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情况下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很好再加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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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情况下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很好再加100分

在金融危机情况下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很好再加100分
马克思主义当下对于西方金融危机来说,最重要的是《资本论》及国家宏观经济控制.
最近一段时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已成为畅销书.据报道,2008年该书在柏林的销售量是去年的3倍、1990年的100倍.《资本论》的重新走红也给了我们深刻启示.对于这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我们是不是了解的也很不够呢?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又有多少人读过或是翻阅过这部巨著呢?
《资本论》重获人们青睐,正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揭示.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说：“总的来说,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是不错的.”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说：“长久以前,马克思就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转之道.”罗马教皇也对主张无神论的马克思说了些好话,赞扬马克思有“绝佳的分析技巧”.英国的《每日镜报》更是直言不讳,“资本主义就好象一场没有裁判的足球比赛,充斥着腐败与黑幕交易,欺骗球迷”.
因此,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重新怀疑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而《资本论》所作的精彩描述,不仅让他们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且给他们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爆发周期性的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私有化基础之上的分散决策运行体制.当分散决策所产生的错误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整个社会必然爆发经济危机.正是意识到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声呼吁,必须建立劳动者主导的社会体制,克服资本主义的深层缺陷.
在中国,谈论《资本论》的人比看过《资本论》的人多.很多人都是通过别人的转述,才了解了《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的部分内容.而一些看过《资本论》的人,往往根据既定的价值取向,从《资本论》中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这样做有时也不免会断章取义.《资本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个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社会发展指南.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人瞧不起这部经典著作的意义,认为《资本论》所作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还有人从列宁的经典论述中,看到了《资本论》的极端化色彩,认为这部经典著作只是革命的宣言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
在中国的各大高校,也很少有开设关于《资本论》的课程或是深入讲解相关内容的讲座.青年学生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不是流于某种教条式的概念化,就是陷入某种空泛的极端化,以至于有的学生甚至青年教师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十分浅薄,有的竟认为,“中国就应该实行资本主义”.这些人如果能够读一读《资本论》,恐怕就不会对资本主义那么钟情了吧.
事实上,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时候,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鞭辟入里的分析,提醒那些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的人,必须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的生产方式.但是,马克思在论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如此地小心谨慎,以至于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生产方式任何细节的设计,都附带了许许多多的基本假定条件.可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的实践者没有看到这些假定条件,他们只是粗线条地理解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主义,从而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不应有的错误.
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并已经波及到发展中国家.重新研究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不仅仅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更好地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把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也应该重新研究《资本论》,从而发现资本主义的经济秘密.
关于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国内政策的着眼点问题.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着眼点,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对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正确认识问题.只有正确的认识,才能设计和采取正确的对策.对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和实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还需要观察.但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不仅金融危机本身正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扩散和蔓延,而且对其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发生和扩大.其实,在美国和其他一些相关国家,是金融危机与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或明或暗地交织在一起的.面对这场金融危机和可能演变成的全面经济危机,我们必须以维护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我们首先要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尽可能少地受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拖累.即是说,我们的着力点要致力于自防和自救,而不是用中国极为有限的财力,用中国人民来之不易的一点血汗钱,慷慨大方地去挽救西方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财力和实力,比我国要雄厚得多.他们自己在拥金自惜,却要算计别人、拖人下水.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与会者认为,我们必须始终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我们应当从理论上追问：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显然,求助于新自由主义、采用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或回归凯恩斯主义,来反思和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是我们正确观察、分析和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破解由此引起的各种经济社会难题的理论法宝.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在对我们进行一次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它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观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同时也是一副清醒剂.它使人们看到：“美国不是什么都好”,资本主义世界不是人间天堂；资本主义以周期性（无论是七八年一次的短周期,还是五六十年一次的长周期）发生的经济危机,表明了其生命力的枯竭和衰落；它宣告了一些人将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民主”神化为“人类普世价值”的破产.其实,只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抗性矛盾的历史出路；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新形态,才是我们防范和克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消极影响根本保证.

这个问题很形式，现在我们是否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口号和内容来说，其性质或实质差异是很大的！如果以口号来说，只要天天喊“马克思主义”似乎就是坚持似乎很勉强；如以内容来讲，离“马克思主义”似乎很遥远的！这一切就看你个人是站在那个立场上来定了：以口头，它是对的；以内容，它是绝对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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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形式，现在我们是否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口号和内容来说，其性质或实质差异是很大的！如果以口号来说，只要天天喊“马克思主义”似乎就是坚持似乎很勉强；如以内容来讲，离“马克思主义”似乎很遥远的！这一切就看你个人是站在那个立场上来定了：以口头，它是对的；以内容，它是绝对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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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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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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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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