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皇上名和鼎盛时期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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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大盛世王朝
中国历史上的五大盛世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过几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史称“盛世”,例如西汉“文景之治”发展到汉武帝而极盛,唐代“贞观之治”而至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称盛与清代“康雍乾盛世”,还有鲜为人知的“战国盛世”.其中,人们多以“盛世”命名的为“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
五大盛世,皆承前代大乱之后,在新兴王朝上升时期推进至极盛.西汉在秦朝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多年“休养生息”后才达到全盛.唐代开元盛世,是在隋末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明,削平群雄,驱逐元朝统治者出长城,一统天下,经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终於开创了一代繁盛的局面即“永宣之治”.自神宗万历中期,乱象环生,经熹宗至崇祯,终酿成大乱,至清军入关前,已持续乱了约半个世纪.清入主中原,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清朝就是在明末大乱的基础上再建一代王朝.又经过近70年,终由大乱转为大治.战国时期有些特殊,咋看起来,七国并立呈混乱状态,实际上是经过春秋“礼崩乐坏”、长期兼并而形成的政治新格局,各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最后由秦实现统一,始达大治顶峰.
各个盛世都具有共同特徵：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视为“乱世”,然而也表明,旧制度行将崩溃,新制度正在产生.进入战国时期,相继有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至中后期,秦国、韩国、齐国、赵国、燕国也都因变法而强大起来,尤其商鞅在秦国变法更为彻底,结果秦国比其他六国更强大.尽管各国变法程度不同,但最终都完成或基本完成社会制度变革,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
远在西周时实行诸侯分封,经过春秋时的相互兼并,到战国时只剩下七国.这与此后的国家分裂有本质区别.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还不能算作真正的统一,只是尊夏、商、周天子为中心的宗族联盟,因而不能以“分裂”给战国定性.由春秋“万国”变为战国时的“七国”,是一次重大的进步；由七国最终变为秦国一国,秦始皇建大一统中央集权,乃春秋战国历史继续发展的结果.
秦兼并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制,统由中央即皇帝一人专制,首次将春秋以来倡导的“大一统”理论变为现实.自此以后,统一与分裂,不能不成为判断社会发展遵循的原则之一.当然不能说凡统一就绝对正确,凡分裂皆属罪过.当一代王朝末期已经腐败透顶,生产力的发展被严重阻碍甚至严重倒退,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如农民起义“分裂”了它的统一,就成为必要,应当肯定,或者说“是一件好事”,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农民起义之积极作用的肯定正说明了这一点.但分裂之后迟早要重归统一,正所谓“分久必合”.此乃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之所以肯定“大一统”,是因为它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於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於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对“大一统”的实现程度,就成为认定盛世的重要条件.西汉文帝（前179——前157年）、景帝（前156——前 141年）至武帝（前140——前87年）,是开疆拓土的时期.向北,击败匈奴,战争持续半个世纪,将匈奴驱逐至漠北以远.原先由匈奴占据的漠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皆收入汉之版图；向西即玉门关以西、新疆南部,汉时称西域,被臣服而成为汉的疆土；向东,击败卫氏朝鲜,将其统治的部分辽东地区归入汉朝管辖；向南、西南、东南开拓,即今之广东、云南、浙江、福建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汉的一部分.主要是在武帝时期,建立了远胜秦朝的“大一统”.
唐至盛所建“大一统”,是继汉之后又一次扩大,历史多“汉唐”并称.唐,在西北击败突厥,设安西都护府；在东北,彻底击败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远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以辖东北地区.开元极盛,疆域之广远超西汉.
汉唐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是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明永乐、宣德之时,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行土司制,归中央管辖.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以北,东至苦兀（即库页岛）,广设卫所,在黑龙江特林置奴儿干都司,以辖各卫所.周边的国家,如安南、暹罗、朝鲜等都是明的属国.永宣之后,长城以北和西北又为蒙古控制,与明时战时和,几与明相始终,明的疆域又有所缩小.论疆域之广大,统一之扩大,居汉唐之上者,除元朝外,唯有清康雍乾盛世可比.雍正帝声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此言尚早,实际上,至乾隆二十四年才最终平定西部准噶尔,青海、新疆南北、西藏地区才完全置於中央统辖之下.西部疆域达巴尔喀什湖以东,北部为漠南漠北,行盟旗制；西南已改土归流,行千余年的土司制被废除.在东北达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至台湾岛以东；最南至南沙群岛,皆隶版图之内.置行省,命官驻军,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当时已有50多个民族共存於一个政权之下.清康乾发展了“大一统”,而且突破了历代“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观念,自康熙起放弃修长城,这就破除了2000年来的隔阂,使得“中外一家”成为现实,这直接为现代中国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现在中国版图比清康乾盛世时小了四分之一,比那时有较大倒退）.
每代盛世,都在“大一统”的条件下,实现了长治久安,生产稳步发展,粮食足用,国库充实.汉武帝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又安,府库充实.” 唐开元、天宝年间,每家都有数年的粮食储备,“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明永、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清康熙时,国家储备更充足,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一周,至於地区性蠲免钱粮每年都有.总计康熙朝蠲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国家鼎盛,储备雄厚,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又三次普免全国漕粮1000万石左右.国库存银最高近8000万两,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即使打仗,军用浩繁,国库存银少则二三千万两,多则六千万两.
经济领域各部门,如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等,各代盛世都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繁荣.商业城市大量涌现,突出反映了经济繁荣.汉武帝时,有长安、洛阳、宛、成都、临淄等大商业城市；唐开元年间,都城长安已是国际性大都市,扬州、广州是外贸、内贸繁荣的商业大都市；明永宣之际,除了北京、南京,主要是江南地区城镇伴随商业发达而兴起,原已发达的苏州、扬州、广州、佛山等更加繁荣；沿运河两岸兴起一批城镇.清康乾之际,其城镇之多,远超过明代.即使边疆地区城镇,北有恰克图,南有广州、佛山；西有巴裏坤至伊犁,以及南疆的喀什诸城,东有盛京（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瑷珲等大小城镇,都在开发过程中兴起.
除战国时受历史局限,不能开通对外关系,汉、唐、明的盛世,都是中国向外开放的最好历史时期.汉通西域而与中亚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丝绸之路就是那时开通的.盛唐的经济、文化向外开放,向西亚,远至阿拉伯诸国；南亚诸国,以及近邻日本、朝鲜等国都与唐关系甚密,都城长安成为亚洲政治、贸易中心.明永乐时派遣庞大船队,由郑和率领,首航南海,远至非洲海岸,前后七次远航.在对外开放方面,康乾盛世远不如汉唐明三代,清朝几度实行海禁,后虽开放四个口岸,都很严格；乾隆时,又将四个口岸减为只剩广州一个；严格限制西方商人活动,不准与中国人接触,禁止设教堂传教.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提出通商等要求都被清高宗严拒.18世纪,正当西方殖民主义四处扩张、并转向东方时,清朝仍严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五大盛世,在文化与学术方面,各独树一帜,都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
战国时的学术与文化,真正展现了盛世景象.自春秋以来,各种学派纷纷出现,逐渐形成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争鸣的景象.胸怀专门知识的 “士”,自由探讨对自然界、对人世间及人的思维方式的新认识,自由表达学术见解,提出一系列治国谋略和济世方案.他们或招收学生传授学说,或到各国传播思想,或整理典籍,潜心著述.各国国君广招天下贤士,形成“养士”风气.齐宣王招学者千余人,聚都城稷门外,自由讲学,形成“稷下学派”.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等贵族皆以“养士”而闻名.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都很开放、繁荣.春秋至战国的文化与学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泉,对后世影响很大,并一直延续至今.
汉武帝时,对文化的建树,在於实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自此,儒家学说为历代奉行,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影响中国二千多年.武帝尊儒,是经过西汉初年行黄老思想,再屡经辩驳、论证而实行的,其中包含了对数百年思想论战的全面总结,开创了儒家思想统治的时代.另一个开创,当属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史学,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新体例,并成为积历代26史之第一部.西汉在文学上的独创,是继屈原“骚体”（《楚辞》）之后,创作了赋体文学——“汉赋”.其次是乐府诗词,为五言诗,亦属首创的新体诗.这些都已成为后世文学创作赖以汲取营养的源泉.
盛唐文化,堪与春秋战国文化相提并论.唐诗,乃中国一绝,李白、杜甫、白居易,至今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诗人.现存全唐诗5万首左右,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散文,也是此时发展起来的新文体.传奇文学独具特色,绘画、雕塑等各有独创.还有音乐、舞蹈,流传至今,余音萦绕,舞姿不绝.盛唐文化璀璨绚丽,影响深远.
明永宣文化虽远不如盛唐,亦并非无所建树.《永乐大典》,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的系统整理.这部巨制类书,集中了各层次学者2100多名,历时3年而成.明成祖还组织学者编篡《明太祖实录》、《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天下郡县志》、《列女传》等史地、论理纲常、阐扬儒家思想的书约30多种.
康乾时期的文化,发端于顺治时修《明史》,康熙时,著手整理前代典籍,篡修历史与阐扬理学之书,已初具规模,以《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为代表,所修不下数十种.经雍正至乾隆前期,掀起整理古籍的热潮.高宗以国家进入“全盛”而转向“文治”,大兴“礼乐”,其目的正如他借用宋代大儒张载的话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宗以此为宗旨,组织各方面专业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编篡与整理历代文献典籍的活动.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主持并参与整理典籍、亲撰部分书,不下百余种.但最大成就当属编篡《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成立专门机构,向全国徵集图书,进行筛选、鉴别、校勘、编篡,历10年之功,於乾隆四十六年编成.参加人员共4200多人,包括一批优秀学者、鸿儒.国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巨,创历史记录.这部巨型丛书,收书3500多种,7.9万卷.另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和存目之书,共计1 万多种；选精品书,编成《四库全书荟要》,收入464种.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才全部刊出.这场大规模学术文化活动,持续了20年.《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问世,对清代及清以前历代典籍做了全面的整理与总结,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然而,为编篡这部书,也销毁了不少为清所禁之书,因文字触及禁忌而大兴“文字狱”,是盛世下的黑暗.
编篡《四库全书》,直接促进了“乾嘉学派”的形成,以考据著称,创立的治学方法和已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涌现的众多考据大师,皆可一提.康乾时期文学艺术异彩纷呈,《红楼梦》,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亦於此时诞生.涌现了《长生殿》、《桃花扇》等戏剧代表作.诗歌被当代文学家誉为唐宋之后“又一奇峰突起”.高宗一生写诗4万首,写诗之多,为古今第一人,虽艺术成就不算高,却也不乏佳作.清朝词作以满族纳兰性德为代表,自成一派词风.散文、绘画、书法,亦有所建树.
历史表明,每一代盛世出现前,必有伟人,为盛世领航.他们都具有非凡才能,博大胸怀,勇於进取的气魄,坚韧不拔的精神；超凡脱俗,与众不同.战国时期,那些改革家、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属於站在时代潮头的人.西汉文、景两帝为政,史家誉为“文景之治”.武帝利用先辈的丰富遗产,将西汉推向极盛.唐太宗雄才大略,开创一代“贞观之治”.武则天承前启后,以超群的勇气和胆识,为“开元盛世”铺平了道路.明太祖、成祖父子勇於创业,为永宣盛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圣祖为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在位61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开疆拓土.世宗继续推进,高宗乘父祖之余烈,再把盛世推至顶峰,康雍乾盛世是三代人连续奋斗的成果.
一代盛世的出现,往往需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如果难以为继,即将出现的盛世就要被扼杀於摇篮中.例如,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长达280年的分裂局面,励精图治,勤俭治国,国库充盈.岂料后继者杨广（隋炀帝）,昏庸无道,穷奢极欲,只十多年,不仅将可能出现的另一个盛世摧残殆尽,而且连前人的基业也一同葬送掉.明万历初,张居正勇於改革,国势大振.岂料张居正一死,神宗反其道而行之,形势急转直下,将明朝引向衰亡.史家论明亡,实亡于神宗.
五个盛世达到的程度各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后来者居上.比如,古代中国疆域有时扩大,有时缩小,但总的趋势是扩大.秦的疆域要大於殷商和周,汉的疆域比秦时扩大,盛唐疆域又进一步扩大.若以清康乾盛世时的版图为标准中国概念,历史上的中华国家曾被分裂成四块：大陆、台湾、蒙古、及俄占北方领土.实现国家统一,是将来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复兴后不得不面对的又一新课题.解决这一课题虽然还很遥远,但“分久必合”却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