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环保的政治小论文

有关环保的政治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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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环保的政治小论文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