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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人如何爱国
一、要继承“五四”以来爱国的新传统
爱国,自古以来被视为中华民族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道德.在中国诗史上,自屈原树立典范之后,爱国精神代代承传.每当国家战乱、民族危亡之际,诗人忧国忧民之作,悲壮沉雄,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杜甫、陆游、辛弃疾、文天祥、元好问、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乃至黄遵宪、邱逢甲、谭嗣同、秋瑾等,是爱国诗人中突出的代表.
爱国之情,并非是强加于人的政治号令所能造成的.一个人出生、成长在某一个地方,必然会对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怀有深挚的眷恋,推而广之,对整个国家、民族都怀有这种感情.即使飘泊在异国他乡,或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隶,这种感情也难以改变.钱钟书先生说：“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愈长愈牢”（《宋诗选注?序》）.这是对爱国情怀最精切的譬喻.对祖国的热爱发自肺腑,历久弥坚,凡是有良知的人无不爱国,只是诗人善于用语言艺术即诗歌形式表达出来而已.
然而,对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如果不加分析地盲目继承,很容易陷入思想认识的误区.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大权独揽的帝王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君主,“朕即国家”,忠君便是爱国.帝王无论如何残暴昏庸,臣子最多只能劝谏而不可违抗,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在纲常名教的枷锁下,多少仁人志士成了无辜的牺牲品,血迹斑斑,浸透史册.屈原沉身于汩罗江,杜甫因疏救房琯被贬,流离贫困而卒,岳飞屈死于风波亭,力主北伐的陆游、辛弃疾终生被投闲置散,谭嗣同殉戊戌政变之难,秋瑾被害于轩亭口,无一人不是悲剧性命运.迎合“圣意”的权奸虽留下千古骂名,生前却安享高官厚禄,如李林甫、杨国忠、蔡京、高俅、秦桧、贾似道、严嵩、阮大铖、和珅等,不胜例举.历代统治者驱臣民如犬羊,视人命如草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不反躬自省,承担祸国殃民的罪责.知识人士与民众的拳拳爱国之心被统治者所利用,“爱国主义”成为一种愚民、役民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维护与巩固万世一系的皇权.青年散文家王开岭说：“一旦‘人民’、‘祖国’仅仅被为一个政治（政党）权力‘虎符’而不再是一个理性和文化范畴的语汇来滥使,那么独裁专制的灾难和斗争霍乱就会接踵而至,‘人民’、‘祖国’这些硕大的词就会沦作‘刀俎’‘砧板’之用.从法兰西大革命晚期到纳粹德国、苏联及旧中国,都流行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癫狂”（《激动的舌头》,第19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1月版）.借爱国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悲惨事例,古今中外实在是太多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现代思想,人们从睡梦中觉醒过来,“爱国”一词从此有了崭新的含义.知识分子中的诗人,虽然与古代士大夫同样怀有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抱负,但已扬弃了愚忠愚孝的思想糟粕,热爱的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人、为整体的祖国,而不是效忠于群临四海的一姓一家.诗人为亿万人民在战争、动乱中的深重灾难而悲哀哭泣,以诗笔抨击独夫民贼,讽刺、指斥社会中存在的假恶丑现象,希图力挽颓风,重建文明,这一忧患意识正是爱国精神的体现.而诗中的怨愤情绪、抗争心态,已冲破传统诗教“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束缚,与反封建、反专制的观念密切相关.试观民国时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期间的大量诗篇,其爱国思想的主旨与古典诗词迥然有别.如果说当代诗人需要继承传统,在思想方面,便应该着重继承“五四”以后形成的、以民主与科学救国救民的新传统,而不是帝王时代的诗歌中爱国与忠君混杂不分的旧传统,这是笔者要辨明的第一点.
二、反封建、倡民主是时代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无庸讳言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极左政策,对知识分子造成了莫大的伤害.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反右派”再到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频繁的政治运动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改造成无思想、无个性的驯服工具,含冤而死者不计其数,一大批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被毁灭,民族道德全面堕落.封建主义则沉渣泛起,“三忠于、四无限”的声浪喧嚣一时,“五四”以来的民主观念被涤荡无余.整个国家、民族成了领袖一人的化身,充耳惟闻“东方红”式的颂歌,诗人卑微已极,噤若寒蝉,诗词的命脉衰微已极.“文革”十年,“爱国主义”完全成为“爱领袖”的同义词,其专制程度,远远超过了“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封建时代.
到拨乱反正后的改革开放时期,经过多次思想解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带来了物质繁荣,但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制约着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糟粕,积淀在民族意识心理之中,产生了强大的惯性,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至今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并且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文化结构,仍有许多不可避免又难以消除的观念和弊端,它的积淀和阴影,依然深刻地存在于人们心理中.实际上,在没有真正、完全的人民民主,没有完全实现人民主权的情况下,法律并不能抵御、避免或消除封建意识的特权专制主义政治观,义务本位的法律观,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以及人民群众顺从观等.这些已成为我国推进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现代法治化进程的障碍”（江仁宝《人民主权是政治文明的精髓》,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在文艺界,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影视屏幕上公然出现大量宣扬、美化封建王朝的历史剧,自秦始皇到清末宣统帝上下两千年几乎无一遗漏,其中清宫戏尤多,“吾皇万岁”、“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这种充满皇权意识的影视剧毒害着亿万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子的心灵,不知国家文化宣传主管部门为何熟视无睹,难道这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学者对此多有严正的批评（参看欧远方《封建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载《学术界》2001年第3期；石英《清皇朝“情结” 探源》,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4期,本文限于篇幅,不能遍引）,但影视剧制作者我行我素,“好戏”连台；老百姓对“圣主清官”津津乐道,这是当前一种极为愚昧可悲的文化现象.
在十六大会议上,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时发表演说,第一句话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即确立人民的主权,使政府成为真正代表民意和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依法行政.“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捍卫者,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忠实地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维护人民利益的权利,而绝无任何凌驾人民主权之上的自由,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如果人民祈求‘父母官’‘为民作主’,‘在庇天下’,只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倒退和现代法治化的悲哀”（江仁宝：《人民主权是政治文明的精髓》,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复如著名学者李慎之所言：“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全球价值,是建立在不分人种、民族的普遍人性基础上的.”“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徒权、居住权、隐私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了各国宪法,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约,凡是联合国会员国的政府都有义务遵守.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归趋与共同要求.”“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的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认认真真地进行公民教育,既是大刀阔斧地也是一点一滴地剔除中国人灵魂里的专制主义毒素,使中国的民主逐步健全起来,正规起来,再在大体上实现了民主,亦即人民已取得了基本自由的条件下,完成完全的法治”（何家栋：《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8期）.
以上的大段引述,足见学术界对以民主抵制并消灭封建主义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已有清醒深刻的认识.我国已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再不可能闭关锁国,惟有加速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市场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方能走上世界文明之路,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诗词界不是一再强调诗人要“适应时代”、“与时俱进”吗?民主正是时代潮流,是检验诗人思想观念能否更新的尺度.如果只是口头上高喊诗词要“反映时代精神”,骨子里仍是封建主义,这种人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必将被时代洪涛所淘汰.
知识分子是国家民族的精英,在国民科学文化素养普遍低下的情况下,负有开启民智、疗救人心、引导社会前进的重大责任.知识分子中的诗人,理宜以诗歌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呼唤民主,振奋民魂,这才是新时代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诗人应该有面向世界的博大胸襟,主动汲取外来的优秀文化,融贯中西,创作出站在时代高度的艺术精品.以上为笔者要阐明的观点之二.
三、坚持真理才是真正的爱国
封建时代包括诗人在内的知识分子自幼即受儒家教育,如前文所论,爱国情结与忠群意识往往凝成一体,为统治者所利用,酿成无数次悲剧.但若对此现象作进一步的分析,便会发现古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至死而不悔,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坚强的人生信念.李洁非在《“面向工农兵”的权和用》一文中说：“儒家伦理表面上缺乏判逆性,但经它塑造出来的知识分子人格却有一种非常古怪的固执性,对儒家遵奉的‘道’的执着甚至高于和超过了对君的‘忠’,或者简直是,一个正统儒士越是忠君就越不遗余力、极其刻板以他所谓的‘道’来行事,哪怕冒犯龙颜也在所不顾,为毛泽东所注意过的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典型.除了这种令人烦恼的‘愚忠’外,儒家还鼓励一种更不利的精神,就是当他们认为政治不合‘对贤之道’时,应当采取不合作主义.……儒士虽系‘体制内’知识分子,却仍要标榜‘特立独行’精神,千百年来以此为傲者不在少数”（《上海文学》2003年8月号）.文中提到的“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既指圣贤的思想、学说,又指道德、伦理,更指宇宙 之间永恒不变的事理或规律,类似于西方所说的真理.而“特立独行”,便是洁身自好,保持独立的人格,宁可隐逸山林,穷困终身,也不与统治者合作,严光、陶渊明、谢皋羽、王夫之等都是典型人物.古代知识分子或以身殉道,或孤芳傲世,都不会赢得统治者的欢心.这种信念和精神,虽蒙“迂腐顽固”之讥,却是传统文化中值得珍惜的因素,至今仍对知识分子产生深刻的影响.
无独有偶,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颇有相通之处.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的爱.”“请相信,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巴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王开岭评论道：“只有这种建立在‘批判’意义上的爱——才是一种长远和永恒的爱,不功利不自私的爱,真正精神与灵魂意义上忘我的深爱”（《激动的舌头》,第19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儒家对“道”的信奉与“对真理的爱”类似,所缺乏者是抗争的心态、批判的精神,见天下事不可为便消极避世.虽然古人早就明白“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道理,但总是把幻想寄托在帝王身上,希望能辅佐仁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而一代代的专制与暴政,无情地粉碎了这种美梦.“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已经睁眼看世界,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西学,铸造健全的人格：鲁迅毫不留情地批判国民的劣根性；陈寅恪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马寅初面对权威的巨大压力,毫不改变“人口论”的观点；顾准在劫难中对中国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作出清醒的反思,这都是现当代知识分子中真正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伟岸的脊梁.鲁迅、陈寅恪是写旧体诗的名家,作品中蕴含着深沉的爱国情怀,堪为当代诗坛之典范.
而在极左时期,如此爱国是有罪的.“不知道为什么,领导者会连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非常爱国也看不到、不承认,只认为、只看到驯服工具才真最有用,要求知识分子都该做驯服工具.其实真正爱国知识分子的价值,正应在其‘和而不同’、追求真理、不盲目崇拜、不死守教条上”（徐中玉、刘金涛《独立思考、和而不同》,载《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由此可知,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学者坚持真理,诗人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境界,在专制阴影尚未消除的社会环境中是极为艰难的.倘若将爱国主义只当作一面掩饰虚伪和丑恶的旗帜,学者写几篇趋时媚俗的论文,诗人吟几首歌功颂德的词章,则是极为容易的.立国必先立人,这是梁启超、鲁迅等先贤早就阐明的道理,当今诗词界缺少大师,缺少抨击时弊、震憾人心的力作,诗人人格的不健全是主要原因之一.要宏扬爱国主义的传统,以诗歌教化育人,当务之急是结合现实反思历史,确切弄清“爱国”二字的含义.诗人若不率先铲除自身的奴性,恢复人格的尊严,空谈爱国只会贻讥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