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的民族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么?

四、中国的民族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么?
四、中国的民族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么?

四、中国的民族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么?
既然民族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在西方近代才形成的,那么是否至少民族的概念,民族主义的思想是在西方近代形成然后才传向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呢?对此,恐怕有不少人会选择肯定的回答,他们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其中最有力的一点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世界其他地区不论,中国现在所用的“民族”这个词汇本身是因为翻译西方的“nation”一词才固定具备了现在的含义,并且其使用也流行,可见这个概念就是引自西方的. 但正如前面说过的,这种观点本质上是把概念同表示概念的词语混淆起来.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确实并非常用,而且其含义多数情况下也同现在的含义不一致.但这并不表示,在古代,中国就没有其他用以表示民族的概念的词语,恰恰相反,这个词语是有的!那就是“族类”. 彭英明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和郝时远在2004年发表的《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中都对中国古代“族类”一词实际上已经对应现在所谓的“民族”概念这一点做了相当篇幅的论述. “族类”一词最早应该出现《左传》中,“在先秦的文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典于《春秋左传．成公》所记一事:‘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二.史佚之志有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1] 当然,在这里的族类,还未必能看成已经等同于民族概念,如郝时远所说“这里所说‘非吾族也’,是指楚国非周氏宗亲之族.鲁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是为周室大藩.楚之先祖可上溯到黄帝之孙高阳,其曾孙重黎因‘居火正’立有‘能光融天下’之功被命曰祝融,后其弟吴回为祝融,……周成王时受封于楚蛮之地的丹阳.楚之受封与姬、姜嫡系不同,即并非周人的移民” 从这层意思上说,所谓的“非我族类”似乎更强调的还是狭义的血缘上的宗族关系.但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已经隐含着民族概念的萌芽.因为当时楚国之所以被中原诸国说成是“非我族类”,更多的因素还不在于其血统,而是当时其在文化上,认同上,还确实没有与华夏族融合,比如其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类似‘楚虽大,非吾族也’的说法,还见于宋人‘楚夷国也,强而无义’的评价” 一直到到春秋晚期,楚国才在文化上与华夏族真正融合.《中国民族史》中说“春秋中晚叶,楚已经是“夷狄进至于爵”,被诸夏所接受,战国的两个多世纪,楚境民族融合进展非常迅速.居统治地位的楚公族,起源于祝融集团,与夏、周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西周初封于楚蛮,一方面屡次争取周天子提高其地位,并以周封使“蛮夷率服”,同时又以蛮夷的力量与习俗,与周及中原诸夏抗衡,被中原视为蛮夷.楚公族这种在民族结构上的双重性,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直到春秋末才正式被华夏认同.”[2] 如果说左传里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族类”一词理解上还有一定歧义的话,那么在江统《徙戎论》中提到的“族类”,则明明白白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民族”,即便按照最严苛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这里的族类既可以用来指异族（“族类蕃息”）,也可以用来指自己民族（“非我族类”）,显然已经不是单单作为其他民族的贬称（如“夷狄”）,或对自己民族的褒称,而已经是从所有民族的存在中抽象出来的一个中性概念! 而且实际上江统在《徙戎论》不单单是提出了“族类”的概念,而且本身在同一文里给出了划分族类的依据,或者说是定义,“《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 从他给出的定义来看,当时人们对民族这一个概念的认识程度已经达到现在大部分现代学者的水平.并不比中国解放后一直尊奉的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逊色多少,同样不逊色于当代西方人对民族的理解. “以其言语不通”对应的是斯大林定义中的“共同语言”,“贽币不同”对应的是斯大林定义中的“共同经济生活”,“法俗诡异”是指出风俗,对应斯大林定义中的“共同文化”,“种类乖殊”是对应斯大林定义中虽然没有列举出来,但在其他西方民族学家和一般人心目中都比较重要的人种血统因素.“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则对应斯大林定义里的共同地域,“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则对应斯大林定义中的“共同心理素质”,或者说一般的“心理认同”“民族认同”. 可以说在今天那些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所能想到的,所列举出来的民族定义中的各项因素,在江统给出的“族类”划分的依据中都有,尽管这样的列举依然如我在第一部分论述民族本质的时候说的那样有不分主次,过度陈列的问题,但这至少说明中国古人不仅有表示民族概念的词语“族类”,而且对“族类”（民族）内涵的理解水平和当今中国和西方学者完全是一个层次上. 而且这些对不同民族的划分依据并非江统首先提出来的,其实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相当明确了.例如《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背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彭英明对此评论说“这里的蛮夷戎狄之划分,就是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经济和风俗习惯加以区别的.所以正如已故著名史学家李亚农先生所说的,当时的许多人都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不同民族的特点.……早在先秦时代,民族内含的诸主要因素,就已经成为划分不同民族的主要内容了.”[3] 以后历代都继承延续了这样的划分标准,“到了秦汉时期,这一标准更为明确.司马迁写《史记》,为周边少数民族立传,其分类标准也是着眼于地域、经济生活、语言和风俗习惯.”“秦汉以降,直至清代,历代‘族类’划分标准,大多延用先秦及司马迁标准不变,且愈加具体细致.” 不过奇怪的是彭英明对江统《徙戎论》这篇中国古代专门论述民族问题,带有鲜明民族主义味道的文献,却只字不提,或许正是因为觉得江统所说民族划分的依据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什么新鲜和特殊的地方.但我个人觉得对江统对民族理论上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在他之前尽管已经有了对不同民族划分的依据,但似乎很少有“族类”一词与这些划分依据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仅就这一点来说,江统的文章对“族类”概念明确化,含义固定化就有不可否认的贡献. 到了明末的王夫之,对“族类”一词的使用频率已经相当高,仅以我随眼所见,就已经很多了[4],不妨列举如下： “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读通鉴论》卷十二) [5]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夷狄和我们不是一个民族,如果侵略残害我们,那么就算捕获杀掉他们,杀得再多也不损害我们的仁义.但如果他们因为困穷来依附我们,疏远他们防备他们的同时也必须怜悯保全他们的生命,不能够乘机为谋取利益而肆意欺凌、使役、残害他们.汉朝放纵兵吏践踏蹂躏西羌而羌人为祸不断就是教训. “唐无三代牧伯帅长之援,无深仁大计、建民、固本、清族类、拒外侮之谋”[6] 这是王夫之对唐朝的严厉批评了,指责其没有深厚仁义与远大计划,也没有澄清民族,抗拒外侮的谋划,可能是指唐朝过度信任放纵异族将领,导致了安史之乱吧. “是故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土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族类而无忧矣.”[7] 这是王夫之对中国,对汉族的期望,所谓“固族类而无忧”,也即使民族强大坚固,不再被异族摧残侵犯之意. “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竟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8] 同样是王夫之的殷切期望,“族类强植”依旧是希望民族强大挺立之意.“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沴,摈其口口[9],统建维君.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10] 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民族连自己自己的正常生存发展不能保证,外来侵略压迫都不能抵抗,那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仁义云云. 则以上摘引可见,王夫之的族类意识相当清晰明确,现代人所谓的民族观念,所谓民族主义也只不过如此,甚至其深刻程度还有不如. 正如彭英明所说“在我国古代,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一词虽未出现,但‘族’的分类却是很早的.而且,‘族类’划分的标准大体与民族内含一样,基本上具备了‘四大要素’.这一点,似乎比西方早期的民族概念还要深刻.……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使用过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一词,而否定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概念,而应该承认中国古籍中的‘族类’划分及其标准,早已包含了民族的要素.从实质上看,它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族概念.”[11] 但实际彭英明的说法可能还是太过客气与保守了一些.中国古代的“族类”概念不仅仅是西方早期民族概念要深刻,就算比起现代西方那种极端混乱民族概念都明确和深刻得多.其实严格说来,不必论西方早期了,就是西方现在为止,都没有形成一个能自圆其说的民族概念体系,到现在民族领域,严格说来都是混乱成一团乱麻的标签体系,甚至根本不够资格称为什么概念和理论.那中国古代的族类观念与西方的民族观念相类比,不客气的说已经是过于抬举西方了. 事实上,中国古代民族观念的深刻已经不仅仅在于很早就出现了西方近现代才提出的各种标准（经济、文化、地域、心理认同）来对族类进行划分,更在于,除了这种一般性质的民族划分依据的论述之外,还把特别把文化因素提出来,作为最关键的决定民族归属的核心因素进行讨论,而且这种文化决定民族的观点,在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当成主流的观点来接受.反观西方一直到19世纪德国的赫尔德才提出类似的民族观点,而且赫尔德的民族观点长期以来在西方并不占据主流位置. 关于文化对民族的关键作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话“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在这里,孔子高度赞扬管仲的功绩,使人们免于“被发左衽”,可见在孔子看来,服装发型这些文化习俗方面的东西已经是决定民族最核心的因素. 孔子的后继者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也,未闻变于夷者也.”这句话本身包含的意思也是文化的因素可以使夷变为夏,也可以是夏变为夷,而孟子的观点是“用夏变夷”,也即用中国,用华夏的文化去改变影响夷人,使其同化融合于华夏,而不能被夷人的文化所同化. 韩愈《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更明确说明了在中国主流的儒家观念里,民族的决定性因素,核心因素正是文化,孔子作《春秋》的时候,已经是用文化礼仪而非血统地域来作为华夷之辩的关键因素.而唐昭宗乾宁进士程晏的一段话说的更为透彻明白：“（《全唐文》卷八二一程晏《内夷檄》）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12] 这里已经明确毫不含糊也毫无歧义的用文化和心理认同来决定华夷归属了.也即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虽然“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国之民,“反窜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 这一观点已经把决定民族归属的关键核心所在说得清晰透彻无比了,即便我们今天重新来表达这一观点,也不可能超过了.这种观点已经完全摆脱了那种把民族归属捆绑在血缘,地域,国家的民族观念认识的低级阶段. 而到了王夫之的时候则更明确地在民族相关各因素之间之间划分出了层次从属关系,并且最终的一环落实在文化风俗之上,着是对民族概念的认识更趋深刻的表现. “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读通鉴论》卷四)“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 (同上,卷四十)[13] 也即地异推向气异,气异推向习异,而最终习异导致民族的区别,应该王夫之能认识到民族各因素之间并非是并列同等关系,而是有着内在的层次关联,这是很了不起了 从中西方关于民族的概念理论发展情况来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民族概念,以及民族划分的认识就已经是近现代的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以文化作为决定民族的核心因素,这正是民族观念高度成熟的标志,而西方一直到近代乃至到当今,仍旧有相当多人是把血统因素,地域因素,乃至军事组织,政治国家因素作为划分民族的根本依据,而且各种观点互相错杂,纷乱矛盾,概念的含义都难以清晰明白,基本的自圆其说都做不到,遑论其他了. 可笑的是,有些人却因为中国古代民族观念的先进成熟,却反而按照西方近代落后混乱的民族观念体系作为衡量标准,倒过来说中国古代没有民族观念,没有民族主义,或者民族观念不发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笑的颠倒错乱. 比如罗厚立说：“对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种种行为学说恐怕很难冠以民族主义的称谓,然而有意思的是中外均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甚至早到宋代,吕思勉先生曾说‘民族主义,原因受异族的压迫而起,中国自宋以后,受异族的压迫,渐次深了,所以民族主义,亦渐次勃兴.’而美国学者田浩（hoyt C.Tillman）也从陈亮那里读出了‘原始的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其实民族主义毕竟是在一定时段兴起的外来观念,即使界定得再宽松,在西人自己都不怎么讲民族主义时,中国又何来民族主义”[14] 这是一种典型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教条僵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一切惟西方马首是瞻,西方有的才能有,西方没有的中国自然肯定没有.这种思维已经谈不上多大理性的成分,更多的是宗教徒式的盲从与迷信! 其实他所反对的那些中外学者的观点本身就是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僵化教条的束缚而表现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似乎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推到宋代已经如履薄冰,相当大胆冒险了,还把所谓“原始的民族主义”这种可笑的帽子扣在中国古人头上.而实际的真相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宋代的一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相当发达成熟,甚至远比西方近代的所谓民族主义要成熟完备得多,上面引过西晋江统的《徙戎论》也是典型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可以说在西方近代现代出现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在中国古代都能找到对应,而且往往更比西方的更成熟更纯粹.如果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观点和实践不算是民族主义的话,那西方的就更没有资格.如果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是所谓的“原始的民族主义”,那西方的民族主义只能算恐龙民族主义了.幸亏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是在西方近代以前,否则是不是还要把朱元璋提出的驱逐靼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说成是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 但盲从西方的思维方式在一些人心中确实有些根深蒂固,比如许纪霖说的话更有代表性：“在中国的知识界里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臣服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钱穆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因此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15] 这段话就更典型了,先是把西方近代形成那套错乱不堪的民族概念体系奉为圭臬.把血缘、地域这些决定民族的次要因素,从属因素上升到核心本质的高度,然后以此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念,结果发现中国古代最主流的民族观念并不注重血统,甚至地域,而是更注重文化,于是便自鸣得意的认为“中国古代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臣服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真是昏聩已极! 事实上,民族最本质的核心恰恰就是文化,民族发展得越成熟,对民族的认识越深刻,民族的观念越纯粹,就必然越强调民族的文化因素.只有在民族发展和认识的低级阶段,幼稚阶段,才会把其他一些次要因素,间接因素,从属因素比如血缘、地域、政治组织（从一般军事组织到国家）放到重要的位置来判别民族 钱穆说“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本来民族就是作为一个西方舶来的标签,更多和血缘种族等混淆在一. 而在当今,民族这个词汇的含义本身已经越来越回归于中国古代的“族类”概念,而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倾向承认并接受文化在民族中的核心位置,并承认民族概念与国家概念的独立性的时候,许纪霖之类人依旧在梦呓般按照西方过去那种错乱矛盾的民族观念体系来说“中国古代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只能说是愚昧已极,可笑已极! 其实即便退一步说,就算真的是以西方那种低级幼稚阶段的民族观念（也即以血统、地域疆界、军事组织、政治权力为重要判分民族依据）来说,中国古代同样并不缺乏,同样可以找到大量的例子,只不过那种观念,并不占据主流位置而已.而许纪霖等人也都视而不见,选择性失明,这只能说一种宗教徒般盲目与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结果了. 在论述了上面这些内容之后,有一个问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民族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近代还要替换成另外的名词来对应西方相应的概念,为什么还要全盘引入西方这一领域的观念体系呢?我认为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满清统治的恶果.尽管中国古代表示民族概念的“族类”应用已经相当频繁,关于民族的理论也已经相当成熟,直至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还对此进行了大量深刻和全面的论述.但是满清统治之下,任何涉及民族的观点都已经无法正常表达,更不必说流传了.当时强调孔子华夷之辩者,会招来凌迟抄家灭门之祸,甚至批点评论江统《徙戎论》也足够构成杀头的罪行,如王夫之关于族类的观点理论更是长期隐没深山不见天日.在这样的情况,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民族理论实际上被强行截断,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无人敢于过问关心此道.所以到了清末的时候,大部分人对中国固有的“族类”观念和思想已经相当生疏.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会舍弃现在的“族类”一词不用,而反用了本来并无固定含义的“民族”一词的原因之一. 其次也与满清的统治间接有关,在满清统治下,中国文明停滞乃至倒退,而西方文明大踏步前进,科技文化政治等突飞猛进的发生进步.清末之时,满清压迫下的中国已经在众多领域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此大部分知识分子必然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自卑心理,而对西方产生崇拜.因此尽管在民族理论的问题,中国古代实际上远远超前于西方,但在当时普遍崇拜西方的环境氛围下,仍然会被弃置不顾,仍旧全盘照般西方民族观念体系.