（有钱有权），被“玩”者一定是他人，身处弱势，身不由己，出卖肉体也好，出卖灵魂也罢，虽然被“玩”者表面上看起来自觉自愿，自轻自贱，但那也只是以身饲虎，没有出路的选择。“玩人”之法，五花八门，从肉体到精神，轻则戏弄、侮辱，重则夺人性命。“玩人”伤天害理，一无可取之处。
“玩物”能玩出文化，从物质的饮食烹调，到精神的琴棋书画，中间夹杂古玩器物，草木虫鱼，无物不可玩，无玩不入流，其中不少还可升堂入室，归入国学、精粹之类。明代的徐霞客“问奇于名山大川”，玩遍大江南北，一部游记给中国的山水增色；南宋宰相贾似道玩蟋蟀玩出了一部《促织经》，虽于国事无补，但也多少有利于昆虫学的发展。
那么“玩人”能玩出文化来吗？中国人聪明盖世，俊秀辈出，几千年世代传承，青胜于蓝，“玩人”文化自然也不同凡响，卓然傲世，如小脚文化、辫子文化、太监文化、厚黑学、罗织经、拍马术，等等等等，在世界文化之林绽放出诡异不群的奇葩。
比如“玩”女人。在家玩妻玩妾玩丫头，上蒸下奸带扒灰，在外玩妓玩娼玩淑女，道姑梵尼加相公（是男的）。位至帝王之尊则有嫔妃如云，宫女无数，“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杜牧《阿房宫赋》）。舞有《霓裳羽衣曲》，歌有《玉树后庭花》。细腰捧心、环肥燕瘦尚不过瘾，于是有了中国性变态的极致——“小脚”文化。
“足恋”和“鞋恋”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人解不脱的“情结”，曹植、陶潜、谢灵运、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等人都有歌足、咏鞋的诗赋，如“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李白《越女诗》）之类。“缠足”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大约起自南唐，据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李后主有个宠妃，名叫窅娘，窈窕纤丽，能歌善舞，李煜命作高六尺的金莲台，饰以珠宝，令窅娘以帛缠足成新月形，穿上素袜舞于莲台，回旋有凌云之态。
此后一千多年，上起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围绕着女人的“三寸金莲”，如蝇逐臭，如蚁附膻，意乱心迷，丑态百出。如明代的唐寅（就是那个因“三笑点秋香”而成香饽饽的江南才子唐伯虎）写过一首《咏纤足俳歌》：“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
从别后，不见她，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传说辽代赵王耶律乙辛诬陷懿德皇后萧氏的《十香词》，全是描写女子体味的，每首描写身体的一个方面（发、乳、颊、颈、舌、口、手、足、阴部、肌肤），其第八首云：“凤靴抛合缝，罗袜卸轻霜。谁将暖白玉，雕出软钩香。”清人方绚写了专著《香莲品藻》，将小脚分为“三贵”（肥、软、秀），“五式”（莲瓣、新月、和弓、竹萌、菱角），“九品”，十八种。无聊、无趣以致无耻到了这等地步。
在中国“金莲”史上导演了最壮观一幕的是明末的张献忠，此獠占据四川后，偶感疟疾，祈祷许愿说：如果痊愈，将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天神。周围的人听得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此愿果然灵验，张献忠病好，便叫手下四处搜捕妇女，跺下小脚，堆成两座小山峰，精心挑选出最小的、品相俱佳的一只放在顶上，连他自己的妾也因金莲尺寸达标而遭难。
玩人文化的高层次是玩政治、玩权术。九百多年前（1084年），宋代的司马光历时十九年，完成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七十万字的《资治通鉴》，总结了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前403－959年）的历史经验。2200多年以前，战国时代的韩非（约前280－233年），著述五十余篇，十余万言，条分缕析，在理论上集其大成，以“人性恶”为其理论的基石，认为人与人（包括父子、夫妻、君臣等）之间只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把人臣行奸概括为“八术”，即“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八奸》），得出结论说：“乱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显贤”（《八经》），没有人可以信赖：“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传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传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备内》）。韩非将人主用术概括为“七术”、“六微”、“八说”、“八经”之多，如“七术”包括：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是等（《内储说上》）。韩非思想的精髓为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所谓“阳儒阴法”或“儒表法里”，说白了就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说来也觉荒诞，给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大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文化人，殚思极虑，功莫大焉，按说“肉食者”应该对之宠幸有加才是，但事实却不尽然。
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比喻为附在统治阶级之“皮”上的“毛”，他在心底鄙视知识分子，只是嘴上说得有时刻薄、有时客气。当年孔子游说列国，在郑地与弟子们走失离散，有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找到孔子后据实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当年的形象正是中国知识群体的写照，累累若丧家之狗，四处觅食，摇尾乞怜，如果有人扔块骨头，便自相残杀而争食，侥幸有人收留，则甘作玩物、死而后已，虽然偶尔冒出个把铁骨铮铮的硬汉，既无关大局，自身也难以逃脱“凄凄惨惨戚戚”的下场……。
秦王赢政读过韩非的著作，欣赏其理论和才智，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以战争相威胁，将他弄到身边，但丞相李斯唯恐韩非受到重用，竟不顾同门之谊（二人均师从荀子），进谗言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叫赢政杀掉他以绝后患，赢政开始以为有理，便命令杀掉韩非，李斯立刻给韩非送去毒药，逼他自尽，韩非请求面见赢政，李斯不允。赢政转念一想，此举甚为不妥，“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系列破坏文化之举，与李斯之流的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有很大的关系。李斯后来在与太监赵高的争斗中一败涂地，被夷灭三族、腰斩咸阳，实在也是罪有应得。
太监文化虽非中国独创、独有，但在中国却蔚成奇观，因篇幅所限姑不深论，此处只说十世纪时，在广州一带有个史称“南汉”的刘氏小朝廷，这刘氏一家有点邪门，专门任用宦官，其他人一概不信，传到刘鋹，更是走火入魔，“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龚澄枢、陈延寿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因此专门设立“蚕室”（即阉割手术室），阉工多达百人。有才华谋略可用者，僧道可与交谈者，连状元、进士均不能免，都要先进“蚕室”挨上一刀，然后才能仰沐皇恩浩荡。南汉的势力范围不过六州之地，人口约有百万，而宦官却近二万人，他们占据大小官职，甚至加封三公三师，成名副其实的“太监王朝”。
到上个世纪，玩人文化发展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管它什么党派、团体、个人，亲朋、同志、战友，地不论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贵贱，阴谋阳谋，翻云复雨，人头与运动齐飞，鲜血共墙壁一色，伦理尽丧，人性泯灭。幸运如我辈者，每念及能苟全而活命，无不举手加额，自叹侥幸。
孔子看到陪葬使用的木俑，痛心疾首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齐文王上》）孔子心宅仁厚，说出这种咒人的狠话，可见他对“玩人”者深恶痛绝。2500多年后的今天，喜爱甚至钻研“玩人文化”的，仍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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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人丧德

玩物丧志”这句话大家也许比较熟悉，而这句话最初在前面还有一句“玩人丧德”，它们出自古代的经典著作《尚书》。大约三千多年前，周武王消灭商纣王之后，威德广被四海。西方有蛮夷之邦进贡了一头獒犬，高四尺有余，能晓解人意，威猛而善于和人搏斗，与当时中原之犬大不相同。当时任太保的召公奭，担心武王会因喜好此犬而荒废政事，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名曰《旅獒》，告戒武王不要“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这篇文章就记载于《尚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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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物丧志”这句话大家也许比较熟悉，而这句话最初在前面还有一句“玩人丧德”，它们出自古代的经典著作《尚书》。大约三千多年前，周武王消灭商纣王之后，威德广被四海。西方有蛮夷之邦进贡了一头獒犬，高四尺有余，能晓解人意，威猛而善于和人搏斗，与当时中原之犬大不相同。当时任太保的召公奭，担心武王会因喜好此犬而荒废政事，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名曰《旅獒》，告戒武王不要“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这篇文章就记载于《尚书·周书》。这里说的玩人，就是不尊重他人的人格，随意狎侮与戏弄他人。玩物，就是沉溺于所喜好的事物之中，乃至于不能自拔。召公奭认为，有盛德的君主，是不会狎侮他人的人格的。如果你狎侮了君子，君子就不会为你的事业尽其心志；如果你狎侮了小人，小人就不会为你的事业尽其劳力。喜好玩人的君主，上失君子之心，下失小人之力，他的统治地位也就很难维系了。至于玩物，君主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花费在自己所喜好的事物之上，哪里还有心思过问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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