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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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家的来源
日本民族是一个很怪异的民族,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但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它.了解的只是日本的侵略历史,以及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日本的民族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的内核武士道,中国人又了解多少?一提武士道,大家的头脑里马上就影现出一个身穿和服,面目冷酷,挥舞着日本弯刀的武士形象.一提武士道,大家就马上联想到血腥和屠杀,不寒而栗.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士道,真正的武士道又是什么呢?
　　武土道,顾名思义,就是武士阶 级的道德规范.武士阶 级是日本古代很早就有的一个特定的阶级,其人员构成并非只是打打杀杀的武士,主要却是知识分子.其性质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士”阶层.“士”在我国古代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鼎盛于战国时期,著名的战国四君子都号称“养士三千”.最有影响的士人就是荆柯了,但荆柯更象是知识分子,并非身怀绝技的武侠.日本的“武士”也是一样,大多是知识分子.
　　但古代的知识分子与今天的知识分子要求是不同的.儒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通五经贯六艺”,其中的“六艺”指的是六种技能,包括驾车射箭等等.因此,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也并非只文不武,文武双全者不在少数.日本的“武士”,大多也是能文能武的,琴棋书画样样来得.
　　写到这里,有人不禁会问：你的意思,莫非日本“武士”的祖宗就是中国古代的“士”?——聪明!但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士”的门派多着呢.战国诸子有多少家,“士”的门派就有多少家.其中最大的两家,一是儒家,一是墨家.而日本“武士”的祖宗,再重复一遍,就是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墨翟姓墨,长得却不黑,他出生于当时的“士”阶层,算是体面人家了.但他本人又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墨子初学于儒术,后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和老师公开唱对台戏.墨子的思想,可以概括成二十个字——“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尚力”,“节用”,“节葬”,“非乐”.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非常严格（有点象黑社会,呵呵!）这些人吃苦耐劳,勤于实验,作战勇敢,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那么,墨家的传人又为何东渡日本,把根扎在这个蛮荒岛国呢?
　　日本国的创立,始于什么时候?公认的说法,是徐福东渡之后.徐福何许人也?秦始皇的特派员也.秦始皇怕死,派徐福东渡瀛洲访求长生不老之药方.徐福本人是一个“方士”,典型的道家学派,与墨家何干?莫急,容山人慢慢道来.
　　秦始皇南征北伐统一天下后,又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最后就是统一思想.秦始皇靠法家思想打下了江山,宰相李斯也是法家的人,法家自然也就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思想流派却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和墨家.怎么办?拉拢,拉拢不成就取缔.“焚书坑儒”的故事,大家都晓得,我就不罗嗦了.我只谈墨家.
　　目前流行一种网络游戏,叫《轩辕剑》,其中有一段的背景故事就是讲述墨家的.墨家被秦始皇迫害,剿杀殆尽,最后被一个年轻的女弟子用“机关术”拯救了.这故事肯定是虚构的,但却给我一个启示,即惨遭剿杀的墨家是被一种“机关术”拯救的.（列位不要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关术”呢?
　　话又要扯到徐福身上了.徐福,刚才说了,是道家学派的人.因为道家不管凡间的事,所以秦始皇也就不拿它说事.不但不为难它,而且还挺喜欢它.秦始皇不是追求长生不老么,而道家的方士们一直也在探求长生不老之术.于是一拍即合,秦始皇出钱,道家出力,到海外寻访神仙长生不老的药方.徐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上特派员的.
　　徐福曾经三次东渡日本,《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载述了两次.一次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 齐人徐市等上书 , 言海中有三神山 , 名曰蓬莱 、 方丈 、 瀛洲 , 仙人居之 . 请得斋戒 , 与童男女求之 . 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 , 入海求仙人 .”徐市即徐福.其结果“ 船交海中 ,皆以风为解 , 曰未能至望见之 .” 意思是遇上了台风,船毁大半,神仙也没有见着.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 ,“ 于是臣再拜问曰 ： 宜何资以献 ? 海神曰 ：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 , 即得之矣 . 秦皇帝大说 , 遣振男女三千 , 资之五 谷种种百工而行 . 徐福得平原广泽 , 止王不来 .”徐福打着海神的幌子从秦始皇那里骗来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随船来到了日本,瞅准了这块世外桃源,再也没有回去了.
　　从史载的资料来看,徐福出海寻仙求药实在象是一个阴谋（该叫阳谋,呵呵!）.主意是他出的,出海的船队是他率领的,每次出海都借故向秦始皇要这要那,最后黄鹤一去不复返,不是阴谋是什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冒险这样做呢,幕后的主使又是谁呢?
　　当今日本,上自天皇下至百姓,都把徐福当成了自己的祖宗.徐福不过是一个臭道士,何德何能?徐福的身边,一定有高人辅佐.这路高人,不是别人,就是墨家的正宗传人.墨家的传人被秦始皇迫害剿杀,穷途末路,求助于徐福等道士.这帮道士素来和墨家关系不错,而徐福本人也是齐国人,和墨家的传人是老乡.朋友加老乡,落难时岂能不救?于是两帮人合谋,共同策划了东渡日本为秦始皇访仙求药的阴谋.事成后徐福南面称王,众人皆称臣.
　　徐福等人向秦始皇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莱 、方丈 、瀛洲 ,仙人居之 .请得斋戒 ,与童男女求之 .”秦始皇果然中计,大喜,“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 ,入海求仙人”.徐福得了秦始皇信任,将墨家的传人及其家属弟子混杂在数千童男女中携带出海,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徐福史载两度出海,从秦始皇那里骗来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统统迁移到了日本.而当时的日本土著人还处在原始状态,对拥有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徐福等人奉若神灵.徐福和他的数千移民成了岛国当之无愧的统治阶级.而墨家的传人也履行承诺,把徐福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宝座.——“天皇”一词本是中国道教的用语.
　　现在的日本,把徐福供奉为“神武天皇”.徐福实乃是日本天皇第一人.但是,徐福终究不过是一个道士,耍嘴皮子行,安邦治国则是外行.国家肇始的一切要务基本上都由墨家的传人担当,徐福本人也乐得其成.墨家思想本来就影响深远,号称“显学”；其骨子里是世俗功利的,因此深得人心.徐福虽贵为“天皇”,但只是充当了一个傀儡而已；就象晁盖,被宋江架空,连精神领袖也算不上了.
　　但天皇制的统治体制却在这个岛国保留至今,成了日本一成不变的“国体”.墨家的传人为什么要维护天皇制?为什么不把墨家之术名正言顺地立为国策,而要打出“武士道”的招牌来取而代之?
　　至今史学界有一个悬案,就是战国时期盛极一时,和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一到汉代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有人可能会说是被秦始皇斩尽杀绝了,但同样是遭此厄运的儒家,为什么种子连绵不绝呢?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同时“废黜百家”,是否也采用了“焚书坑儒”式的极端手段,历史典籍并无记载.百家中的道家不但没有被废黜掉,相反还堂而皇之地发展成了宗教.说墨家最终毁于汉武帝之手,恐怕也是无稽之谈.那么,墨家的传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逃了.在秦始皇的残酷剿杀下,墨家的传人远远地逃了.徐福东渡提供了逃跑的千载良机,而当时日本还是蛮荒之地,又远隔重洋,秦始皇的势力还延伸不到那里.在东逃和西窜中,墨家的传人选择了前者.在徐福的掩护下,一行人登上了渤海边拥挤的海船,船头指向遥远而未知的国度,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徐福作为东渡的移民的领袖,其地位与功劳完全相称.墨家的传人心悦诚服地把他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宝座,成了他手下的将军和门客.日本岛国的第一代领导层就此确立了.又经过几代人的完善和发展,以天皇为国家最高权力象征,以幕府将军为首席执行官的统治格局正式形成了.这种统治格局差不多延续了两千年,直到明治维新时才被打破.
　　同儒家一样,墨家也是强调忠君爱国的.墨家“十论”中有“尚贤”“尚同”的主张,“尚贤”即尊尚贤人,“尚同”即主张在“尚贤”的前提下统一天下.徐福是有名望的道士,又能扶危济困,是墨家的救命恩人,自然称得上贤人.把徐福这样的贤人扶上“天皇至尊”的宝座,悉心辅佐,一个统一的国家才会形成.因此,墨家的传人尽管掌控着国家实际的权力,但始终都维护天皇的至尊地位.日本的天皇两千年来从未被颠覆过,一直世袭至今,不能不说是人世间的一大奇迹.
　　墨家的传人尽管东渡日本,但墨家思想的残余在中国民间暗流涌动,催生出一批伟大的历史人物.诸葛亮就是其中的典型.诸葛亮来自于民间,这条卧龙被刘备请出山后,创造出一系列的丰功伟绩.诸葛亮博通古今,非命尚力,一生克勤克俭.其发明制作的木牛流马,儒家知识分子为之瞠目.诸葛亮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这一点和墨子有着惊人的相似.其平民宰相的形象塑造,又与墨家的“兼爱”主张不谋而合.其后半生把持着蜀国的军政大权,却始终效命于“扶不起的阿斗”,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唯有墨家精神,才能造就这样的千古名相.
　　文革以后,有人说周恩来的骨子里是墨家思想,当时我极不理解,难道四人帮批“孔”批错了对象?而今天,我明白了.
　　和儒家不同,墨道两家都迷信鬼神,鼓吹鬼神之说.徐福作为方仙道士出海寻访神仙求取长生不老之药,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证明道家是迷信鬼神的.而墨家的“十论”中更有“明鬼”一说,宣称天地间有“赏贤罚暴”的鬼神,天下人都要信奉它,不可胡作非为.墨家的传人既已尊奉徐福为“天皇”,两派的思想也就开始走向合流.两派思想的共通点被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从此以后鬼神当道,历经两千年的风雨而不改.直到今天,日本的首相小泉还公然宣扬日本是“神的国家”.
　　徐福是否就是“神武天皇”,日本的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论.但在民间徐福则早就被敬奉为神,成了日本的黄帝或炎帝.徐福被奉为丰收神、农耕神、纺织神、医药神、冶炼神、渔业神、造船神、水利神、殖产神等世代祭祀,2000多年从未间断.徐福给日本岛带来了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功劳大大的,但徐福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方仙道士.徐福会农耕吗?会纺织吗?会冶炼吗?会打渔吗?会造船吗?会水利吗?会养殖吗?如果什么都会,那就真成了神仙了.
　　徐福的身边,必有实践能力极强的高人.有人会说：徐福几次出海,不是带了千童和百工吗?我说,千童是真,百工是假.《史记》记载徐福只是最后一次出海才向秦始皇提出“百工”之事.而我们知道,墨家的传人受墨子影响,几乎个个都是能工巧匠.墨子本人就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高超的生产工艺技能.据说他亲手制作的“木鸢”,可以在天上飞三天三夜不掉下来.墨家的传人,继承了祖师爷这一优良传统,人人实践,个个动手.徐福最后一次出海带的不是什么“百工”,而是伪装成百工的墨家的传人也.
　　当今世界,数日本的制造业最发达.日本人在制造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对世人来说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谜.现在,这个谜底找到了.日本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武士道,而武士道又与墨家精神一脉相传.墨家精神特别强调实践能力,武士道自然也就强调实践能力.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是个勤于动手的民族,鼓励发明创造.日本的制造业所以能雄冠全球,与它深厚的文化背景是离不开的.
　　反观中国,自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后,能工巧匠就成了“末技者流”.孔老夫子只提倡读书做学问,“学而优则仕”.有个学生向农家学种菜,孔老夫子知道后,严厉地斥责了这个学生,说种菜是“小人”做的事,“君子不为也”.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也是极度鄙视手工艺者,污蔑他们是“背本而趋末”；天下一有事,则“殴民而归之农”.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还在固步自封,把西方的现代技术说成是“淫巧小技”,拒绝学习和接受.以致于后来的洋务运动进行得异常艰难,比日本人早起步,却远远地落在日本后头.
　　直到今天,我们的技术工人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人都不顾代价地送子女上大学,读出来后好当干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干部的待遇也是出奇地好,一个坐办公室的科员的工资收入几倍于一线的技术工人.
　　我在批评儒家思想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儒家思想总体上的高明.秦始皇从政治上统一了天下,而儒家则是从思想上统一了天下.没有比儒家更合情合理的了,它在意识形态上延续几千年的统治就是充分的证明.但我要说,儒家思想只适应封建社会,而不适应工业化革命后的近现代社会.封建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农业经济占主导,人与土地的关联度极高.当土地不产粮食,或土地的所有者过分地集中,社会就会动荡,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王朝的更迭.历次的农民起义,不都是打出“分田地”的口号吗?
　　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大的物质财富.封建统治阶级文攻武伐,开疆拓野,十有八九都是冲着土地来的.光有土地,没有人种还不行,于是人口又成了最重要的财富之一.一些穷兵黩武的封建君王在掠夺土地的同时,也掠夺人口,实现土地人口双丰收.处在奴隶社会中的蒙古贵族不在乎人口,只在乎牛羊,于是在征服异族的过程中见物就抢,见人就杀.伏尸千万,血流成河.从这个角度看,封建社会的确比奴隶社会要进步得多,“仁慈”得多.
　　儒家大肆渲染这种“仁慈”,把人口的财富价值标出了天价,以至于“亚圣”孟子说出了“民为贵,君为轻”这样的昏话.但财富终究是财富,败家子历朝历代层出不穷.视民如草芥,是这些败家子们的常态.结果人口总是不见增长,生得快死得也快.天子“雷霆之怒”时,多少个人头都会落下.当天灾降临,土地不产粮食时,人口就空前贬值.于是饿殍满地,哀鸿遍野.一些“仁慈”的儒家官员冒死上表以闻,君王从酒色中抬起头来：“奈何不食肉糜?”到天国吃肉糜去吧,如果你能有幸幻为君王.
　　墨家提出“明鬼”之说,让我等唯物论者笑掉大牙.但儒家也不是好哥哥.孔老夫子虽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不等于他老人家就“唯物”.孔老夫子是不敬鬼神的,但是敬奉祖宗,动不动就拿三皇五帝来说事,以为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因为敬奉祖宗,孔老夫子以身作则,“述而不作”,一部《论语》还是徒子徒孙帮忙给编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孔老夫子的影响下,一个个“是古非今”,唯祖宗马首是瞻,缺乏自信心与创造力.封建最高统治者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后,也给予积极的配合,死后不是称“宗”就是称“祖”.由敬奉祖宗衍生出了“孝道”,对国君尽忠,对父母尽孝,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内容.敬奉祖宗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每年搞祭祀活动,履行“孝道”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厚葬”.
　　儒家的孝道观源于周代.周人受远古祖先崇拜的影响,在宗教观上表现为尊祖,在伦理观上表现为孝祖,在丧葬观上表现为厚葬.儒家特别主张厚葬.“亚圣”孟子虽然一向标榜“安贫乐道”,但在葬母这件事上却毫不含糊,用上等木材制作精美的棺椁,连他的门生都认为过于奢侈.在孟子看来,厚葬“非直为观美也”,而是为了讲礼尽孝.孟子以后,厚葬被冠以礼、孝的美名,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丧葬风俗.
　　厚葬风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财富和人力的巨大浪费.秦始皇一生完成了三大建筑工程——长城,阿房宫和他的规模空前的陵墓.陵墓的修建时间长达37年,用工最多时达70余万人.整个陵墓犹如一座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各种稀世珍宝应有尽有.秦始皇生前享用不尽的财富都带进土里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腐烂成泥.而早在秦始皇之前,各诸侯国的国君在丧葬方面也是讲尽排场的,盗他们的墓等于老天要你发“土”财（非洋财也.）.秦始皇之后,那就更不用说了,历朝历代的“祖宗”们恨不得把整个皇宫都搬到地底下,——“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大量的财富和人力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古埃及王朝就是因为修建金字塔造成国力衰竭,最后被异族灭亡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本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他却因此亡了国.当西方世界的工业化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时,东方的满清政府正忙着修圆明园呢.修到快要完工时,竟被英法两个强盗一把火给烧了.大火烧了三个月,烧毁了东方文明,也烧毁了满清政府的狂妄与自尊.而同样是东方的日本,却悄然崛起.
　　和儒家针锋相对,墨家提出了“节葬”的主张,认为“厚葬”、“久丧”会弄得“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不利于发家致富.为了使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也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墨家提出一套薄葬、短丧的办法,简化了殡葬礼仪,维护了日常生产.墨家反对一切不必要的奢侈浪费,又提出了“节用”的主张.主张用财必须用了有利,有利于民,反对贵族“亏夺民衣食之财”的奢侈享乐.
　　受墨家思想的影响,日本没有“厚葬”的习俗.日本没有巍峨的金字塔,也没有气势磅礴的始皇陵.早在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就开始火葬了.据《续日本书记》记载,公元8世纪初,持统太上天皇和文武天皇亲身垂范,在飞鸟冈举行火化大葬,自此,火葬的风气在日本民间广泛地推开.而中国,除了吃斋念佛的和尚,火葬作为移风易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只在解放后才在民间逐步推行.而火葬,我们知道,总比土葬要节约得多的.
　　今天的日本人,总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就是“小气”.日本的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家,连办公室里的一张空白纸都要节省,“小气”起来简直赛过老葛郎台.但奇怪的是日本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企业家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小气”,并且拿它来教导后生.后生们竟也言听计从,一代比一代“小气”.哪像我们中国,一个卖杂货的个体小老板,一晚上在歌舞厅潇洒一千块不在乎.知识分子也有豪放的传统,“千金散尽还复来”.政府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要是突然变得“小气”了,满城的酒楼歌舞厅都得关门.
　　日本人的“小气”,分析起来,是源自墨家的“节用”主张的.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早已在日本人的头脑里扎下了深根.日本人虽然富甲天下,但能保持千百年流传的勤俭作风不变,确实是一个奇迹.而我们中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哥哥.吃喝嫖赌争先恐后,官商勾结饱中私囊.“劳动致富”几乎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为富不仁”成了金科玉律.奢侈腐化的心理根源是因为钱来得太快,权力的过分集中又造成了财富的过分集中.于是千百个石崇从神州大地上涌现出来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被这帮小子窃夺了.
　　大学读书时,看了一部日本电影,片名叫《日本沉没》.是一部科幻类的灾难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持续不断的地震和火山爆发侵袭下,日本列岛徐徐沉没了.日本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口表现出了异常的沉着镇静,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尊敬.影片虽是科幻片,但制作精良,特技效果并不输给美国好来坞的大片.影片所表现的内容在中国人看来绝对是杞人忧天,但却集中地反映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被民族优越感的外衣包裹着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日本民族的忧患意识来源于墨家的“非命”主张.所谓“非命”,就是否定天命,主张事在人为；这和儒家“乐天知命”的思想恰好是相反的.否定了天命,实质上也就否定了老天爷的庇佑,人类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就显得孤立无援.因此,“非命”的必然结果就是带来忧患意识.而这种意识,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是很少见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几乎个个都是“乐天派”.唐代诗人白居易还专门给自己取字叫“乐天”,借名字向世人表明这一点.“乐天知命”的好处就是性情豁达,凡事都想得开；坏处就是逆来顺受,缺乏主观能动性.
　　和“非命”相对应的就是“尚力”.“尚力”就是崇尚人力,既然老天爷拯救不了人类,人类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墨家主张“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墨家自食其力的主张与儒家“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孰优孰劣暂且不论,墨家重视人类自身能力,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却是值得高度赞许的.只有充分重视人类自身能力,才能挖掘人类主观潜能,才能创造“人定胜天”的奇迹.而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又能使人的认识与实践结合得更紧,避免理论与实际脱离.日本民族今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与其一贯“尚力”有莫大的关系.
　　墨家“尚力”,儒家则“尚德”.孔圣人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骥（千里马）的价值不在于日行千里的“力”,而在于性情善良听从驱使的“德”.亚圣孟子则从王道出发,区别了“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否定了前者,肯定了后者.在二位圣人的倡导下,儒家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忽视力量的培养,推崇仁德,轻视勇力、智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举一例说,中国封建时代文人和武人长期处于分野与对立,文靠德才,武靠勇力,“文死谏,武死战”,军事统帅常常是文盲,国家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薄弱等等.直到今天,学校的教育中,“德智体美劳”,德仍然放在第一位.
　　公元645年,也就是中国的唐朝初期,日本国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以中臣镰足为首的一群赴唐留学生,回国后联络皇族势力,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权臣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也众叛亲离,被迫自焚身亡.大贵族苏我氏的统治就此结束了.分析这一事件的实质,就是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中臣镰足等赴唐留学生把大唐帝国的儒家文化引入日本,与本土的墨家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暂时占据了上锋,日本国由此步入了大化改新的时代.
　　有关大化改新的内容和意义,历史书上有,我就不重复了.但如果以为儒家思想从此占据了正统地位,像西汉的“独尊儒术”那样,则又是大错特错的.日本国接受的主要是大唐帝国的法律和制度,而儒家思想中只有和墨家相通的地方,才得到了很好的吸收和继承.例如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和墨家有相通之处,所以被借鉴和吸收了；而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以及由此而来的科举制度,则在日本没有多大市场.科举制度曾经试行过一段时间,终因水土不服而取消了.
　　赴大唐帝国学习的日本人,除了留学生,还有许多僧人.僧人带来的佛教对墨家思想的冲击才是致命的.从表面看,佛教和墨家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普渡众生”；墨家讲“非攻”,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佛教很快就被日本人所接受,在日本落地生根,成了日本国千年不变的国教.但是,佛教的骨子里却是极其残忍的.佛教将世界的主宰者分为佛和魔,佛和魔是死对头,势不两立.《西游记》中孙悟空杀了几个人,唐僧马上念紧箍咒；孙悟空将魔头活捉,将小妖杀个精光,还一把火烧了洞府,唐僧则满面春风,得意得很.可见佛对人虽客气,对魔则是向来毫不留情,一定要斩尽杀绝而后快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造出“佛”来,又到哪里去找“魔”呢?
　　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在发动侵略战争以前,都要将对手妖魔化.只有将对手妖魔化,士兵们在战场上杀起人来才会不眨眼睛.而在佛教盛行的日本,尤其如此.唐高宗时日本与中国争夺朝鲜,吃了败仗,从此就将中国视为对手.而将中国这个对手妖魔化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兵在中国会那么残忍了,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压根就不是人,而是妖魔,因此要杀光,抢光,烧光.日本人对中国的“三光”政策从明朝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登峰造极.日本天皇就是唐僧,瞅着自己的弟子这么能干,于是整日笑眯眯的,心里像喝了蜜一般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